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吴淑珍不幸在一九八五年十一月间因故下半身瘫痪，正值英年的陈水扁要战胜“七情六欲”确属不易，终究陈水扁也是凡人。而事实上，过去好几位当代“伟人”，也都有外遇记录，包括蒋故“总统”经国先生，而就在一九九九年底，蒋经国先生的“私生子”章孝严，还因为“外遇”的一张亲笔纸条，丢掉了“总统府”秘书长的官。“伟人”尚且如此，凡人陈水扁以其特殊际遇，有“外遇”，似乎不见得会让支持者唾弃。
但陈水扁始终否认，不愿诚意面对问题，这一点就比不上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洒脱，立委施明德从来不否认他的男女关系，有时还洒脱得很浪漫。而陈水扁浪漫不起来的原因，当然是担心“推轮椅”的吸票效应丧失。
二零零四年初的“总统”大选，电视广告中，又看到了陈水扁推着吴淑珍轮椅的背影，是那么的悲情、那么的坚毅、那么的善待女人。但在这背影的背后，有多少吴淑珍不敢流出眼泪的心酸？又有多少陈水扁拥抱阿珍的无奈与痛苦？
第一部分第13节：他的“恨”（1）
——阿扁执政怎一个“恨”字了得
李庆元
阿扁在台北市执政四年，得罪过他的经常没有好下场，衡量的依据往往不是人民的福祉，而是个人好恶的小格局。尤其，陈水扁“消灭”蒋家父子的动作，不但没有象征威权的瓦解，反而是象征着一个新威权的诞生。
在台北市四年的阿扁执政，怎一个“恨”字了得？
从陈水扁的成长过程和问政理念与经验中，可以发现，陈水扁为什么在他当上台北市长以后，往往是用“恨”来解决问题。
坎坷的幼年成长经验，让陈水扁在一九九四年底参选台北市长时，道出一段“木瓜干与大冰箱”的故事；这个故事说出陈水扁直到追求妻子吴淑珍的时候，还以为“冰箱”是“衣柜”，而“乌鱼子”是“木瓜”，足见其贫苦的成长过程。
悲情际遇影响执政风格
而陈水扁也绝少提到他的父、母亲，其因素充满悲情，社会传出许多版本的说法，不过，人无选择父母的自由，社会会同情陈水扁，但是，这些际遇深深影响陈水扁的人格，也是难免的。
而在问政的经验中，陈水扁曾经遭遇美丽岛事件的冲击，选举台南县长时，甘苦与共的吴淑珍横遭车祸，导致半身不遂，选举结果又是落败；后来加上入狱服刑等挫折。
可以这么说，陈水扁是在悲情中走过来的人，而许多从悲情走过来的人，不一定有智慧走出悲情，他可能开始变成让别人走入悲情的人。
这就如同中国传统所谓“多年媳妇熬成婆”，许多媳妇在好不容易熬成婆婆以后，就忘记了当年她是如何遭受婆婆的虐待，还有，她当年是如何的痛恨婆婆。她不但忘记了这些，她还开始仿效她日夜诅咒的婆婆，开始如法炮制，甚至青出于蓝的来虐待她的媳妇。
在陈水扁执政的四年间，我们看到了一个充满恨意的陈水扁。
陈水扁的执政“恨史”中，最显着的就是对蒋家父子的恨。
蒋家父子蒋中正和蒋经国在台湾四十年的执政，虽有若干地方可以让历史来批判，但是从台湾政经、社会的历史发展来整体论定，蒋家对台湾有重大贡献是无可置疑的。
他的心中只有恨？
但是，陈水扁的历史视野看不到这些，他只看到两蒋时代曾经发生的“二二八”事件、美丽岛事件、压制反对运动和监控政治犯案例、党禁、报禁等历史恩怨。
所以，翻遍陈水扁曾经说过的话，似乎找不到一句是从历史观点来公平论断蒋家父子的，换言之，陈水扁对蒋家只有一个“恨”字。所有蒋氏父子殚精竭虑，维持台湾四十年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和教育进步等不可磨灭的功绩，在陈水扁的眼中，就如同他唾骂台北市议员林瑞图一样，只是一团“屎”而已。
陈水扁对蒋家的恨，充分显露在其执政之路上。
首先，陈水扁一上任台北市长之后，就毫不客气地拆掉市长室内的蒋中正、蒋经国父子肖像。
紧接着，一九九五年二月十四日，陈水扁在市政会议上宣布：卸下所有市府所属单位礼堂、会议室内的蒋公、经国遗像，从此，蒋氏父子的肖像在台北市整个消失。没有一个市府单位胆敢违抗陈水扁的指令，哪个单位还敢让陈水扁看到他心中所“恨”的蒋氏父子，单位主管肯定下台一鞠躬。
陈水扁为了让蒋家从台北市彻底消失，可说毫无掩饰地陆续出招。
一九九五年的六月十日，陈水扁来到北投区湖底路一百四十九号的阳明山蒋公旧行馆，当场决定把行馆和周围六幢原侍卫、蒋公当年招待访客的日式住宅，规划为艺术文化活动场所。陈水扁以推动“艺术文化”的美名，消灭掉一个在台湾历史上值得保存的地方。
这样还不够，陈水扁进一步做出一个连蒋家当年都不会做的动作：拆除拥有合法建物和土地权状的蒋纬国别墅。
得罪阿扁合法变违法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陈水扁在未通知当事人的情况之下，率领市府相关官员，来到台北市至善路三段七十一巷二百零一号的蒋纬国别墅前，决定请市府有关单位撤销其建物和土地登记，让蒋纬国的别墅由合法变成违建，然后再执行所谓的“依法拆除”。
这一消息传出，可真吓坏了许多台北市民，试想，拥有合法权状的房子都可以在陈水扁一人的喜好之下，一夕间沦为违建，蒋纬国的命运尚且如此，小市民又能如何？
尤其，在台北市，早期类似蒋纬国购自政府土地或房屋的房地产案例，相当普遍，虽然这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物，但事后来评断，这种现象的确是有特权成分在内。
只是，这类的案例这么多，为什么陈水扁独挑蒋家的别墅来下手，当然这跟他心中的“恨”有关。否则，国民党位于台北市中山南路旁，“总统府”正对面的中央党部大楼，一样是运用执政党的特权低价取得的，陈水扁为何不撤销其土地登记，并拆掉国民党新建的大楼，反而是在忸怩作态，声言不发给执照之后，仍然力排众议，发给执照？
有趣的是，蒋纬国的公子蒋孝刚事后把土地分成三份，一份自己保留，两份出售后，买主竟然可以向市府请领合法的建照盖房子。其标准只凭陈水扁的爱与恨而已。
到了一九九六年三月二十一日，陈水扁宣布将“总统府”前的介寿路更名为“凯达格兰大道”，“总统府”前广场定名为“凯达格兰广场”。美其名为重视原住民，其实目的还是在怀恨“介寿”两字。
再过来就是解决掉“士林官邸”，这已是蒋家在台北市的最后象征，陈水扁在一九九六年四月十三日宣布，三个月后市府从“总统府”收回士林官邸，同时要在这里举办大型飙舞活动。他要利用单纯的年轻人，用飙舞来践踏蒋家，来发泄他心中对蒋家的恨。
陈水扁还说：“李登辉再坏，也比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好些。”（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五日访问美国所言。）
虽然陈水扁口口声声说，这些对蒋家的动作象征威权的瓦解，而实际上，陈水扁在做这些动作时，蒋家的威权早已是过眼云烟。所以，陈水扁的动作不但没有象征威权的瓦解，反而是象征着一个新威权的诞生。
此外，陈水扁的“恨”还发挥在前行政院长郝柏村以及台北市地方法院院长胡致中的身上。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间，陈水扁强调郝柏村住宅有占用台北士林复兴桥拓宽用地，约三十多坪，是“大特权”，要求有关单位立刻处理，全力执行。而台北市新工处也表示，其占用道路用地部分已完成土地征收，并于一九九六年度办理地上物补偿。
第一部分第14节：他的“恨”（2）
政府公器沦为报复工具
相对照于陈水扁对郝柏村用地征收的急急如律令，关于李登辉“总统”重庆南路官邸后方，占用巷道达三百多坪的围墙，陈水扁不但不执行拆除，还通过台北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审议，以变更地目的方式，将重庆南路二段五巷废巷，由巷道用地变更为住宅区，不让市民通行，牺牲了小市民的行路权。
陈水扁对郝柏村和李登辉的“恨”、“爱”分野，表露无遗。
胡致中在陈水扁心中的恨也是难以消除的，他曾经“依法”数度传讯陈水扁市长，陈水扁不理他，他还发拘票准备拘提市长，硬是要阿扁上法院，搞得陈水扁很不痛快。
于是，陈水扁逮到了胡致中在台北金华街宿舍家里有违建的好机会，予以报仇泄恨。虽然在事前，工务局长李鸿基签报该违建并不妨害公共安全、景观与交通，且符合陈水扁宣示的三十平方米以下，可纳入分期分类暂缓拆除范围，但是在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陈水扁仍下令拆个痛快。
问题出在，此时陈水扁和副市长陈师孟的家里，一样遭人检举都有违建，但陈水扁任由外界强烈质疑两套标准，自己人的违建说不拆就不拆，不拆就罢了，陈水扁夫人吴淑珍还数度嘲讽那些抗议她家违建的人是在“作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