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历经艰难，在困境中崛起，苦心经营，于“柔”中练就了刚的意志，终于壮志得酬，成就一番大“功业”。从恃强之败到以柔克刚，曾国藩从此意识到，要成就一番事业，又要避免被环境所吞噬，就要用到“柔”的智慧。“柔”还代表着一种活力。人活着表现为“柔”，死了则僵；草木活着“柔”，死了则枯。外表的“柔”
能够帮助自己达到“刚”的目的，因为这种“柔”并不是骨子里的柔弱。“柔”并非懦弱；一味的“刚”也不是处世的原则。做人只有刚柔相济，身处逆境才能自强，得意之时才能自省。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那么，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可以刚，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可以柔呢？曾国藩自有见解：只要遇到的事是公事，应当刚强；而为了追逐名利，就应谦逊退让；开创家业，应当自屈刚毅；而守家业则应以安乐为上，懂得谦退；为人在外处事待物，应当刚强；在家与妻儿享受时则应以和睦谦让为主。
曾国藩有这样一副对联：“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柔”中显“刚”，可进可退。曾国藩一生为人处事以这种思想为准则，终于让他在天地之间自由翱翔。这种思想更是曾国藩处世修身哲学的自然流露。
交人交心，择人而从
曾氏名言
凡事皆贵专。求师不专，则受益也不入；求友不专，则博爱而不亲。
译文：凡事都必须专心。求师不专，即使获益也不会深入；求友不专，就会朋友很多但并不亲近。
古人云：“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事实上确实如此。茫茫人海中，真正志同道合的好友屈指可数。因此交友要专一，要真心实意、坦诚无私。
曾国藩主张交友贵在专一，交友要交心。“凡事皆贵专。求师不专，则受益也不入；求友不专，则博爱而不亲。”这确实是交友的至理名言。曾国藩主张不论交友还是拜师都要专一，见异思迁最不可取。虽然交友可能会使自己获利，但是这并不是目的。若以此为目的，那就不是交友而是做生意了。古人最不赞成以利相亲的交友原则，认为仅仅为了利益而结交朋友，势必影响生活的质量和人品。
孟子说：“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挟也。”显然，孟子交朋友，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品德和学问，而不是有利可图才和他相交。这种为利相交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如果他有求于你，就会对你体贴入微、多方照顾；如果用不到你了，就会对你不理不睬，甚至老死不相往来。正所谓“知音难求”。其实真正知心的朋友是很少的。只有知心的朋友才能相知、相亲、相敬、同甘共苦。曾国藩就十分称赞管仲和鲍叔牙这样的朋友。
春秋战国时期，鲍叔牙担任齐国的大夫，以知人着称，和管仲是亲密的朋友。在鲍叔牙病逝的时候，管仲十分悲痛，泪如雨下。有人不禁问道：“你与鲍叔牙既非君臣，又非父子，为什么伤心到这种程度？”
管仲说：“你有所不知，鲍叔牙是我最崇敬的朋友。我曾与鲍叔牙同去南阳做买卖。南阳的无赖在街上三次羞辱我，鲍叔牙并不认为我怯懦怕死，知道我为了干一番事业才忍辱负重。他曾和我一起向先王提出谏言，先王不听。鲍叔牙认为我生不逢时。鲍叔牙曾与我一起分一笔钱财。我分得的财物比他的多三倍，但他并不认为我贪婪自私，知我家境贫寒。鲍叔牙确实是我的知己和好朋友。我悲哀失去了他，再也找不到如此关系密切的朋友了。”
曾国藩很欣赏管鲍之交，主张交友贵在专一，要宁缺勿滥。他还经常把这种交友的思想教导给自己的侄辈。
一个人如果交到贤明的朋友，志同道合，共同促进，那当然越多越好；如果交到志趣低下、见利忘义的朋友，那显然是得不偿失的。
慎交友，学会择友是很多人的共识。宋代的理学大师朱熹对他的儿子说：“交游之间，尤当审择。虽是同学，亦不可无亲疏之辨。”在人际交往中，同学关系最为常见。同学间相处短的二载，长的五六载，若说没有一点儿感情，那是不正常的。然而并非所有的同学都可以成为朋友；即使同学成了朋友也并非终身都是朋友。
朋友都是人生过客，在相伴的时候能够互相帮助就很难得了。有很多人在同学时并不是很好的朋友，可是走到社会上后才发现自己以前的同学和自己志同道合，于是也成了好朋友。这多是一种成长的表现，因为成长提高了自己与别人的相融度。
《史记·乐毅列传》中说：“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所以有修养、有涵养的人，在绝交的时候不用恶言恶语攻击对方。这既体现了绝交者本人的风度，同时也为自己留了条后路。人在处理感情方面的事情时多可以以此为限。
在人的一生中，交朋友是非常重要的，结交到促进自己事业发展的朋友就更加重要了，这样的朋友称为“贵人”。贵人是事业发展过程中的引路人和指导者，从一定程度上说，贵人的水平影响着自己事业的成败，因此，能否遇到贵人也是一种运气。在现代社会中，交际的重要性已经无需多言。但如何结交朋友，尤其是当自己事业未起步之时如何结交朋友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曾国藩在京师的起步得力于师友穆彰阿的大力提携。
穆彰阿，姓郭佳氏。进士出身，深得道光皇帝器重。历任兵部、户部尚书，后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尔后任协办大学士，太子太保。1836年，穆彰阿负责管理工部，并担任上书房总师傅、武英殿大学士，两年后，晋升为文华殿大学士。穆彰阿的门生旧吏遍布朝野上下，知名之士大多受到他的援引和提携，在文官中有很大的势力。
曾国藩参加科举考试时的主考官是穆彰阿，二人一直保持着师生的交情。由于曾国藩勤奋好学，又具有卓越的政治才干，穆彰阿对曾国藩非常器重和赏识，处处予以关照。
由此可见，朋友是非常重要的社会资源，所以我们更应该加倍珍惜。
倔强之气，自立之本
曾氏名言
故男人自立，必有倔强之气。
译文：所以男人自立，必须要有倔强之气。
曾国藩的个性，就意志方面来讲，是很坚强、倔强的。曾国藩的个性就其发展来看，与其年龄的增长也大有关系。
早年时期，曾国藩的举止行为非常活泼，而且态度乐观，但也不免有点轻浮。此时的他更像一个文人、才子。
到了京城以后，他学习宋时理学，言行举止都规规矩矩，感情上虽然沉静没有变化，但理智异常丰富。此时的他倾向于一个学者。
统率军队之后，他的意志变得坚强起来，态度沉着冷静，虽然屡次遭到挫败，仍能本着“屡败屡战”的精神，始终如一地战斗。这一时期的他就是一位豪杰英雄。
到了晚年，他经历了许多忧患挫折，对世上的事情也看得很清楚，因而一举一动都权衡利害、深思熟虑，即使因为过于谨慎小心而受人非难，也在所不惜。
曾国藩的个性发展，都是靠勤奋、踏实、观察、学习而实现的。
曾国藩曾经豪迈地说过：“故男儿自立，必有倔强之气。”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从曾国藩的诗文和军事生涯中都可以看出他意志坚强，并非懦弱之辈。他的诗文很少有意味平淡之作，而多豪言壮语，雄奇之气溢于笔端，坚强的性格跃然纸上。如他30多岁做京官时做的一首诗：
去年此际赋长征，豪气思屠大海鲸。
湖上二更邀月饮，天边万岭挟舟行。
竞将云梦吞如芥，未信君山铲不平。
偏是东皇来去易，又吹草绿满蓬瀛。
就是在写字这件小事上，也可看出曾氏的性格特点。他不喜欢纤弱阴柔的字，而喜欢强劲阳刚的字。他说：“杜陵言‘书贵瘦硬’，乃千古不刊之论。”字体硬而瘦，正是阳刚风格的一种表现。俗话说，字如其人。写字虽是小事，却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性格。有些善于识才的人凭一个人的字，就可将其人品、性格看出一个大概。
咸丰元年四月二十六日（1851年5月26日），曾国藩在连上四篇奏折，备受皇上嘉许之后，又上《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这是一篇铮铮直言、掷地有声的好文章。文章在对咸丰帝歌功颂德一番之后，十分尖锐地指出了咸丰帝可能出现的自矜才智、拒谏饰非的卑劣心态，以及朝廷可能面临的严峻政治形势。
在“伴君如伴虎”的时代，上这样的奏折，实在是耿直得可以，坚强得可以。以“求言”装饰门面的咸丰帝披览后，龙颜震怒，“摔其折于地”，并且“召见军机大臣，欲罪之”。幸有曾氏的恩师季芝昌等人求情。季说：“此臣门生，素愚戆，唯皇上宽而宥之。”咸丰帝才稍稍息怒。
在军事上，与太平天国作战的初期，他屡战屡败，多次濒临绝境，用曾氏自己的话说是“屡败屡战”，他以其坚强的意志，顽强的作风，走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险滩，顽强地缠住对手不放，最后竟然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蔡锷说，曾国藩“出身词林，于兵事一端，素未梦见。而其所供之役，所毕之功，比之古今名将，毫不逊色”，做到了“武功灿烂，泽被海内。”曾氏以一书生带兵，取得辉煌的成就，其刚强的性格、坚强的意志，起了很大的作用。
天道酬勤，勤能补拙
曾氏名言
古人修身治人之道，不外乎勤、大、谦。勤若文王之不遑，大若舜禹之不与，谦若汉文之不胜。而勤谦二字，尤为彻始彻终。
译文：古人修身治国的方法，不外乎“勤于政事、胸怀广大、谦虚谨慎”几点。
勤于政事如同文王那样，胸怀宽大如同舜禹那样，谦虚谨慎如同汉文帝那样。而勤于政事、谦虚谨慎两点，更要自始至终地贯彻到底，一刻也不能背离。
只有勤劳才是登上成功殿堂的阶梯，才是战胜苦闷、无聊和懒惰的最好方法。勤劳的人总是能很快地投入到新的生活方式之中，用自己的双手创造自己成功的人生。
俗话说，勤必有成。这是排除其他外界条件的说法，在天赋、特长一概不论的前提下，只以勤劳论天下。这个世界上没有不勤劳的成功者。
曾国藩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资质一般的人，只有通过勤奋努力的学习和积累，才能成大事。为此，他强调了勤奋的重要性，并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天下之事，有其功必有其效，功未至而求效之遽臻，则妄矣。”意思是说，天下的事情下足功夫去做才会有效果，功夫没下到就想有好效果是不切实际的。
“勤”是中国的传统美德。“天道酬勤”，“勤能补拙”。勤也确实会给人带来理想的回报。勤会使人增长知识，广博见识，积累经验，会使人的事业之禾得到充分的浸灌，从而获得茁壮的生长和丰硕的收成。因此，曾国藩说“千古之圣贤豪杰，即奸雄欲有立于世者，不外一勤字”。勤即是不懈怠、兢兢业业。因此，由勤必生“敬”，即对所勤的对象的敬重、郑重之态；“敬”则必生“谦”，即小心恭敬之意。所以常见曾国藩把“勤、敬、谦”相提并论。如他说“勤若文王之不遑，大若舜禹之不与，谦若汉文之不胜。而勤谦二字，尤为彻始彻终，须臾不可离之道。勤所以儆惰也，谦所以儆傲也。能勤且谦，则大字在其中矣”，“吾将守此勤敬二字以终身。倘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者乎！”
在人生的竞赛场上，天资一般的人靠什么与天资好的人相抗衡，甚至取胜于对方？靠的就是一种勤奋的积累。当初同在一个起跑线上的时候，人家也许还不如你，但是你却自恃聪明，以此为傲，认为天赋聪明即是万能，轻视别人的努力。你认为无论何时，只要你想去做的时候，你就能做到，甚至比他们做得更好。殊不知天赋一般的人用日积月累的勤奋，不知不觉地就和你拉开了距离。这就是“笨鸟先飞”的道理。而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愚笨的人，只有懒惰的人。
曾国藩反复告诫他的子弟，为学必须靠平时的积累。他说，读书的道理，就像大江大海一样长时地浸漫，像蒙蒙细雨时时滋润一样。
这就好比父辈教育子女时做的朴素的比喻：梦想的达成就好比用小火熬汤，这样味道才鲜美。因此，君子是不能因微末之道而将自我限制在一个地方的。知识在于积累，梦想和努力也在于积累。积累多了，自然能融会贯通。
曾国藩由此推及到做文章诗词。他说，大凡写作文章赋诗，应当在真挚的感情达到了极点，不能不一吐为快的时候。
写文章的时候，没有刻意揣摩字句的苦恼；文章写完后，没有不能表达心里所想的情况，这都是平时日积月累的功效。文章好坏、学问高低不在于雕词饰句的表面功夫，义理深意才是文章的灵魂。很多作者为文时讲求灵感。实质上，所谓的灵感也还是受到自身水平的局限的。
要先看胸中所掌握义理程度怎样，如果能像取携带在身边的东西那么方便，顷刻而来，脱口而出，就可以了；不然，还必须临时寻求办法，那还不如不去做。强求自己去做就只能以巧言伪情取媚于人。这是真心做学问的人最忌讳的东西。
曾国藩对为学的要求十分严格，平时决不能敷衍了事，浅尝辄止；而是要善于积累，用时不必苦思冥想就能左右逢源。知识积累多了，就有可能融会贯通，以一推万，根据已知去发现未知的内容，想象与发挥的空间就大，思维便可信马由缰，自由驰骋。
在治家教子上，曾国藩更是不厌其烦地强调“勤”字。他在信中经常教导儿子要继承先人的家风，勤快谨慎。
曾国藩对于一个人的勤并不主张立时做到，主张慢慢养成习惯。
曾国藩的一生贯彻一个勤字。当直隶总督时，他将积压的上万件案子一个月就处理完了；晚年几乎双目失明，仍手不辍书。当他已经成就大事后，仍期望自己成为“立言之人”，并为此而努力，直到病逝。
由此可见，“勤”是人一生的财富，我们都应该去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