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作品，我已说过，比较精彩的是他的杂感。但是其中有多少篇能成为具有永久价值的讽刺文学，也还是有问题的。所谓讽刺的文学，也要具备一些条件。第一、用意要深刻，文笔要老辣，在这一点上鲁迅是好的。第二、宅心要忠厚，作者虽然尽可愤世嫉俗，但是在心坎里还是一股爱，而不是恨，目的不是在逞一时之快，不在“灭此朝食”似的要打倒别人。在这一点上我很怀疑鲁迅是否有此胸襟。第三、讽刺的对象最好是一般的现象，或共同的缺点，至少不是个人的攻讦，这样才能维持一种客观的态度，而不流为泼妇骂街。鲁迅的杂感里，个人攻讦的成分太多，将来时移势转，人被潮流淘尽，这些杂感还有多少价值，颇是问题。第四、讽刺文虽然没有固定体裁，也要讲究章法，像其他的文章一样，有适当的长度，有起有讫，成为一整体。鲁迅的杂感多属断片性质，似乎是兴到即写，不拘章法，可充报纸杂志的篇幅，未必即能成为良好的文学作品。以上所讲也许是过分的苛责，因为鲁迅自己并未声明他的杂感必是传世之作，不过崇拜鲁迅者颇有人在，似乎不可不提醒他们。
在小说方面，鲁迅只写过若干篇短篇小说，没有长篇的作品，他的顶出名的“阿Q正传”，也算是短篇的。据我看，他的短篇小说最好的是“阿Q正传”，其余的在结构上都不像是短篇小说，好像是一些断片的零星速写，有几篇在文字上和情操上是优美的。单就一部作品而论，“阿Q正传”是很有价值的，写辛亥前后的绍兴地方的一个典型的愚民，在心理的描绘上是很深刻而细腻。但是若说这篇小说是以我们中国的民族性为对象，若说阿Q即是典型的中国人的代表人物，我以为那是夸大其辞，鲁迅自己也未必有此用意。阿Q这个人物，有其时代性，有其地方性。一部作品，在艺术上成功，并不等于是说这个作家即能成为伟大作家。一个伟大作家的作品，必须要有其严肃性，必须要有适当的分量，像“阿Q正传”这样的作品似乎尚嫌不够把它的作者造成一个伟大作家。有一次肖伯纳来到上海，上海的所谓作家们便拥出我们的“伟大作家”鲁迅翁来和他会晤，还照了一张像在杂志上刊出来，一边站着的是一个身材高大须发银白的肖伯纳，一边站着的是身材弱小头发蓬乱的鲁迅，两相对照，实在不称，身量不称作品的数量分量也不称。
在文学的研究方面，鲁迅的唯一值得称道的是他的那本“中国小说使略”，在中国的小说方面他是下过一点研究的功夫的，这一本书恐怕至今还不失为在这方面的好书。我以为，至少这一本书应该提前解禁，准其流通。此外，我看不出他有什么别的贡献。有人说，他译过不少欧洲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我的知识太有限，我尚不敢批评那些所谓“弱小民族”的文学究竟如何。不过我想，鲁迅的翻译是从日文转译的，因此对于各民族的文学未必有适当的了解，并且鲁迅之翻译此类文学其动机可能是出于同情，对被压迫民族的同情，至于其本身的文学价值，他未必十分注意。
五四以来，新文艺的作者很多，而真有成就的并不多，像鲁迅这样的也还不多见。他可以有更可观的成就，可惜他一来死去太早，二来他没有健全的思想基础，以至于被共产党的潮流卷去，失去了文艺的立场。一个文学家自然不能整天的吟风弄月，自然要睁开眼睛看看他的周围，自然要发泄他的胸中的积愤与块垒，但是，有一点颇为重要，他须要“沉静的观察人生，并观察人生的整体。”（Ｔｏｓｅｅｌｉｆｅｓｔｅａｄｉｌｙａｎｄｓｅｅｉｔｗｈｏｌｅ）。这一句话是英国批评家阿诺得ＭａｔｔｈｅｗＡｒｎｏｌｄ批评英国人巢塞Ｃｈａｕｃｅｒ时所说的话。他说巢塞没有能做到这一点，他对人生的观察是零星的局部的肤浅的。我如果要批评鲁迅，我也要借用这一句名言。鲁迅的态度不够冷静，他感情用事的时候多，所以他立脚不稳，反对他的以及有计划的给他捧场的，都对他发生了不必要的影响。他有文学家应有的一支笔，但他没有文学家所应有的胸襟与心理准备。他写了不少的东西，态度只是一个偏激。
所谓“文艺政策”者
梁实秋
今年六月鲁迅先生“硬译”的文艺政策“印成书籍模样”了。我读过之后，有两点感想：第一，鲁迅先生的译文还是“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第二，举我所能了解的来说，文艺政策根本上是一种无益而又不必要的东西。
鲁迅先生的译文难解，是一件事实。这事实的原由，鲁迅先生已经很明白的告诉过我们。一半是“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一半是因为“中国文字本来的缺点”。其译文之所以难解，还有更大的原因，那便是读者之不肯“硬着头皮”读耳！在我自己，我应该承认我是连“读者”的资格都没有的，因为我的头皮实在硬得不够能读懂鲁迅先生的译文。兹试录数段译文于后，以质天下之硬头皮者：
“在给我的信里，－－但这也是颇为残酷的信－－同志托罗兹基掷过这样的句子来，‘你竟误解我到这样么，宛如我们较之自己们，是更尊重他人似的？’诸位同志们今日为止的态度，是还是如此的。而同志瓦浪斯基在这座上，作为我们的反对者，又作为无产阶级文学的反对者而出面的时候（这在许多处所，都能够随便证明的），诸位同志们，在这里，是明明白白－－有着较之自己，倒在他人的尊敬的”（一四九页）
这一段是有点“晦涩”罢？我所认为难解的是那一句“较之自己们，倒更尊重他人”，简直莫名其妙。像这样的译文，不胜枚举。但再举几个短些的例：
“我决不是要由这一点，在同志里培斯基上头树起十字架来。”（一○四－－五页）
如何可以在一个人的“上头”而“树起”一个“十字架”来呢？我觉得这句话应该有注脚。
“在这里，就重演着那全世界的温暾主义者的态度－－”（二○八页）
“温暾”是什么东西呢？应该加注。
“说是弄着专门家讨伐，以非难我们。说而这是全不明白事情的。”
“中国文本来的缺点”固多，然而这一句却不能算是中国文罢？
硬译的成绩我们瞻仰过了，请进而论文艺政策本身。
“文艺政策”，谁的文艺政策？是“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议决的，这一点首先要交代明白。鲁迅先生认定“这一部书”“于现在的中国，恐怕是不为无益的”，所以才把这一部书硬译出来。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我们看看，当然是不为无益，不过这样的一本书也要挂上“科学的艺术论”的招牌，这就不免带有夸大的宣传的意味。译者并未述明他自己对于这个“文艺政策”的态度，我们也无须加以推测，但是我们若对这书的内容稍加思索，便可发现目前中国所谓的“普罗文学”“左翼作家”等等的口吻颇多与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相合的地方。假如中国目前的“普罗作家”“左翼作家”是与俄国共产党不谋而合的，那自然也是一件盛事，但事实并非如此，恐怕还是一般人把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当作文艺的圣旨，从而发挥赞扬罢？如果鲁迅先生硬译的这一部书，事实上的效果不是供给一般注意文学的人作参考，而是供给了一般青年的偏激的文人以不纯正文艺理论，那么，这一部硬译的书于现在的中国，未必是有益罢？并且以鲁迅先生文名之大，在加上译笔之玄，其眩惑人的力量，恐怕未必是很小罢？
“文艺”而可以有“政策”，这本身就是一个名辞上的矛盾。俄国共产党颁布的文艺政策，里面并没有什么理论的根据，只是几种卑下的心理之显明的表现而已：一种是暴虐，以政治的手段剥削作者的思想自由，一种是愚蠢，以政治的手段来求文艺的清一色。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虽然也有十几段，洋洋数千言，其实它的主旨也不过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