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拉基米尔·普京开始时向西方示好，采取措施刺激经济，给人们带来了希望。但后来他却压制媒体自由，扼杀民主，并利用一切现代通信手段发展个人崇拜。俄罗斯经济依然几乎全部依赖原材料出口，没有现代化的制造业基础可言。政府自己都承认腐败猖獗并且还在不断恶化—腐败是维持这个黑手党式的国家的黏合剂。统治国家的是普京来自克格勃、圣彼得堡，甚至他别墅合作社的一小撮朋友和同事。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若是真的想改变这一切的话，他已一败涂地。普京发誓要镇压寡头，但矛头所指只是在政治上反对他的人。与此同时，国家财富大量集中于巨富的大亨和官僚手中。这块土地地大物博，人才济济，却至今未能繁荣昌盛。一项民调显示，约40%的年轻人宁肯移居海外。2
因此，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普京这么受欢迎？事实上，他的支持度在稳步下降。据俄罗斯最大的独立民调中心列瓦达中心统计，2011年8月，只有39%的受访者说他们肯定会投票支持普京。而三年前在格鲁吉亚战争期间，普京的支持度高达58%。同期他的“满意度”从83%降为68%。（梅德韦杰夫的满意度从73%降到63%，只有20%的受访者说“肯定”会投他的票。）还应当记住，专制统治的气氛（以及对克格勃残存的恐惧）意味着许多俄罗斯人在回答民意调查人（哪怕是独立民意调查人）的问题时，只肯说他们认为政府喜欢听的话。
不过，尽管普京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失败，他仍然是俄罗斯最受欢迎的政治家。要寻求对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的答案，请再读一遍我在第十一章结尾处翻译的他最喜欢的那首歌的歌词。西方人可能觉得它矫情伤感，那些风雅世故、愤世嫉俗、痛恨普京和他所代表的一切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可能对它嗤之以鼻。然而，如果你到过几百万俄罗斯百姓家中，你会看到人们听到苏联时代的经典歌曲就会热泪盈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都是共产党员！普京扣动的是几百万俄罗斯人怀旧的心弦—他们怀念过去简单的日子，怀念“平等”，怀念同志的情谊，怀念团结，怀念在俄罗斯比在任何地方都持续得更久的战时精神。这些是实实在在的。可能大多数西方人难以理解，但这是真的。
俄罗斯共和国的群众总的来说和“一般”西方人不一样。2008年举行过一次电视选拔活动，要选出“俄罗斯第一伟人”。结果斯大林得票第三—人们觉得若不是当局为避免尴尬难堪而对投票结果做了手脚，他本应稳居第一。
我在第一章中指出，西方（尤其是美国）以为俄罗斯是一个等待解放的西方国家是大错特错。普京就是利用了民众心中对此的本能反抗。他代表着那些想建立西方式经济并享受其种种好处，但想找到自己的未来之路，对西方的失败和不足避之唯恐不及的人。他代表着渴望俄罗斯受到世界尊重的人—不幸的是，这也包括几百万错把恐惧当成尊重的人。他还代表着全身心地热爱俄罗斯，沉醉于它独一无二的特点的人—这些人使像我这样真心努力“弄懂”俄罗斯的西方人气沮至极。他们对我们冷笑着说：“你们永远也不懂俄罗斯的灵魂。”
如果普京的直觉能伴以民主的本能和对人民选择的信任，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位伟大的领导人。
但普京并不真正懂得民主。我们看到，他相信美国总统可以开除讨厌的新闻主播。他相信阴谋论（认为格鲁吉亚战争打响是为了帮助麦凯恩参议员），也相信他的情报机构向他报告的无稽之谈（说美国有单独的禽类加工厂，专门生产不达标的肉鸡卖给俄罗斯）。他建立了一个（他认为）需要他事必躬亲的制度。2010年夏天的野火肆虐时，他甚至命令在被烧毁的村庄里安装闭路电视以供他从办公室监督重建的进度。
他的领导方式包括在电视上公开申斥官员，有时逼着他们在摄影机前当场改变政策。下面是一个例子：
普京：我想弄清楚俄罗斯航空公司要买多少俄罗斯制造的飞机。否则你们想占据国内市场，又不想买国内的设备，那可不好。
萨维利耶夫（俄罗斯航空公司总裁）：可是我们买了俄制飞机呀……
普京：买得不够。
萨维利耶夫：好吧，我们去作计划，作好以后我会向您报告。
普京：好。
普京建立了一个传统（梅德韦杰夫把它保持了下来），每次内阁会议开始时都会录像，在电视新闻节目中转播。显然他认为这显示了开放和民主。事实上，它意味着议政会议成了作秀。本来应该是不受打扰，在内阁的闭门会议上无所顾忌地讨论棘手的问题，现在却成了听普京讲话，至多是他和部长们装腔作势的对话。没有哪个西方国家在电视上播出内阁会议的情形，谁也不期望有这样的转播，因为困难的决定只能在非公开的场合作出。所以，普京抓住“民主”的皮毛—把决策者搬上电视—把它变成了独裁的工具。
2011年2月普京参观第一频道的演播室时暴露了自己对媒体自由的粗陋理解。他对记者们说：“我想所有部门的代表都必须上联邦电视节目，介绍他们部门的工作，解释那里的情形，使人民能听那些官员亲口说明他们的意图和计划。”乍看之下这个想法很开明。但俄罗斯电视缺少的不是对政府“意图”和已然确定的“计划”的“说明”，而是在计划确定之前对政策进行有理有据的自由辩论。
然而，普京的制度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平等，它却不像人们经常肤浅地说的“和苏联一样”。2009年1月，普京在达沃斯对如何改革资本主义经济发表议论后，前美国总统克林顿嘲讽的评论给我的印象极深：“我很高兴听普京总理鼓吹自由企业，我希望在他那儿能行得通。”2011年，《巴尔的摩太阳报》刊载了一篇关于俄罗斯人喜欢快餐店的文章，标题是：“同志，我们就是喜欢。”（取自麦当劳的广告）同志！俄罗斯人彼此不称同志已有20年了，但似乎过去的印记依然存在。
只要看看在莫斯科机场排队准备举家出国度假的兴奋的人群，或参观一下展出斯大林时代劳改营物品的古拉格博物馆， 或去剧院观赏根据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改编的话剧，或浏览一下俄罗斯的网站和博客，或哪怕只是在今天的莫斯科下饭馆，逛商店，你就会知道俄罗斯已经完全变了。
本书即将完成时，我想引用曾任英国驻苏联大使的罗德里克·布雷斯韦特爵士的话。他对这个国家的感情和对它的人民的理解使他对俄罗斯的观察别具慧眼。“普京的办法有许多缺陷，”他写道，“但它使俄罗斯恢复了自尊，为将来的繁荣和改革奠定了基础。在它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外人最好闭嘴，不要乱提建议。那些建议有时是傲慢的、侮辱性的，经常是不得要领或毫无帮助的。”3
克林顿政府和布什政府恰恰没有这样做。正如本书所述事件表明的那样，对于新冷战的爆发，可能美国和普京都有责任。前者麻木迟钝，后者为追求恢复俄罗斯的自尊和地位这一合理目标不惜采取强硬蛮横的手段。我们在本书中已经看到，双方都落入了固定思考模式的窠臼，这种思考模式是植根于两种意识形态争夺世界统治地位的那个时代的。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没有什么“俄罗斯意识形态”，而且争取在世界事务中的发言权完全不同于苏联理念向全球扩张的野心。然而双方都停留在冷战思维中，仍然时有冷战式的摩擦，结果是彼此剑拔弩张，而不是试着理解对方的忧惧。
俄罗斯的人民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期表示出对民主和自由的向往，但他们痛恨随之而来的混乱。普京带来了稳定，却限制了民主。俄罗斯人尚未找到一位能让他们二者兼得的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