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年轻的大学助教老师因向人请教而招来嘲笑，
可他依然一丝不苟地学习知识。
二十多年后，他成了一名化学专家，
勤学勤记的习惯仍未改。
五十年代后期，我在圆湖村里“蹲点”，树立一天等于二十年、一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典型，很招人参观。春天，来了十来个大学生，一个老师带着。这老师是刚毕业的留校学生，顶多是个助教吧。但农民分不清大学里的职称，反正助教也是老师，便戳着脊梁嘀咕道：怎么有这么个老师？还是大学老师？
他比他带的学生大个三两岁吧，可是按农民说，要“木”十岁，木就是不活泛，见人不会说话，不知道招呼。又说要“雏”十岁，雏是幼稚。
一大早上，我那房东在院子里浇水，巴掌大一块地上，正有新绿钻出来，不到两寸高，几个学生有的说是葱，有说是蒜苗，有的要打赌。房东觉着好玩，说：
“想必大学里也修行，忌吃五辣，不知道葱叶儿是圆的，蒜叶儿是扁的。”
没想到那位老师正经摸出小本子，往上写字，嘴里咕咕着：
“葱，圆的；蒜，扁的。”
房东撑不住笑起来，那几个学生为老师不好意思，转头跑了。老师只管写着，全不知觉。我探过头去瞅瞅，不懂，看样子是英文。
我可怜这个知识分子，小声跟房东说，人家会英语。可是房东不清楚英语是什么，更加笑开了，说：
“还画洋码呀。”
过了两天，房东家里发鸡瘟，十来只鸡死了一多半，房东心疼得吃不下饭，那位老师走来问病鸡和好鸡怎么认？
房东蹲在那里没好气，说：
“认屎呗。”
老师不懂眼色，追问好鸡的屎什么样？房东没奈何，又说：
“糖屎。” “糖？屎？”
老师傻着眼，可又摸出小本子来了。房东扭过脸去，六岁的小儿子咧着嘴，唱儿歌一般说道：
“一堆儿，一堆儿。带尖儿，带尖儿。下边黑黄黑黄，是红糖，尖儿白花白花，是白糖。”
老师往本上写，房东站起来往屋里走，嘀咕道：
“一个鸡屎，也画洋码。”
他觉着晦气。老师却一边写，一边往地上张望，小儿子指着一堆叫道：
“这就是，尝尝不？”
老师只管端详着，随口嘀咕道：
“不尝不尝。”
小儿子大笑。屋里他娘叫了声“哎哟”，一会儿，打发小儿子到红医站给拿膏药，说是岔了气。
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前几天我在晚报上看见圆湖村两个养鸡户，收入论千，从不死鸡，鸡瘟进不了他家的门儿。我顺便去看看，就是那房东家，不过老房东两口子都去世了。当年的小儿子现在是当家人，当年种葱蒜的那块地，现在拉上篱笆，养着上百来只鸡，血红的冠子，雪白的羽毛，一个个神气活现。正想说几句什么，听见脚步响，那青年当家人扔下我，奔向院门口，迎着一位中年胖子。细一看，奇了，可不就是那位老师吗？他见老了，眼泡鼓鼓的，腮帮耷拉耷拉的。他不往院里走，定定地望着院外的杏树。正是早春，杏花灰白灰白好像烟雾，青年当家人说：
“怕是大年哩，杏花要‘旧’，桃花要‘暄’。”
老师摸出小本子，我看见他写着字，可咧开了嘴，口水都要滴答下来了。不光是“雏”了，还透着“傻”来。我心里一动，走过来提起五十年代，他望望我，想不起来，我又说起他带的学生，好像想起来了。为什么说是“好像”，因为没有这种时候常有的欢叫，只有嘴里嘀咕地：
“哦哦……”
不光是“木”了，还透着“僵”来，我还要叙旧，但当家人打断我的话，直跟老师解释，什么“旧”呀“暄”呀，都是方言土语，不知道科学不科学，琢磨着怕跟风啦雨啦有联系，杏花开得早，是起风的时候，桃花在清明前后，清明时节雨纷纷……他只怕解释不细、不全、不当，不留点空子让我说话。我只好探过头去，看看老师写什么，写的字不像汉字。这回，我断定是日文。
老师写着写着，挪步往杏树那边走了。当家人回过头来，只管去轰他的鸡。我只好跟过去，想想问道：
“这老师，现在，是个干什么的？”
青年当家人头也不回，说：
“一个老专家，不是说空话的人。” 我噎了一下。不过这些年也添了些涵养了，不动声色地还问道：
“什么专家呢？”
“化学。”
“化学……”
我知道化学里边还分好些专业呢，可又一时使不上嘴。那当家人说：
“我这儿没死过鸡，仗着‘长效避瘟散’，就是他配的方。”
“我当他，他，他老了呢，都张着嘴流水的……”
青年当家人直往屋里走，嘀咕着：
“有病。叫造反学生使大嘴巴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