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与挑战，1984—1990
长久以来，孟加拉一直吸引着那些关于人口问题的研究者们。他们告诉我们，我们贫困的原因是在太小的一块土地上有了太多的人。在与佛罗里达州差不多大小的地域，居住着大约1.2亿孟加拉人口。如果美国的一半人口决定都搬迁到佛罗里达去的话，他们就能体会到我们孟加拉现有的人口密度。这对于孟加拉都意味着什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削减出生率呢?
我相信，在国际开发机构所倡导兜售的人口政策之中，存在着一种强烈的惧怕因素。我们在第三世界常常盲目地附和他们的观点，从而在自己的国家造成了更大的恐惧。自从孟加拉独立以来，我们的人口几乎翻了一倍，但是我们肯定没有加倍的贫困。与二十七年前相比，我们今天的日子的确好过了许多，尽管要养活加倍的人口，食品短缺却减轻了，我们在粮食方面远比以前更加自给自足。
我怀疑，各国政府与一些国际开发机构是成心要把人们吓得慌张盲动，借以转移人们对他们自身无能的关注。他们不该去限制人口的增长，而是应该将精力集中在提高人民总体的经济状况，尤其是处于底层的人们的经济状况。各国政府与人口机构在改变穷人生活质量方面的努力，远不如其用于实施恐吓策略方面的投入，如压制文盲的男人女人们及至剥夺其生育能力。
联合国在四十多个发展中国家中所进行的研究表明，出生率会随着妇女获得平等而下降。这种状况的原因有许多，因接受教育而推迟婚育，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女性更可能使用避孕手段，更可能参加工作，等等。我相信，较之通过恐吓策略“鼓励”计划生育的现行体系，赋予贫苦妇女以挣钱的机会，并把她们组织起来，将更有助于减缓人口增长。“家庭”的计划应该留给家庭去决定。
在有关人口的讨论中，人们经常引用格莱珉银行的例子，因为在格莱珉成员中，采用计划生育措施的家庭是孟加拉全国采用率的两倍。1994年9月在开罗举行的人口大会上也提到，格莱珉家庭的出生率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一旦通过自雇增加了收入，格莱珉的贷款者们便会显示出少生育，教育子女，以及积极参与民主活动的非凡决心。如果小额贷款能够帮助众多的家庭意识到计划生育的好处，对于人口增长如此忧虑的政府与诸多国际机构为什么不去更加积极地促进小额贷款呢?是因为小额贷款是赢利业务吗?在现行的人口规划项目中又是否存在既得利益呢?我相信，是对于削减人口增长的强调，转移了人们对于那个更为重大的问题的关注，即如何去实施一些能够使得人口自顾自足的政策。我们越迅速地重新安排好我们的优先顺序，对于这个星球上现在和将来的所有人来说，就越好。
在我们为所有分行的中心干部举办的年度讨论会上，我开始看到一些社会问题在一个个的格莱珉家庭里得到解决。讨论会把中心的领导们汇聚在一起，重温他们的问题与成绩，确认令人忧虑的领域，并寻求应对社会与经济方面挑战解决方案。这些讨论会如此卓有成效，于是在1980年，我们在坦盖尔召开了一个由挑选出来的中心领导人参加的全国讨论会。会议结束时，与会者集体达成了四项决议。我们以为人们最多也就是把这些决议当作会议汇编，不会更为认真地对待它们，但是，我们很快就接到来自全孟加拉各个中心要求得到那四项决议复印件的申请。
在1982年举行的第二届全国大会上，我们以“十项决议”结束了会议。1984年我们在乔迪夫普尔（Joydevpur）召开的讨论会上，十项决议被增加到十六项，根本没有想到这些决议会对我们的成员产生那么深刻的影响。今天，在所有格莱珉的支行里，我们的成员都会充满自豪地背诵这十六条决议。它们是：
1在我们生活的所有方面，我们都将遵守并促进格莱珉的四项原则——纪律，团结，勇气与苦干。
2我们要使我们的家庭繁荣。
3我们不要住在破房子里。我们要修缮我们的房屋，并努力工作争取尽早建造新房子。
4我们要一年四季种菜。我们要多吃青菜，把剩余的卖掉。
5我们要在种植季节尽可能地多多种植秧苗。
6我们要做好家庭计划，保持小家庭。我们要尽量节省开支。我们要照料自己的健康。
7我们要教育我们的孩子，一定要教会他们挣钱谋生，要为他们付学费。
8我们要保持我们的孩子干净，环境清洁。
9我们要修造并使用厕所。
10我们要饮用从管井中打出的水，如果没有管井的水，我们要把水烧开，或是使用明矾把水纯净。
11在儿子的婚礼上，我们不会接受任何嫁妆；在女儿的婚礼上，我们也不会送嫁妆。我们要使中心远离嫁妆的诅咒。我们不会实行童婚。
12我们不会做任何不公正的事，我们一定会反对任何试图做不公正之事的人。
13我们会集体承担较大的投资，来争取更高的收入。
14我们随时准备互相帮助。如果任何人有困难，我们大家都会帮助他或她。
15如果我们得知在任何中心出现违犯纪律的情况，我们大家都会到那儿去帮助恢复纪律。
16我们要在我们所有的中心引入体育锻炼活动。我们要集体参加所有社会活动。
现在在我们的全国讨论会上，我恳请与会者们不要增加决议的数目了。我的理由是，我们应该集中精力，好好地实施现有的十六条决议，而不是再增加新的决议。然而，格莱珉的一些地区支行，可能会做出一些决议来解决本地区特有的问题。穷人一旦在经济上获得了自主权，他们就会成为最坚定的战士，为解决人口问题，消除文盲，过更健康更好的生活而斗争。这些决议正是对此的展示。当决策者们终于能认识到穷人是他们的伙伴，而非漠不相干者甚或是敌人时，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比现在快得多的进步。
孟加拉是一个自然灾害频仍的国家，这是我们事业中的一个不幸但无可避免的因素。但是，无论一个贷款者遭遇什么大灾难，无论是自然灾害还是个人的不幸，我们的一贯宗旨都是要坚持使她或他偿还贷款，哪怕一周只还半分钱。这个原则意在激发那个贷款者自力更生的意识，激励他或她的自尊和自信。如果一旦免除一位贷款者的偿还责任，则可能要花上好几年的艰难工作，才能恢复他或她对自己能力的信心。
如果村庄遭遇严重的水灾或饥荒，贷款者的庄稼和牲畜都被摧毁，我们就会马上发给他们新的贷款，使他们重新开始。我们从不划销旧的贷款，而是把它们转为长期贷款，以便贷款者可以更缓慢地以更小额的分期付款来偿还。在贷款者去世的极端情况下，我们尽快从中心紧急基金（为贷款者们设立的一种人身保险基金）拨出资金给予死者的家属。随后我们就会要求那个小组或中心，从那个家庭中吸收一个新的成员，使这个小组的成员回复到五人。
格莱珉并没有保存所有抗击自然灾害的完整统计，但据我估计，我们的贷款有5％是发放给了自然灾害的幸存者。普拉米拉·格尼·戈什（PramilaRaniGhosh）的故事就是我们的贷款者所经常面对的灾难情形的例证。1971年，在解放战争时期，普拉米拉的房子两次被巴基斯坦军队烧毁。1984年她加入了格莱珉。1986年，她患了肠炎，住进坦盖尔医院动了手术，并被告知几年内不能工作。她的组员们提议从他们的小组基金中给她一笔贷款来付手术费用，但钱还是不够，她卖掉了她的奶牛和食品杂货店。
她用一笔新的贷款买了奶牛，而这些奶牛死于一种莫名的疾病。她又去每周中心会议从小组基金中贷了一笔60美元的贷款，用这笔钱买了一头新的奶牛。在1988年的洪灾期间，查比萨（Chabbisha）村被淹没，普拉米拉的房子被冲塌了，她失去了所有的庄稼。流行疫情又在村里暴发肆虐了三周，银行的工作人员每天都来探访村民，发放纯净饮水的药片。普拉米拉和数以千计的格莱珉家庭一样，收到了40公斤的麦子。她后来将那些卖麦子的钱还到中心的灾难基金，还从我们这里买了成本价的蔬菜种子。三周以后情况渐趋正常时，她已经做好准备，将食品杂货店重新开张了。
1992年，打翻的油灯引起的一场火烧毁了普拉米拉的家。邻居和村民努力帮助她扑灭了那场火，但是在复燃的烈火中，普拉米拉失去了她所有的庄稼、粮食、整个食品杂货店，还有她的两头牛，剩下的仅有她和丈夫身上穿着的那几件衣服了。大火过后的第二天上午，格莱珉的工作人员走访了普拉米拉，并组织了一个特别会议，在会上，他们提出向她提供一笔出自中心灾难基金的贷款。但是她决定接受一笔季节性贷款和一笔小组基金的贷款，用一部分贷款开了一个小食品杂货铺，其余的用来购买了水田的肥料。在她已长大成人的三个儿子的帮助下，她又有能力开始偿还贷款了。三个月以后，格莱珉批给她一笔住房贷款，于是她为自己建造了一个新家。
普拉米拉现在正在使用她的第十二笔贷款。她拥有的以及租用的土地足够养活她的全家，并且一年大约卖10莫恩德稻谷。
格莱珉从最初就采取与传统的扶贫方式背道而驰的做法，我们发放现金贷款，而从不考虑首先提供技能培训。这一方针给我们招来了许多批评，甚至包括来自一些朋友的批评。在乔布拉村我们根本看不到有任何进行正式培训的需要，20世纪80年代的经验，使我们更加确信我们的方法是正确的。
为什么要先发放贷款呢?
我坚定地相信，所有人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我称之为生存技能。穷人活着，这一事实就清楚地证明了他们的能力，不需要我们来教，他们已经知道如何去做这件事了。所以，我们不去浪费时间教给新的技能，而是努力去最大限度地利用他们现有的技能。使穷人能得到贷款，就是使他们得以立即实践他们已经掌握的技能——编结，脱粒，养牛，拉人力车，等等。而他们挣到的钱继而转变为一种工具，成为一把开启一系列其他能力的钥匙，得以探究自己的潜力。贷款者经常彼此传授新的技艺，以更好地利用他们的生存技能。他们比我们能做到的要强得多。
许多政府决策要人、非政府组织和国际顾问们在开展扶贫工作时，通常要首先推行一些非常详尽的培训规划。他们这样做是基于“穷人因缺乏技能而所以穷”的基本假设，并使他们自己的利益得以长久续存——为他们自己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而不必承担任何必须产出具体成果的责任。有赖于多方援助的源流与善款预算，仅为此类培训，就在全世界兴起了一个庞大的行业。扶贫方面的专家们坚持说，穷人要想攀上经济的阶梯，培训是绝对必不可少的。但是如果你进入到真实的世界中去，就一定会看到，穷人之所以穷，并非因为没有经过培训或是没有文化，而是因为他们无法得到他们的劳动报酬。他们无力控制资本，而恰恰是控制资本的能力才会使人们摆脱贫穷。利润是坦然地倒向资本的，穷人处于毫无力量的境地，只能为生产资本控制者的利益劳作。他们为什么无法控制任何资本呢?因为他们没有继承任何资本或贷款，又因为被认为没有任何信贷价值而不能贷款。
我相信，许多培训规划带来的是副作用。如果格莱珉要求贷款者们必须先去参加一个企业管理培训课程才能得到做营生的贷款的话，他们中大多数人都会被吓跑。对于我们的贷款者来说，正规的学习是一件很吓人的事，那会使他们觉得自己渺小，愚蠢，毫无用处，甚至会毁掉他们天生的能力。这类培训还经常提供物质刺激来吸引人们参加培训——有时参加者会即刻得到以培训津贴为名义的好处，或是以参加培训作为得到现金或其他好处的先决条件，由此来吸引那些对培训本身可能根本不感兴趣的穷人。
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培训都不好，但是不应该将培训强加于人。只有当人们积极寻求并愿意为其付出代价或费用的情况下，才适于提供培训。例如格莱珉的贷款者，就确实在寻求培训，他们可能想要学会看懂存折上的数字，或是想要搞清楚已经偿还和待偿的数额。常有格莱珉的贷款者想要读懂十六条决议，学会记账，或是随时掌握业务信息，他们或者可能想学习饲养家禽，养牛，或是学习种植，储藏，粮食加工的一些新方法。格莱珉也正在将新的技术带给他们：手提电话，太阳能，互联网。很快，贷款者们就需要学会计算打电话的费用，或是学着去阅读计算机屏幕上的词语了。
在尚未创办格莱珉银行时我就对在孟加拉的国际援助机构提出过批评，我批评的最严厉的、也是现今最具影响力的一个机构，就是世界银行。这些年来世界银行与格莱珉有过那么多斗争与不合，以至于一些评论员称我们是“拳击对头”。世界银行里总还有些人懂得小额贷款是怎么回事，但由于风格迥异，多年里我们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干架上，而不是互相帮助。
在1986年世界食品日的电信会议上发生了一次公开的冲突。世界食品日美国委员会的全国协调员帕特丽夏·杨（PatriciaYoung），邀请我和时任世界银行总裁的巴伯·科纳布尔（BarberConable）作为专题发言人，一起出席向三十个国家进行同步卫星转播的电信会议。
我并不了解电信会议是怎么回事，但我接受了邀请，把它看作一个可以阐释我的观点的机会。我认为，贷款的权利应被视为一种人权，贷款能够在全球摆脱饥饿方面起到一种极具战略性的作用。
我并没有打算去和世界银行总裁吵架，但科纳布尔说到世界银行向孟加拉的格莱珉提供了经济援助时，令我恼怒了。我认为我应该纠正这个错误的信息，于是很有礼貌地插话说，世界银行并没有做过这样的事。科纳布尔不予理会，又提到是世界银行的贷款帮助了格莱珉。这次我坚决地反驳了他。科纳布尔对我的抗议置之不顾，继续重复说世界银行向格莱珉银行提供了经济支持。我认为我应该对卫星电视的观众们澄清事实。我们这些格莱珉银行的人从来没有想要也没有接受过世界银行的资助，因为我们不喜欢那家银行的行为方式。他们的专家顾问经常会插手接管他们所资助的项目，在项目被纳入他们的运作方式轨道之前，他们是不肯罢手的。我们不想要任何人来干预我们的体制，或是来吩咐我们如何行事。实际上，就是在那一年，我们的确拒绝了世界银行的一笔两亿美元的低息贷款。我还告诉科纳布尔——他正在喋喋发表关于要雇用世界上最佳干才的议论——雇用聪明的经济学家并不一定能转化为有益穷人的方针和项目。
我发现，多边捐助者的扶贫方式非常令人不知所措。我可以举我在菲律宾的内格罗斯岛（NegrosIsland）的经历为例。1989年，为了应付岛上不断加剧的儿童营养不良，启动了一个名为“完善”（Dungganon）的格莱珉复制项目。几年以后,“完善”项目的创建者塞西尔·德尔·卡斯蒂略（CeciledelCastillo）博士为了扩展她的项目向联合国的一个机构申请款项。那个机构于是派了四个使团来对她的提议进行调查，在机票、食宿和专家费用等方面花了成千上万美元，然而，由于复杂的官僚原因，那个项目根本就没有得到一分钱。换言之，专家审查花费了将近五年时间并浪费了许多宝贵的资源，而岛上那些贫苦的居民未能得到任何一笔由这个机构所援助的小额贷款。我忍不住评论道，如果那个内格罗斯项目能得到等同于联合国使团的花费的款项的话，就够援助好几百个贫困家庭了。
咨询业的兴起严重地误导了国际捐助机构，形成了一种假设，即接受捐助的国家在确认、准备和项目实施的每一步都需要有人指引。捐助者和顾问们对所援助的国家颐指气使，那些顾问甚至常常会扼杀受援国家的能动性。这些受援国家的官员与学者会迅速认可捐助者文件中提到的那些数字，尽管他们很清楚那些数字并不正确。
当格莱珉在1986年向世界银行清楚地表明不会听任其干涉我们经营的立场之后，该银行决定试图在孟加拉建立其自己的小额贷款组织，采用我们的方法并结合其他一些小额贷款项目的方法。我认为那是完全不实际的打算。最终，孟加拉政府采纳了我们的建议，拒绝了世界银行的提议，但是世界银行并没有从这件事中汲取教训。反之，它将被拒建议书中的“孟加拉”涂掉，转手又把它提交给了斯里兰卡政府。
与世界银行之间的令人不快的交往经历，促使我尽可能地去了解其他发展机构。我越来越清楚地观察到，多边援助机构有大把可发放的钱，在各个国家发放的数额都由官员们来决定，官员们发放出去的钱越多，他们作为贷款官员得到的评级就越高。因此，捐助机构里的年轻而有野心的官员们会选择一些价钱最大的项目。随着巨额的款项的移动，他们的名字也在升迁的阶梯上向上移动。
在我这一行里，我经常目睹捐助机构的官员们在孟加拉不顾一切地将大笔大笔的钱发放出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几乎会不惜任何代价，包括直接或间接地贿赂政府官员。例如，他们会去租住政府官员所拥有的昂贵的新房子，或是打着官方研讨班和会议为幌子，邀请官员们参加海外诱惑之旅。顾问、供应商和潜在的承包人则常常为这个贿赂机制提供方便，说到底，他们是捐助者资助的项目的最大受益者。
据孟加拉的一个研究机构估计，在过去二十六年内所接受的三百多亿美元的国际援助中，75％并没有用在孟加拉，而是被花费在设备、用品和来自捐助国本身的顾问身上。大多数富有国家的外援预算主要用于安置本国人就业和销售本国的商品，扶贫只不过是一件顺便捎带的事。用在孟加拉的那25％，通常是直接进了当地的供应商、承包人、顾问与专家这一小撮人的腰包。这些钱大部分都被这些精英用来购买外国制造的消费品，根本无助于我们国家的经济或劳工阶层。人们普遍认为，捐款的大部分最后都变成了那些帮助做出采购决策和签订合同的官员与政客们的酬金。
所有受援国家的情况都大致相同，其援助的总额为一年500亿到550亿美元。援助的项目制造出大量的官僚机构，它们很快就变得腐败、低效、亏损累累。当今世界所鼓吹和倡导的是市场经济与自由企业的优越性，而援助款项仍源源扩充着政府的花费，往往与市场经济的利益相悖。
大部分外援资金都被用于建造公路，桥梁等等，意在“以长远利益”帮助穷人。然而，得到此类援助绝大部分利益的，只有那些已经富有的富人。在穷人变得更穷的同时，外援却成了一种对权势者的慈善。如果援助欲对赤贫者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的话，那么就必须重新制定其路线，方能使其更直接地送达穷人家中。
我相信，必须设计一整套具有新目标的全新扶贫方法。事实上，所有开发援助都应以直接消除贫困为目标。开发应被视作一个人权问题，而不仅只是一个增加GNP的问题。在国家经济好转时，穷人的状况不一定就能得到改善，因此，应该对开发重新定义，其定义应只是指底层50％人口人均收入的可测量的正向变化。
有一天，一个美国记者向我找茬，对我无数次地公开指责世界银行之类的“开发援助”组织而非常恼怒。像许多人一样，他认为世界银行是一个慈悲高尚、努力付出而不求报偿的机构。他举起麦克风，用一种挑战的声音说道:“除了总是那么挑剔批评，你能不能给我讲讲，如果你是世界银行的总裁，又会采取什么实在的措施呢?”
“我从来没想过如果我是世界银行总裁的话，我会做什么。”我很冷静地说,“但是我想我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总部搬到达卡。”
“那又究竟是为什么呢?”
“噢，如果像刘易斯·布莱斯顿（LewisPreston时任世界银行总裁）所说的‘世界银行的首要目标是与世界贫困做斗争’，那么在我看来，这家银行就该搬到一个最贫困的地方去。在达卡，世界银行将被人类的苦难与赤贫所围绕。设身处地于问题之中，银行的官员们或许能够更迅速更现实地解决问题。”
那个采访者点点头。他看上去不像开始时那样激动了。
“还有，如果总部搬到达卡的话，这家银行的5000名雇员中肯定有许多会干脆拒绝来。达卡可没有活跃的社交生活，也肯定不是一个世行银行家愿意选择在那儿养育儿女的地方，我想，那会导致许多人主动要求退休或改变工作。那将有助于达到两个效果：首先，顺势排除那些并非致力投身于向贫困之战的人；其次，能够削减费用，因为达卡的薪酬会远远低于华盛顿特区的昂贵标准。”采访就此结束。
1987年我访问美国时，与美国媒体有过一次更富有建设性的会见。当时我正在一个国会委员会上发言，听证会结束时，被匆匆带到一个小房间里，在那儿，有人正忙着对着一个话筒讲话。我根本不知道一个电话会议是如何组织的，也没有人给我做过介绍，但是我已经在那儿了，面对着一个话筒和来自大报社的十四名编辑、作家，他们正在线上等着向我提问。
首先对话筒发言的是萨姆·戴利—哈里斯（SamDaleyHarris）。他原是一名高中教师，后来成为社会活动家，发起成立了一个名为“以立法终结饥饿为己任”（ResponsibilityforEndingStarvationUsingLegislation，简称RESULTS）的全国性志愿组织。他每个月都和所有志愿者一起开全国电话会议，我正在参加的是一个记者招待会。萨姆极为温和可亲，他先为几位作家和我都做了简单介绍，然后我开始接受提问。
第一个会议持续了一小时，短暂的休息之后另一个会又开始了，有另外十四个来自各类美国报刊的十四名编辑作家参加。那天我可看到了RESULTS的效率是多么高。会后发表的文章有助于确保相关立法的通过，尽管有里根政府的强烈反对，立法仍在1987年12月得到通过，据此，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须捐助五千万美元以为穷人建立小额贷款项目。
萨姆和我马上就成了朋友。他为人平易和蔼，而在对贫困与饥饿之战中却坚如磐石。今天，RESULTS在六个国家——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日本和澳大利亚——都有姐妹组织。这些组织将小额贷款作为反贫困的一个关键战略，并且通过其市民积极分子的草根组织进行工作，使其得到社区、媒体、获选代表和政府的关注。他们促使一些政府援助机构和一些私人机构对小额贷款项目给予更多的资助，还游说财政部门对世界银行施压，使其更多关注贫困问题——不止一次这样做，而是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每年都这样做。他们还发动运动以促使一些旨在减轻本国贫困的规划与方针得到通过。事实上，在美国的RESULTS还创立了一个名为“本土RESULTS（RESULTSDemestic）”的二级组织，它是在美国的小额贷款创始运动的主要鼓吹者。在过去十年间，RESULTS与格莱珉的联系不断加强。RESULTS的每一个志愿者，或早或晚都变成了格莱珉专家。
1987年的那个电话会议，成为小额贷款运动历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它吸引了哥伦比亚广播电台（CBS）的“六十分钟”栏目的注意。1989年，分别来自伦敦与罗马的两位CBS电视新闻栏目的工作人员来到达卡访问。我和CBS记者莫利·塞弗（MorleySafer）一起待了很长时间，一起走访格莱珉的村庄，采访贷款者、开发专家、政府官员。那些工作人员一共拍了一百小时的胶片素材，再把它浓缩为十二分钟。1990年3月播放的时候，这个短片断立即引起轰动。直到那时，我才充分意识到了媒体的威力。至今，每当重播那个节目时，我们仍会接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信和电话。在那短短十二分钟里，CBS以最激动人心的方式展示出了格莱珉的精粹。与其前后的任何报道相比，那个片子都更能激发人们行动起来。
在20世纪80年代，无论当我对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们还是对记者谈起小额贷款时，大多数人都以为我是想通过借钱给小企业帮助它们扩张，使它们能雇用穷人从而以此来减轻贫困。人们花了好一阵才认识到，我所鼓吹的实际是直接把钱借给穷人。政策制定者们总是有将增加就业等同于减少贫困的倾向，而经济学家们则倾向于只承认一种就业——有薪水的就业。而且经济学家大都将前殖民大国的财富起源作为其研究与理论的基础，而不是基于第三世界国家的穷人们卑微的现实之上。对贫困的各式关注，都归属于所谓的发展经济学，那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出现的领域，基本上都是对经济理论主体的后续添加或重新诠释。
最糟糕的是，经济学家们未能理解贷款所具有的社会能量。在经济理论中，贷款只被看作一种用来润滑贸易、商业和工业之轮的工具。而在现实中，贷款创造能够迅速转化为社会能量的经济能量。当贷款机构与银行制定出一些惠顾特定人群的政策之后，那个阶层的经济与社会状况都会得到改善。然而，无论是在富国还是贫国，贷款机构都只惠顾有钱人，这样做无异于宣判了穷人的死刑。
当银行将被认为是没有信贷价值的穷人拒之门外时，经济学家们为什么会保持沉默呢?没有人能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正是因为这种缄默与漠然，银行得以在施行金融隔离政策的同时逃脱处罚。但凡经济学家们能认识到贷款所具有的强大社会经济能量，他们或许也能认识到，贷款确应作为一种人权加以促进。
那些核心经济理论的缺陷仍未受到挑战。例如，在经济学分析框架中起到核心作用的微观经济理论就是不完整的，它将作为个体的人或者看作是消费者，或是劳动者，基本上无视其自雇的个人潜力。这种企业主与劳工之间的理论上的二分法，无视个体的创造力与灵活性，并将第三世界中广泛存在的自雇一概看作是不够发达的征象。
在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绝大多数人都是通过自雇谋生的，经济学家们不知道如何在其分析框架中安置这些人，于是便把他们一股脑堆放在一个名为“非正式阶层”的包罗万象的范畴之中。但是，这个“非正式阶层”确实代表着人们自创职业营生的努力。我宁愿称之为“民众经济”（peopleseconomy），我和格莱珉的一位朋友卡尔·奥斯诺（KarlOsner）常常使用这个词，他在为欧洲人传播小额贷款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任何真正理解社会的经济学家都会来增强这个民众经济的有效性，而不是去破坏它。在没有来自经济学家的支持时，格莱珉这样的组织必须挺立中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