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爱因斯坦深邃的思想太需要孤独了，使他无法全身心投入到常人的家庭生活之中。就像他的书房，是由一间堆放东西的阁楼改成的，在宽敞、明亮、舒适、优雅的书房里，他不自由，而在这离开豪华陈设的小阁楼上，他又感到自由了：他光着脚，只穿一件薄毛衣，坐在安乐椅里；一张圆桌上堆满了书籍、杂志和草稿纸，四壁都是放满书的书架；墙上挂着法拉第和麦克斯韦的肖像，原来还有一张牛顿的肖像，搬家的时候丢失了。从小窗户里看出去，是一片屋顶的海洋，他仿佛置身于孤岛上。这里是与世隔绝的，除了助手，谁都不准进来。爱因斯坦需要这种与世隔绝的孤独。在孤独之中，他的心才能和宇宙融成一体。
爱因斯坦的母亲波林在艾尔莎与爱因斯坦结婚半年之后来到柏林，并住在儿子家中，一直到去世。
波林的一生也是坎坷的。１９０２年她丈夫死后只剩有不多的钱，她又没有收入，起先她到海亨根和她姐姐范妮住在一起。之后，她长期住在海尔布朗的一位姓奥本海默银行家遗孀的家中，操持家务，教育几个小孩子，孩子们对她很是敬慕。后来一段时间她给那位孀妇的弟弟雅各布·科克管理家务，接着，她又搬到鲁塞耐与女儿玛雅和女婿保尔·温特勒在一起居住，他们家在布兰堡大街１６号甲。
波林住在女儿家时腹部已有癌肿，病情十分严重，只得到罗斯瑙疗养院住院治疗。住院以后不久她表示希望同儿子住在一起。１９１９年１２月，艾尔莎给埃伦费斯特写信说，母亲病已垂危，将迁移到柏林来。１９２０年初，波林到达柏林，一同前来的还有玛雅，一位医生和一位护士。波林住在爱因斯坦的书房里。吗啡治疗对她的大脑有所影响，但是她“眷恋人生，看上去依然是精神饱满”。波林于２月去世，埋葬在柏林的勋伯格公墓。波林去世后不久，爱因斯坦给赞格写信说：
“我母亲已病故，我们精疲力竭。人可以从内心深处感觉到血缘关系非同小可。”
★伟大的验证
在２０年代初，爱因斯坦已经享有任何一位学者都未曾获得过的盛誉。英费尔德对１９１９年日蚀观测和证实广义相对论之后爱因斯坦的声誉空前增长的原因，曾发表过一些有趣且有一定道理的看法：
“这件事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发生的。人们厌恶战争、屠杀和国际阴谋。战壕、炸弹、屠杀留下了悲惨的余悸。谈论战争的书籍没有销路和读者。每个人都在期待一个和平的时代并想把战争遗忘。而这种现象能把人类的幻想完全吸引住。人们的视线从布满坟墓的地面聚集到满天星斗的天空。抽象的思想把人们从日常生活的不幸中引向远方。日蚀的神秘和人类理性的力量、罗曼蒂克的场景、几分钟的黑暗，尔后是弯曲光线的画面——这一切和痛苦难熬的现实是多么不同呵！”
爱因斯坦瞬间成为公众偶像的原因很多，但直接的原因则是对全日蚀的观察中，终于证实了光线在太阳引力场中发生弯曲。
１９１９年初秋，波林在疗养院住院时收到儿子的明信片，第一句话是：
“亲爱的妈妈，今天报告你一个好消息。洛伦兹打电报告诉我，英国远征队已经实际上证实了太阳的光有偏转。”
早在几天之前，洛伦兹打给爱因斯坦的电报中说：“爱丁顿在９／１０秒和１４／５秒之间发现太阳边缘的恒星位移。恭喜恭喜。洛伦兹。”
大家心里都明白，有了这个观测的证明，广义相对论的意义与价值就会变得无法估量。爱因斯坦对这一点更清楚，他早就渴望着这一天了。
早在１９０７年，在伯尔尼专利局当职员的爱因斯坦发现了等效原理，他认识到这个原理本身意味着光有某种弯曲，但是他认为这个效应太小了，观测不出来。１９１１年，布拉格的教授发现，这个效应在日全蚀的时候能够测量出来，并且发现，在日全蚀的情况下变曲度是０''.８７①。但他那时还不知道空间也是弯曲的，因此，他的结论是错误的。他仍然相信牛顿，而牛顿认为空间是平直的，牛顿从他自己的万有引力和光微粒说中也能计算出这个０''.８７。１９１２年，苏黎世的教授发现空间是弯曲的。几年之后他才明白空间的弯曲改变光弯曲。１９１５年，已是普鲁士科学院院士的爱因斯坦发现了自己以前的错误，广义相对论意味着太阳光的弯曲度是１''.７４，也就是说，爱因斯坦值是牛顿值的两倍，因子２使得牛顿和爱因斯坦对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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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０''.８７：现在称为牛顿值。
爱因斯坦到１９１４年还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但是他信心坚定，他写信给贝索说：
“不论日蚀的观察是否成功，我都坚信整个体系的正确性。”
爱因斯坦也是幸运的，历史的几次变故使他几次免于面临错误的窘境。
１９１２年，一支阿根廷日蚀远征队开到巴西，计划检验光的弯曲度，因为天下雨取消了试验。
１９１４年夏季，由弗罗因德里希率领，由人们不太熟悉的捐助人克鲁普资助的德国远征队开往克里米亚，观察８月２１日的日蚀，也因战争没法完成考察任务。
１９１５年１１月１８日，爱因斯坦宣布正确的偏转数值是１''.７４，他更迫切希望得到日蚀观察的数据。可日蚀观察依然一再受挫。
１９１６年，委内瑞拉有一个观测日蚀的机会，又是因为战争而失去了。早先希望在日蚀时拍摄照片寻找偏转的企图落空了。
１９１８年６月，一位美国人对日蚀的观察也没有得到任何结果。
一直到１９１９年５月，两个英国远征队才获得第一批有用途的照片。而这一重要的观察成就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爱丁顿。
爱丁顿是英国剑桥大学的天文学教授，又是皇家天文学会的学术秘书。他参加了基督教教友会。就像那些主张“爱自己的敌人”的教友们一样，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只是摇头。与爱因斯坦一样，他也是一个十足的和平主义信徒。１９１６年春天，从中立国荷兰的莱顿大学寄来一份《广义相对论基础》单行本。皇家天文学会的通讯会员德·西特教授，刚从爱因斯坦那里收到这篇论文，就把它寄到了剑桥。爱丁顿一眼就看出，这篇论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马上开始研究广义相对论，同时请德·西特写三篇介绍广义相对论的文章，发表在皇家天文学会的会刊上。这三篇文章，引起了英国科学界的广泛注意。因为这是英国人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以来的两个半世纪里，第一次有人向牛顿提出有力的挑战。
爱丁顿决定用日全蚀观测来验证爱因斯坦的新的引力理论。
１９１９年５月２９日将发生日全蚀。刚好，金牛座中的毕宿星团在太阳附近，如果天气晴朗，用照相的办法，至少可以照出十三颗很亮的星。这是天赐良机，到时候将给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也就是向牛顿挑战的新的引力理论，来一个判决。如果星光掠过太阳表面的时候，像爱因斯坦预言的那样拐弯了，这就证明爱因斯坦是正确的，否则……。
不，作为自然科学家的爱丁顿，坚信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是正确的。星光将会拐弯，拐过１''.７４，和爱因斯坦预言的一样。要用照相机照出这１''.７４的偏转角，就像在十几米外照出一根火柴棍那样困难。不过，爱丁顿也仔细研究过了，这是办得到的。
在爱丁顿的热情倡导下，皇家天文学会开始了日全蚀观测的准备工作。当时，德国潜水艇封锁着英国的海岸线，英国人民正在挨饿，每天都有英国士兵牺牲在前线。德国是英国的头号敌人，花费大量的金钱和人力，去证明一个德国科学家的理论，遭到不少英国人反对。可是，爱丁顿和爱因斯坦一样，是和平主义者，他执著地认为科学是没有国界的。爱丁顿对广义相对论的热情，对科学的执著，感染了皇家天文官代逊。这次全日蚀，月球的巨大影子横跨大西洋两岸。代逊决定派出两支远征队，分别去非洲西部的普林西比岛和南美洲的索布腊尔。
１９１９年３月初春的一天，在格林尼治天文台皇家天文官的官邸，举行了日蚀观测队出征前的最后一次会议。巨大的书房里，代逊在花地毯上踱过来，踱过去，向两位队长作最后的交代。爱丁顿细长的身子埋在大沙发里，看着对面墙上的牛顿像出神。代逊讲完了，爱丁顿的副手想使会议的气氛活泼一些，就笑着说：
“要是我们观测到的光线偏转角不是０''.８７，也不是１''.７４，而是３''.４，那怎么办呢？”
这位副手是在望远镜下度过了无数夜晚的天文学家。他没有爱丁顿那样的数学造诣。在他看来，爱丁顿对爱因斯坦佩服得五体投地，实在有点好笑。广义相对论再优美，也不过是一件美丽的衣裳，穿在天文学身上，会不会合身呢？那一套玄乎乎的空时理论，光的弯曲，像他那样的天文学家是接受不了，也不愿接受的。所以，副手的这一番话，很有点揶揄爱因斯坦的意思。
爱丁顿没做声，眼睛仍然盯着墙上那威严的牛顿画像。
有什么可说呢？不管是什么结果，意义总是非凡的。爱丁顿对此早就想过：
“这次日蚀远征队可能会第一次证明光的重量（即牛顿值）；或许还可以证实爱因斯坦的非欧空间的怪论；或许会出现更具有深远影响的结果——光没有弯曲”。
皇家天文官一本正经，他把两手一摊，对爱丁顿的副手说：
“那爱丁顿就要发疯了，你一个人回英国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