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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这封所谓'敬复'的信，我才完完全全明白：我的母校的确公然的在帮助'校外人士'打击自己学生－的确明口张胆的做愚蠢而阴险的伪证！
当然了，这封伪证信是经过校长授意才发出的，所以它的夫态，不单是国立台湾大学的失态，也是我们当今'大学祭酒'的失态。校长先生何不想想：堂堂一个国立大学，有什么必要，要'敬复'外面人的这一封信？来信人不是法院，不是官署，国立大学又有什么权力，什么法理依据，要向来信人'敬复'个被他在法院诬攀的自己学生的在校状况？退一步说，你们发贱，'敬复'也可以，但怎么可以'敬复'得以伪证陷害自己学生？你们到底有心肝没有？
校长先生，你托你是胡适干女婿的福，跻身为今日台湾社会贤达、学术自由的象征。你到底为维护学术自由和自由学人做了多少事，挺身为这些人事'抗'了多少？你心里有数，我们心里也有数。要你这种软骨病的人来'抗'什么，我们知道这是奢求；但我认为你既不敢'抗'什么，至少不该一反其道，反倒助纣为虐的'陷害'什么。可叹的是，你毕竟畏于权势，居然一再协同'陷害'了－我为你可惜，我为你可耻。
我跟胡秋原的官司，自五十一年打起，至今未了。我本来不想劳动你，所以一直没请法院传你作证。现在关于胡秋原叛国资料的来源问题，因胡秋原仍利用台湾大学的伪证信来打击我。所以我现在不得不请法院开始传你，希望你先读读刑法中伪证该当何罪的条文，再来答话。你若想在出庭前参观我的'图片证据'，以便有所准备，我也欢迎，但请不必摆架子，一定要你亲自来，才给你看。
一九六六年，被胡秋原诬告后第工年的开始之日
李敖在台北敬祝
思亮校长早早退休！
收信后，钱思亮缩头乌龟了，不回信也不去法院，当然我也莫奈他何，但我的本领却可拿出证据，让他遗臭万年。钱思亮如此卑鄙，帮助胡秋原陷害我，起因是我发难揭发台大黑暗所致，在我发难以前，他对我这台大名学生倒是一再示好的。在历史系毕业谢师宴上，他特别招手请我过去跟他聊天；一九六三年夏天，他还特别与我做了一次长谈，长谈中他透露了一个秘密，他说：'胡先生（胡适）死后，留下一些遗稿，其中有一封写给你的信，可惜没写完，所以你直到今天还看不到。信中有一段是胡先生否认你在《播种者胡适》文章中提到的六万美金的事，你说政府送他六万美金宣传费，胡先生退回了。你写出胡先生这种高风亮节，对胡先生是好的。可是胡先生否认对他好的这件事，更可看出他人格的伟大。'那次谈话以后，我们便没再见面了。
我在'碧潭山楼'的时候，曾有一封惹来大祸的长信给胡适。这封长信起源于胡适看我太穷，限时信寄来一千元（当年的一千元，还满值钱）。我很感动，乃写了这封信。事缘一九五二年十月二日，胡适到台中来讲演，那时我在台中一中，头天在火车站递了一封信给他，第二天特别跷课去听，回来被训导主任谭卓民警告，我在周记里特别抗议，表示不服。念台大后，到胡适死前，我跟他偶有往还。在他送了我一千元后，我觉得受之有愧，决定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二日以前还他。到了二月，钱一直没着落，我心里很急，不料二月二十四日他突然死了，我真的'如释重负'，我想起《胡适留学日记》中'借一千还十万'的故事，我后来虽没还他十万，但对胡适思想的流传，从写《胡适研究》、《胡适评传》、《胡适与我》到编《胡适选集》、《胡适语粹》、《胡适文存外编》、《胡适给赵元任的信》等等，倒是尽了'还十万'式的努力。
收到胡适的一千元当时，我的长信全文如下：
适之先生：
老年人总爱把青年人当毛头小孩子，所以我们心眼儿的话都不跟他们说，你在这方面非常开明，所以'李敖先生'愿意请你听听他的故事。
我不喜欢假惺惺地谦虚，我自觉我个人的身世很有代表性，我觉得我个人的历史很可以代表现代中国的某一些青年人——他们怎样在长成、在选择、在迷乱，最后怎样在制式教育底下做了叛徒。这一段辛苦的过程中，多少青年人倒下去了，我是运气较好的一个，因此我还能自由地活着，活着讲我的故事。
我的祖父十几岁起就在山东做叫化子，后来替人赶马车，流浪到关外去，三百六十行中至少干过十分之一。还有'外一章'－做过土匪，一次负了伤，躺在土坑里穷哼哼，一位大姑娘救了他，他就讨了她做老婆，我爷爷也是个PTT，从此洗手从良，几十年后，居然被他熬出一家银楼。我奶奶真能生，独力生了十二个（六男六女，成双成对），她是热河人，我爷爷一生气就骂她'穷山恶水，丑妇刁民'。可是'丑妇'颇有眼光，至少她说动了我那目不识了的土匪爷爷，叫他送'老二'（我老子）上了京师大学堂。
'老二'在民国九年人了北大国文系，他的同班陆侃如魏建功都有了成就，可是他没有，一毕业，十几口的家就累了他，使他放弃了吉林送他留学的公费，使他在抗战时逃不到大后方，他逃到北平，就逃不动了（'九一'事变后我们全家到北平，我父亲到处找事都没头绪，他去找过你帮忙，可是你没见他，他很失望，所以后来一提胡适之，他总是唔呀唔的）。后来他总算在法部找到一件小差使，一次办移交的表现，居然使一位朱九爷赏识了他，此后一直保荐他，宜做到王克敏手下的太原禁烟局的局长（他在胜利后从书堆里掏出一张马占山开给他担任敌后工作的证明，可是我颇怀疑他对工作认真的成绩）。
日本华谷中将（？）为了打击王克敏，说我父亲贪污，一年监狱审问竟找不出证据，出狱后王克敏为了酬劳他的'尽职'，给他做华北禁烟总局的局长，可是他似乎知道日本快垮了，不能再干了，急流勇退，是他聪明的地方。胜利后北平大抓汉好的当儿，他却安然化名在东北营城煤矿做他的总务处长！
抗战时没逃到后方，他颇以为憾，所以共产党一来，他决定先跑，跑到台湾来，箱里的老底子全折腾光了，知道他的人不相信他没钱，按说我也不相信，但我发现早上起来必须要用盐水代替牙膏的时候，我开始相信了。
我父亲有意埋葬他过去的历史，重新捡起他在北大刚毕业时的行业，在中学教起书来，他的文章和人格是我怀疑的，可是他的口才与办事能力我还看不到有谁比他好，他看到他旧日的老同学，凡是不为家累逃到后方去的，如今都做了省主席、立监委，他的学生也做了次长了，他似乎不无感慨。他是一块做政客的好材料，他不能在这方面继续发挥所长，所以就安心做了一个好教师。
他死的时候居然落得台中市市长以下两三千入送丧的场面，那时候似乎人人都痛失师表，人人歌颂他，同时痛骂那'不磕头，不烧纸，不流一滴眼泪，主张丧礼改革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