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七八个月的东躲西藏，王亚樵身心疲惫，但是，反蒋决心更加坚定。“‘草头蒋’真不愧‘草头将’！倾军统之力，对老子不也是无可奈何？！”
逃离上海前夕，他对下一步的反蒋行动作出周密部署。
他让大夫人王淑英、妹妹王季樵带母亲王梅氏等，在他离开上海三天之后，由好兄弟何守鼎护送，回了肥东老家。
王亚樵还实行单线联系，派遣华克之作为南京小组长，肖佩韦作为上海小组长，潜伏待命；其他队员，疏散的疏散，返乡的返乡，随时听候召唤；在上海福煦路（今延安中路）古北路口耀东医院设立联络总站，傅耀东院长（江苏盱眙人）担任总联络员，郑抱真、许志远、朱大刚等为港、沪、宁之间的联络员，姚莹（许志远之妻）住在上海，担任出纳，负责款项接转。
他将“江安”号客轮“还”给李家，请李国凤、李玉良（李国煦之子，李经述之孙，已过继给李国杰做嗣子）叔侄二人代为管理，所得收入，按月转交张文农。张文农主管经费，负责给被关押人员家属及留沪、留宁人员供给生活费用，每户每月发放50元……
王述樵回忆道：
我虽系亚樵胞弟，当时为刺宋案羁押于上海，对我的妻子龚淑婉在沪生活，及我的狱中用费，亚樵由香港指示，不得超过留沪一般家属生活费，每月发给五十元，不准多得。洪耀斗夫人彭璧如每月生活费亦是五十元。由此足见亚樵的为人。所以，他能令其部下为之拼命替死。
行刺利箭整装待发，随时可能从某个意想不到的角落射出去，让蒋介石胆战心惊，让戴笠如履薄冰，让沈醉等鹰犬疲于奔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