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在中国大陆商界人士、“个体大款”日益趾高气昂、飞扬跋扈的衬托下，文人作家们的生活和精神状况就Et益显出贫血性的苍白和委琐。作家不再是令人崇敬的“灵魂工程师”，连作家自己写的小说里都自嘲“作家就是流氓”；通俗的叫法是“耍笔杆子的”“、爬格子的”“。耍”虽已无神圣可言，但还保留一点潇洒“，爬”而且是在“格子”中。其窘态则更为可掬。于是有人惊呼“人文精神的失落”，然而我要间“，人文精神”近半个世纪以来又何曾高扬过？于是有人惊呼“严肃文学的衰退”，然而我要问，今天的文学是不是还像十几年前那样“严肃”地对待社会和人生？十几年前文学的“轰动效应”正在于文学对社会和人生的批判，尽管那时作家们还很幼稚，却抱着孩童面对魔王的勇气。那时作家的内心追求和社会的演变同步，人人都显得自信而饱满。但当年幼稚的批判精神今天却成熟为饱经世故的远离和逃避。在社会进一步演变中，很多作家囿于“专业”的圈子不知所措，或是哀叹世风Et下，孤芳自赏，或是自以为如炊烟般地得到“升华”。文字垃圾和玩弄高智商的文字游戏充斥文化市场；原本在文坛个别角落的无病呻吟，蔓延成整个文坛处处可闻有病呻吟。制造文字垃圾的作者其实本身就是垃圾，在平面上延伸的作家即使产量再多也不能说水平有所提高。现实证明：知识是绝对必须尊重的，而知识分子尤其是作家，却不见得都值得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