我们在第七章已经指出，英语文献中对这些问题的讨论相对晚些，但是其水平相对较高，尽管还不能说这些最初的努力都真正涉及到重要之处。F.M.泰勒和W.C.罗珀（这两个美国人）最先发起这种讨论。他们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英国的H·D·迪金森的分析——直接表明，在假定对所有的相关资料完全知晓的条件下，生产的不同产品的价值和数量可以用某种手段来确定，通过这种手段，理论经济学解释了完全竞争体系中价格的形成和生产的方向。现在，必须承认，如果仅从逻辑上是否矛盾的角度看，这并非不可能的事情。但是通过价格决定方式在逻辑上是否可行，来争论这是否是一种可能的解决办法并没什么效力，这只是表明问题的真正性质还没有被领悟。而必须去做的工作是，尝试着设想，把这种方法应用于实践将意味着什么，以便检验出它的不可实践性和不可能性。很显然，这种解决方法必然建立在一系列方程（正如巴龙的文章所提出的）的基础上。然而，这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这种方程体系的正式结构，而在于求得数量解答所需信息的数量和性质，在于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数量解答所涉及的任务的规模。当然，信息详细到何种程度，计算达到怎样的精确程度以使解答完美无缺，都不是关键，问题在于，这种方法的结果与竞争体制的结果相比，至少相差多远。让我们进一步来看这个问题。
首先，如果中央指导真正地代替工业企业管理者个人的作用，而不是简单地对后者在某些方面的决策权限作出极为荒谬的限制，那么，只进行一般性的指导就不够了，而必须细致指导，几乎说明每分钟应做些什么，并且要对一切事情确实负责。如果无法同时确定已在使用的设备和工具是应该继续使用还是处理掉，以及用何种方式来使用和处理它们，那么，就不可能合理性地确定把多少原料或新设备，分配到哪个企业以及在什么价格（计算意义上说的）水平下，这样做有道理。问题在于，像技术细节、某种（而不是其它的）原材料的贮存，或某种小规模的经济活动等等，都能逐渐地决定企业的成败，所以在任何一个不准备不可救药地浪费的中央计划里，都必须要考虑到这类因素。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将各种机器、工具、建筑物区别对待（它们的用途由各自的磨损、布局等状况而定），而不是将它们当成物质相似的同一类物体。这个要求同样适用于每一批产于不同地区、彼此有所不同的产品。这意味着，如果要在这方面达到竞争体制所保证的经济合理程度，中央计划权威的计算就不得不把现存的生产工具产品的“主体”作为各类产品（有许多不同的单位）的组合。就日常的商品而言，比如供短期消费或生产的半成品或最终产品，很显然，它们的不同类型将会比按技术特征加以归类后我们所能想像的数量高出数倍。两种技术上具有一致性的产品，由于产地不同、包装不同，出厂时间不同，对于大多数有特定目的之情形来说，就不能将它们等同起来。甚至在最低程度地保证有效使用的情形下也是如此。
由于在中央指导型经济中，每个具体计划的管理者彼剥夺了按其意愿用一种商品来代替另一种商品的权力，因此大量的不同单位的情况必然会分别进入计划权威的计算过程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显然数字统计的任务就会远远超过迄今为止所曾做过的这类工作。但是，这还不是全部任务。中央计划权威所需的信息还应包括对每种产品的有关技术性质的全面描绘。这种描绘包括将产品运到其使用效益更大的另一地的费用，以及实际修理或改装的成本，等等。
但是，这又会引出一个甚至更为重要的问题。在解释竞争体制的均衡时，理论上的抽象通常包含了假定某一类特定的技术知识是“给定”的。这当然并非意味着一切最佳的技术知识会在某一个人的头脑中凝聚着，而是指总会有具有各种知识的人，他们要参与某一特定的职业的竞争，总的来说，那些能够适当地使用这些技术知识的人将会在竞争中取得成功。而在中央计划社会中，只有一切知识都能应用到中央权威的计算之中，才有可能从已知的技术方法当中作出最恰当的选择。这就是说，在实践中，这些知识必须要凝聚在一个或至多是很少几个实际制定求解方程者的头脑中。简直无须强调，甚至就那些能被严格地称作时刻都“存在”的知识而言，这种想法也是荒谬的。但是，大量的应用着的知识并没有什么以现成的形式出现的“存在状态”。这些知识大多数存在于思考之中，它们使得单个的管理者一旦面对环境中的新情况就能迅速发现新的解决方法。假定这些问题实际上能够用数学方法求得答案，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再假定，集中于中央权威手中的知识将包括发现任何技术细节改进的能力。
在能够实际制定出合适的生产方法以及计算出生产量之前，还必须掌握第三类资料，即关于不同品种和数量的消费品的重要性的资料。在一个消费者能够随其所好自由地花费收入的社会中，这些资料必定采取所有消费品各种数量的完整清单的形式，这些消费品可以在各种可得到的消费品价格的可能组合条件下购买。这些数据必然会具有基于过去的经验对未来时期进行估计的性质。但是，过去的经验并不能提供所需的全部知识，况且由于消费者的口味时时发生变化，因而各种商品数量的排列也将会处于不断的变化当中。
恐怕明确无疑的事实是：只是资料的收集这一任务就已超越了人类的能力。不过，假如这个中央控制的社会的运行和竞争的社会效率相同，并且象它一样把捜集资料的任务分散化，那么这些资料就会呈现出来，让我们暂时假定统计技术上的困难——大多数计划者轻蔑地提到它——实际上可以克服，但是这也不过只是解决主要问题的第一步，一旦搜集到了资料，还需做出与这些资料有关的具体决策。于是，进行这种必要的数学运算工作量的大小将取决于被确定的未知量的数目。未知量的数目又将和应被生产的产品的数目相等。我们已经懂得，必须将所有最终生产者在不同时间所完成的产品看做是不同的商品，生产者开始生产或继续生产都有既定的时间。到此，我们还说不出这些产品的数目，但是假定在一个相当发达的社会里，产品数量起码要成千上万，这样说并不过分夸张。这就是说，在每一个连续的时点上，每一个决策都将要根据若干差不多的联立微分方程的解来做出，这个任务，用我们目前（1935年）已知的手段，是终身都完成不了的。此外，这些决策不但要连续地制定出来，而且它还要迅速地送到执行这些决策的人手里。
或许会有人说，我们并不需要这样的精确程度，因为我们所讨论的经济体系本身也根本达不到这么精确。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我们显然永远也无法到达由这样的方程系统的求解所描绘的均衡状态，但这并非问题的症结所在。除非没有任何外在的变化，否则我们就不应该指望均衡能够实现。所讨论的有关经济体系的本质问题在于，如果这种计算是可以做到的，它也确实只不过是在某种程度上重视所有那些小的变化和差异，而这些变化和差异在我们所讨论的经济体系中被有意地忽略不计了。因此我们不可能对所有问题的细节做出理性决策；但这些细微的事件累积起来决定着为生产所付出的努力能否得到成功。
任何一个了解这项任务（解方程）工作量之大的人，都恐怕不会郑重其事地提出一个以综合方程体系为基础的计划体系。实际上那些提出这种分析方法的人在自己的头脑中有这样的信念，即从一个已知的状态出发（这种状狈假定为已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人们可以通过试验和改正错误的方法逐渐适应日常所发生的较小变化。但是，这种建议由于两个基本错误而站不住脚。第一，正如我已经多次指出的，我们不允许假定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所引起的相对价值的变化不太重要，因而就不能用先前存在的资本主义价格体系作为一种起点，以企图避免价格体系的全面重新安排。不过，即使我们忽略这个非常重要的异议，也没有什么充足的理由去设想方程求解的任务能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为了明确这不是一种通过竞争能近似地得到解答的方法，我们只要想想在即使只有很少商品的情况下确定价格的难处就够了。如果进一步仔细考虑一下，在这个体系中，不仅要对少数产品，而且要对全部产品，不管是成品还是半成品都要确定价格，那么价格的确定就会象资本主义社会中每日每时都在发生的价格的变动那样频繁和多样。几乎每种个别价格的变化将会引起所需的成百上千种价格的变动，但其他价格的变动大多并不是等比例的，而是受需求弹性的大小、替代的可能性以及生产方法变更的影响。设想当人们注意到上述所有价格的调整的必要性时，这些调整全都由中央权威连续不断的命令来完成，然后再设想每个价格都已确定，并且可以变化，直到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均衡，那么这些设想都肯定是荒谬的想法。虽然不十分现实，但是至少可以想象，在全面了解情况的基础上，我们有可能确定这些价格。但是，在对于经济体系细节部分的观察之基础上进行权威的价格确定，则是在任何环境下部无法理性地完成的任务。任何试图沿着这个方向的企图都会要么陷入前面讨论过的数学求解方程式的危险之中，要么只能完全放弃这种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