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不说有关虚假竞争的讨论已经定局，但至少可以声称，这种计划体制显示出它要进行成功的管理所面临的相当大的障碍，并产主了极大困难，这些困难在我们认为该计划体制甚至会造成与生产资料私人所有的竞争相似的结果之前，就必须要加以克服。人们必定认为，在这些建议的现有形态下，甚至考虑到其非常暂时的和试验性的特点，似乎他们要比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较老式社会主义的建议更少些不切实际的东西。的确（甚至比计划合适的情况下还要确实），所有已经出现的困难都“仅仅”是由于人们想法上的缺陷。但是，虽然这样说使在任何绝对意义上认为这些建议都“不可能”实现的说法变得不合逻辑，可是同样确凿的是，这些阻止人们去实现想往的目标的非常严重的障碍却依然存在，而且看来并没有能够战胜它们的方法。
我们如果不再深入地讨论这些建议所引起的具体的困难，而是想想有这么多认真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年轻社会主义者已经放弃了对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信仰，并将全部信念寄托于即使废除了私有财产仍可望保留竞争这一事实的真正含义，或许会更令人感兴趣。让我们暂且假定这个方法能够非常接近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竞争体制所达到的结果，那么，当人们建议用这种体制来代替过去被认为比任何竞争体制都更优越的中央计划体制，即或多或少在成功地模仿竞争时，是否充分认识到这已经放弃了多少常与社会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希望呢？假如我们重视自己以前的反对意见，哪些优越之处将会继续用来弥补看来必然由下列事实——没有私有财产的竞争将来必定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因此将不得不依靠中央管理机构的任意决策来做出一些决定——引起的效益上的损失呢？
实际上，这个不得不放弃的有关中央计划体制观念的幻想，是非常值得玩味的。寄希望于计划体制比“混乱的”竞争具有更高生产力的人们，已经只好希望社会主义制度或许有与资本主义近乎于相等的生产力。他们本来想象收入分配可能会完全不依据要素提供服务的价格而只需建立在对公正的考虑上、最好是在平均主义的意义上进行分配，但是现在只好希望能够用一部分来自物质生产要素的收入补充来自劳动的收入。事实已经证明，期望取消“工资体制”，期望社会主义化的工业企业的管理者将会按照与追求利润的资本家完全不同的原则行动，都同样是错误的。尽管这里没有机会详尽讨论这一点，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社会主义制度也同样不可能避免危机与失业。一个中央计划体制尽管不能避免甚至可能比资本主义下导致更严重的危机，但它至少有能够使全体成员平等地分担损失这个优点。在发现有必要为纠正失误而降低工资时，它能够通过颁布法令做到这一点，在这方面它比较优越。但是，竞争的社会主义在避免危机和失业方面应该处在比竞争的资本主义更为有利的地位，这并没有什么道理。也许一个明智的货币政策可能减少危机与失业的严重性，但在这方面，竞争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做到的，不见得资本主义也做不到。
当然，与所有这些相反的是，社会主义具有通过工人阶级共享土地和资本收入而可能改善其相对地位的有利条件。这毕竟是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但是，工人阶级相对于资本家而言可能会改变地位，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绝对收入将增加，或者甚至并不意味着他们将保持与以前一样高的收入水平。在收入方面将发生的情况完全取决于一般的生产率降低的程度，这里必须重申的是，在短暂的尝试中全面考虑这种制度是否先进，会引出没有确定性的结论。只有把对这些线索的分析集中应用于现实世界中所发生的现象，才有可能对这里所讨论的现象之重要性作出大致恰当的评价，对于这点，人们的认识将自然会有所不同。但是，即使在关于任何拟建中的体制对国民收入将确实产生怎样的影响的观点上取得一致，仍有更进一步的问题，即当前国民收入的绝对数量或其未来增长率的任何已知的下降，对于实现收入更大平等的道义上的理想是否是过高的代价。在这个问题上，科学争论肯定必须让步于个人的信念。
但是，至少在弄清可选择的目标之前，至少在大致认识到必须为之付出的代价是什么之前，我们不能做出决策。在这个领域，之所以仍然存在如此多的混乱以及人们仍然拒绝承认两个世界中有一个最佳，主要是由于，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几乎想象不出，他们所拥护的体制真正是什么样的，是计划的还是竞争的。当前，对这一代社会主义者来说，有效的战术是把这些问题置于含混之中，同时在需要他们回答打算怎样解决特殊困难时，宣称过去常常与中央计划联系在一起的利益现在都来自于竞争。但是，尚没有人论证计划和竞争如何合理地结合，而只要没有完成这一工作，人们就自然有权利坚持应当将这两种抉择明确分离开来，而且任何拥护社会主义的人必须确定自己所要选择的一种体制，然后再说明他准备怎样克服所选中的体制的固有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