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字家训
曾氏名言
家中兄弟子侄，唯当记祖父之八个字，曰：“考、宝、早、扫、书、蔬、鱼、猪。”
译文：家中的兄弟子侄，应该谨记祖父的八个字，即：“考、宝、早、扫、书、蔬、鱼、猪。”
曾国藩的祖父总结了“考、宝、早、扫、书、蔬、鱼、猪”八字家训，要求儿女们严格遵守。“早”就是要早起，曾国藩一生以身作则，黎明即起，每天只休息四五个小时；“扫”是洒扫庭院；“考”是诚修祭祀；“宝”就是要善待亲戚邻里；“书”就是教育子女要多读书；“蔬”
就是指的种菜；“鱼”就是养鱼；“猪”就是养猪。
曾国藩曾反复告诫曾家后代，一定要一边种地，一边读书，以保持祖上的传统，千万不要沾染半点儿官场习气。他说：“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或许还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习气，则难望有成。”他曾对儿子约法三章：不许坐轿，不许使唤奴婢做取水添茶的事情；拾柴收粪之类的事情，必须一件一件去做；插秧除草之类的事情，必须一件一件去学。
曾国藩长期在外为官，很少回家，无法监督子弟的言行。但曾国藩自有曾国藩的方法，那就是写家信督促。他曾写信给次子曾纪泽，要求他每天起床，穿戴整齐后，必须先向伯叔问安，把家中所有房子亲自打扫一遍，然后静坐读书；且每天必练1000个字，千字中“俭”字是必练之字。
在信中，他还会把很多生活细节教给孩子们。比如读书之法，他告诉孩子看生书宜求速，温旧书宜求熟，习字宜求恒。现在能看到的曾国藩家书有一千多封，加在一起洋洋一百多万字。他写给子女的信件也有几百封。每一封信都饱含着一个父亲对子女的关心和爱护。
曾国藩还为子女们制定了日课四条：“一曰慎独则心安；二曰主敬则身强；三曰求仁则人悦；四曰习劳则神钦。”慎独，即谨慎独处。一个人在独处时也能做到严格要求自己，不妄取不苟为。在儒家学说中，慎独是修身的最高境界。养生首在养心，慎独则是最好的养心。养心可使人得到最大的快乐。“主敬则身强”，实际上讲的是一个人的精神状态的重要性。他希望儿子做精神状态好的人，自强，自信，自立，对待工作、对待生活庄敬严肃。日课第三条就是要告诉儿子们要有爱心，做到“仁者爱人”。“仁”即是一种博大的同情心，一种爱心。对父母的爱，为“孝”；对兄长的爱，为“悌”；对他人的爱，为“善”；对社会、对国家的爱，为“忠”。“习劳则神钦”则是“节俭、节用”的教育思想了。在曾国藩看来，能够俭约自持者，才可谓君子。他说：“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他以此来告诫儿子无论智慧也好，才技也好，皆来自于勤劳艰苦、困知勉行。他还告诫家人，生活要“以俭字为主”。情意宜厚，用度宜俭，此居家居乡之要诀也。
曾国藩在家庭教育过程中非常重视这个“孝”字。他认为孝敬和友爱是处理好家庭内部关系的基础，是家庭和睦祥瑞的体现，是家庭能兴旺发达的根本。曾国藩反复告诫诸子弟说：“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满，终而沟壑，能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
在为人治学方面，曾国藩则教育儿女要虚心。曾国藩说，自古以来凶德致败者大约有二端：一是傲慢，一是多言。他并总结历史的经验说：“我看历代的那些着名的大官，大多数都是因为这两个原因而败家丧身的。”曾国藩一生饱读诗书，然而他非常谦虚，在教育子弟如何治学时，从不夸耀自己，总是说到自己的不足。如一封家书所说：“余所作古文，黎莼斋钞录颇多，顷渠已照抄一份寄余存稿，此外黎所未钞之文，寥寥无几，尤不可发刻送人。不特篇帙太少，且少壮不克努力，志亢而才不足以付人，刻出适以彰其陋耳。如有知旧劝刻余集者，婉言谢之可也。切嘱切嘱。”当其弟来信向他请教有关读书事项时，他回信说：“说到此处，兄不胜悔恨，恨早岁不曾用功。如今虽欲教弟，譬盲者而欲导人之迷途也，求其不误难矣。”如此谦虚谨慎的做法，为子弟们树立了良好的学习榜样。
言传身教皆而有之
曾氏名言
纪泽儿读书记性平常，读书不必求熟，且将《左传》、《礼记》于今秋点毕，以后听儿之自读自思。成败勤惰，儿当自省而图自立焉。吾与诸弟唯思以身垂范而教子侄，不在诲言之谆谆也。
译文：纪泽儿读书记性平常，因此读书就不必死记硬背，只将《左传》、《礼记》在今年秋季点完，以后便听凭他自由阅读、独自思考。对于成败勤惰，儿应当经常反省以图自立。我与各位弟弟只想以自身的示范行动去教育子侄，而不在于话语的恳切。
“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此种见识，诚非普通人所能及。曾国藩有见于此，不但躬行实践，而且要传给他的后代人。普天之下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子女成龙变凤。
从道光十八年（1828年）曾国藩被点为翰林以后，他鲜有回家的机会。教育子女全赖他在家书中殷殷教诲。从咸丰二年（1852年）到同治十年（1871年）的二十年中，他写给两个儿子近二百封信，教子如何读书、作文、做人。在家书中，曾国藩不厌其烦地教育儿子，只求读书明理，不求做官发财。
曾国藩对于古训“身教重于言教”的理解十分深刻。他虽十分重视读书、做人的教育，可他却避免了高高在上、夸夸其谈的督责。他从自己学习的亲身体会出发，以商量的口吻、研究的态度，中肯地指出儿子在学习中的进步与不足，因此收效十分显着。无论哪个时代、哪个阶级，无论出自于何种理由，人们都不能不承认曾国藩的学问和能力。他集严父、慈父于一身，时时注意教子的方式、方法，“爱之以其道”。
其教子成功的经验，时至今日也颇具借鉴意义。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无规矩，不成方圆。
普天下的父母，除了埋儿的郭巨、杀女的王玉辉（借用吴敬梓创作的典故），大约无不愿子女能成龙变凤，或乘龙跨凤，至少也得攀龙附凤。而少爷小姐却往往不争气，甚至“甘居下游”，蜕化成夜游鸟和懒蛇。老爷太太花钱费心，结果却只能造就一辈又一辈的高衙内和孔二小姐。可是，在封建社会晚期的达官贵人中，至少也有一个例外。此人在教育子女方面，可以说获得了完全的成功。这个人就是曾国藩。
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和曾纪鸿都没有变成“衙内”和“大少爷”。
曾纪泽诗文书画俱佳，又以自学通英文，成为清末着名外交家；曾纪鸿不幸早死，研究古算学也已取得相当成就。不仅儿子个个成材，曾家的孙辈还出了曾广钧这样的诗人，曾孙辈又出了曾宝荪、曾约农这样的教育家和学者。原因就在于曾国藩教子有方，“爱之以其道”。
咸丰六年十一月初五日，曾国藩写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称：“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不必锦衣玉食而后谓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舆马仆从习惯为常，此即曰趋于奢矣。见乡人则嗤其朴陋，见雇工则颐指气使，此即曰习子傲矣。”又说：“京师子弟之坏，未有不由于骄奢二字者。尔与诸弟共戒之，至嘱至嘱。”从信中可见他绝不为子女谋求任何“特殊化”。他的儿子可算是“正牌高干子弟”
了，但却没有一点骄气和傲气。正如有人所讲：“百年以来，对曾国藩的评价，从‘古今完人’到‘汉奸刽子手’，相隔有如天壤。但谁都不能不承认他教子确实获得了完全的成功。”
曾国藩对于子孙，无论是读书或是做人方面，要求都极其严格，但又不是一味督责，而是视身教重于言教，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处之以讨论研究的态度，所以指导切实中肯，收效也就格外显着。
“余生平有三耻：学问各途，皆略涉其涯浚，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识认，一耻也；每做一事，治一业，辄有始无终，二耻也；少时作字，不能临摹一家之体，遂致屡变而无所成，迟钝而不适于用，近岁在军，因作字太钝，废阁殊多，三耻也。尔若为克家之子，当思雪此三耻。推步算学纵难通晓，恒星五纬观认尚易。家中言天文之书，有《十七史》中各《天文志》，及《五礼通考》中《观象授时》一种。每夜认明恒星二三座，不过数月，可毕识矣。凡做一事，无论大小难易，皆宜有始有终。作字时先求圆匀，次求敏捷。若一日能作楷书一万，少或七八千，愈多愈熟，则手腕毫不费力，将来以之为学，则手钞群书，以之从政，则案无留牍。无穷受用，皆从写字之匀而且捷生出。三者皆足以弥吾之缺感矣。”这是咸丰八年八月二十日曾国藩给其子曾纪泽信中所言。由此可知曾国藩教子有方。
曾国藩对于子孙，只求其读书明理，不求其做官发财，甚至也不求其早日成名。这一点在信中亦有体现，他说：“今年初次下场，或中或不中，无甚关系。榜后即当看《诗经注疏》。以后穷经读史，二者迭进。
国朝大儒，如顾、阎、江、戴、段、王数先生之书，亦不可不熟读而深思之。光阴难得，一刻千金！以后写安禀来年营，不妨将胸中所见、简编所得驰骋议论，俾余得以考察尔之进步，不宜太寥寥。此谕。”
曾国藩于咸丰九年九月初七日写给他的儿子曾纪泽的信中说：“尔外祖母九月十八日寿辰，兹寄去银三十两，家中配水礼送去。以后凡亲族中有红白喜事，我应送礼者，尔写信禀知，其丰俭多少，大约之数，尔禀四叔及尔母酌量写来可也。此次寄丸药两瓶，一送叔祖，一寄尔母。服之相安否，尔下次禀知。”
曾国藩咸丰九年九月初六日日记里说：“写家信一件，寄参茸丸二瓶，每瓶重八两。一寄叔父大人，一寄内子。”初七日记里说：“又专人送家信。”可知他初七日给曾纪泽的这封信是与他日记的记载相吻合的。曾国藩权绾四省，位列三公，拜相封侯，可他对岳母、叔父的寿辰、身体如此关心，且亲备礼物，遣子送上，叮嘱儿子“以后凡亲族中有红白喜事，我应送礼者，尔写信禀知”，这一方面表现他作为晚辈的人子之心，并身体力行，使得晚辈亦能像他那样知仁尽孝。
泰戈尔说过：“不是锤的打击，而是水的载歌载舞，才能使鹅卵石臻于完美。”的确是这样，作为长辈，为人父母，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应该像阳光一样洒向子女，像春雨滋润子女，使子女后辈更健康、更美好地成长。父母是子女的启蒙教师啊！为人父母只有以身作则、言传身教，才能培育出健康向上的一代新人。
量力而行，教之以礼
曾氏名言
后辈子侄，总宜教之以礼。出门宜常走路，不可动用舆马，长其骄惰之气。一次姑息，二次、三次姑息，以后骄惯则难改，不可不慎。
译文：对后辈子侄，总是应当以礼义教育他们。出门应当常走路，不可动用车马，以助长他们的骄惰之气。如果一次姑息，二次姑息，三次姑息，以后骄气惯了就难改了，因而不能不慎重对待。
曾氏家法从曾国藩的祖父星冈公那里就流传下来。星冈公是一个最讲家法的人，这对曾国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曾氏家法共计四点，每一点都不难，难的是年年、月月、天天都要去做。这四点是：
一、起早。起早床，对养成了这种习惯的人，可以说不费吹灰之力；但对没有养成这种习惯的人，那可比登天还难。起早床，意味着你必须理智地去生活，有规律地生活，合理地安排作息时间。对有的人而言，做一两天还可以，甚至几个星期也不难，但要他成年累月这样做，那无异于要他的命。现在，由于夜生活丰富了，人们更是难以做到这一点。电视放得很晚，甚至是通宵，除非瞌睡得不行，人们总是信马由缰地看下去。还有麻将，那实在比电视更厉害，这既损害身体，也影响工作和学习。起早床，对现代家庭简直是一个大问题，那要放弃很多诱惑和娱乐。
二、打扫清洁。恐怕这是家庭中最不起眼的家务活儿了，但如果要使它成为一种习惯，就不那么容易了。
三、做祭祀。不仅要做，还要诚心诚意。心不诚，就不必做，否则做了也白做。祭祀不是做给别人看的，完全是为了自己。为了祭祀而祭祀，神灵大概也不会高兴的。当然，现在讲信仰自由，对不信神、不信教的人家就大可不必了。
四、善待亲邻。这一点，曾国藩印象很深。凡是亲戚邻里到家来，星冈公无不恭敬款待。有急事的，必定设法周济；有争吵的，必定帮助排解；有喜事的，必定表示祝贺；有疾病的，必定慰问；有丧事的，必定吊唁。
从曾国藩家规的四点上可以看出，“礼”占了重要地位。注意卫生，是对家人之礼，祭祀是对祖宗之礼，“善待亲邻”是对外人之礼。
《礼记》有云：“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非礼也。”这已不是一种语言，而是世世代代流淌在我们身体中的血液，并且它仍将世世代代流淌下去。它不仅蕴含着对他人的尊重，也蕴含着对自己的尊重。
曾国藩在信中说：“六月初四接到你五月二十四日来信和纪泽的一封信。详情悉知。南坡五舅母去世，纪泽吊唁后，不知你去吊唁过没有？在这种事上，我们兄弟中应有亲往吊唁者为宜。从前咱祖父星冈公对彭家并没有厚礼厚物，而情意非常殷勤，亲自去彭家的次数很多。我们兄弟应该以此为楷模。大致富贵人家习气，亲戚交往礼厚情薄，派人相往来的多，亲自来往少。我们兄弟如能以此相互规劝，必有裨益。这里军事平安。我的疮疾也渐愈，已经能够写字。安庆军情，九弟常有信说明，不再赘述。寄银二百两，是去年应该还袁家的款项，查收。”可见讲求礼仪，不是靠厚礼来维系的。
曾国藩在评价他祖父时说，星冈公对祖宗、对后代、对宗族、对乡里的最大贡献，就在于讲求礼仪，讲求庆吊。星冈公常常说：“人待人友善，便是无价之宝。”在与亲族邻里交往时，有喜贺喜，有丧吊丧，有病探病，有难相帮。曾国藩的父亲完全继承了他先父的传统，曾国藩的叔父在祭祀方面也十分诚恳、恭敬。曾国藩不仅身体力行，谨守家道，还希望他的各位弟弟都能在“礼”字上下大功夫，以医治平常的粗率之气，从而成为先父的孝子。如果能在宗族庆吊方面时时留心，那就可以表率一方了。
不过讲究礼仪，要量力而行，不要为了礼仪而礼仪，不要为了面子而礼仪，也不要为了利害关系而礼仪，这样你才能轻松起来，才能坦然地面对别人与自己。讲究礼仪最重要的是一个“情”字，情到意到，心中有一个他人。为什么有人给人送了一大堆礼品，而别人并不买账，或者并不在意呢？这就是因为他的“礼”中无情无义，而只剩下赤裸裸的利害与交换关系。
耕读传家久，诗书济世长
曾氏名言
吾家门第鼎盛，而居家规模礼义，未能认真讲求。历观古来世家长久者，男子须讲求耕读二事，妇女须讲求纺织酒食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