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的愤怒引起官方的恐慌。好不容易有个爱因斯坦出来为德国人支撑门面，让世人改变一下对德国不好的印象，再说世界各国都奉爱因斯坦为神明，可德国人自己却咒骂他，这多少都说不过去了。９月６日，德国文化部长亲自写信给爱因斯坦，对８月２４日的事件表示深深的歉意。
爱因斯坦的许多朋友看到他发表在《柏林日报》上的文章后，非常震惊。有些朋友认为爱因斯坦的反应过于激烈，有损于爱因斯坦的学者风范和昔日公众心目中的超脱形象。就连远在荷兰的埃伦费斯特也从莱顿写信来，说：
“我的妻子和我都绝对无法相信你自己竟会在《我的答复》这篇东西里写下哪怕最少几个字。
“我们一分钟也不能忘怀，你一定是为一种特别无礼的方式所激怒，我们也忘怀不了，你在那边是生活在一种不正常的道德风气里；尽管如此，但是这个答复还是含有某些完全是非爱因斯坦的反应。我们可以用铅笔把它们一一划出来。如果你真是用你自己的手把它们写下来，那就证明了这些该死的猪猡终于已经成功地损害了你的灵魂，这对我们来说是多么可怕呀。”
对埃伦费斯特的委婉看法，爱因斯坦并不赞成，他在９月１０日给埃伦费斯特的回信中作了这样的解释：
“只要我还想留在柏林，我就不得不这样做，因为在这里每个小孩都从照片上认得我。如果一个人是民主主义者，他就得承认有要求公开发表意见的权利。”
９月３日，索末菲忧心忡忡地写信给爱因斯坦，一是对迫害爱因斯坦的事件表示愤怒，二是向爱因斯坦呼吁，在德国处于困难的时候，请他不要离开德国。
索末菲说：
“作为人和物理学会主席，我怀着真正的愤怒密切注视着柏林迫害您的事件。劝告沃尔夫·海德堡无济于事，他可能已经插手这件事，像他当时写信告诉您的那样，他的名字纯粹是被滥用了。勒纳德的情况大概也一定是如此。韦兰·盖尔克之流才是地道的这路货色。
“今天我已经同普朗克商议了科学家协会所应当采取的行动。我们要建议该协会的主席、我的同事冯·米勒提出强烈抗议，反对‘科学的’煽动家的勾当，并且公开表明对您表示信任。这不应当是对这种勾当的一种形式上的异议，而应当只是出于科学的良心。
“但是，您可不能离开德国！您的全部工作都扎根在德国（以及荷兰）的科学中了；哪里都没有德国这样深切地理解您的工作。德国现在各方面都受到难以形容的歧视，它同样不能漠然地看您离开……
“您，恰恰是您，还得为自己郑重地辩护，驳斥那种说您剽窃别人又害怕批评的谰言，这真是对一切正义和理性的嘲弄。
“《南德意志月刊》社请您写一篇文章，他们十分关切您的答复。如果您乐意的话，您也可以把它交给我。但是为了更广泛地分配，我们必须尽快地得到它。《南德意志》的读者很多，它是受人重视的刊物；而且您也可以在那里表态，反对这些‘臭虫’。您在《柏林日报》上的声明我还未看到，别人对它的评价认为是不很成功的，并且同您不相称。但是对于这些臭虫却是好的。在我看来，《柏林日报》本来就不是清算反犹太叫嚷的适当场所。如果您能同《南德意志》合作，我们是非常高兴的。
“我希望您这时已经恢复了您的明哲的欢笑，并且同情德国，它的痛苦到处都逐渐表现出来。可是决不要开小差。”
９月６日，爱因斯坦复信给索末菲，说：
“实际上，我对那些人攻击我的行径看得过于严重了，因为我以为我们物理学家中有不少人参与了这件事。因此，我的确想了两天您所说的‘开小差’的问题。可是不久我就觉悟到并且认识到，要离开我的这群诚挚的朋友，那是错误的。也许我不应该写那篇东西。但是我一定不让人们把我对于这种一再重复的指责和非难保持沉默说成是同意。糟糕的是，我的每次发言都被记者们利用来做生意了。我真应该让自己守口如瓶。
“我不可能为《南德意志月刊》写稿。如果我能了结我的信债，那我就非常高兴了。瑙海姆的那样一种声明，完全出自纯洁的动机，对国外来说也许是适当的。为了宽慰我而发表这种声明，无论如何是不必要的；因为我近来心情已经恢复了欢乐和满足。报刊上关于我的东西，除非真正喜欢的，我一概不看。”
在当时情况下，爱因斯坦离开德国的理由确实多而充足。除民族主义分子的反犹宣传和无耻攻击外，通货膨胀也压得爱因斯坦喘不过气，使他的处境变得很艰难：他必须给在瑞士的米列娃汇钱去，在马克贬值的情况下，给米列娃汇马克去已无意义。可爱因斯坦犹豫之中仍不愿违背当时对普朗克许下的诺言。当然，爱因斯坦心目中还对魏玛共和国残存一点希望，以为它还可能把德国引向民主与自由。所以，即使埃伦费斯特一再劝爱因斯坦移居莱顿，他也拒绝了。在给埃伦费斯特的信里，有这样的话：
“我曾对普朗克许下诺言，在这里的环境没恶化到普朗克本人承认我的离开是自然而然的和正确的之前，我不离开柏林。如果我不是迫不得已，而是哪怕是部分地出自物质利益便离开我的政治期望正在那里实现的国家，离开用爱和友谊来温暖我的人们，而在开始堕落的时期我的离开对他们来说可能会加倍地难受……那我就是忘恩负义了。如果事态的发展使我没有可能继续呆在德国，那我可以走。如果情况不是这样，我的离开将粗暴地破坏对普朗克的承诺。今后，我可能为这种食言而责备自己。”
埃伦费斯特在把爱因斯坦的决定通知洛伦兹的时候补充了一句话：
“这封信使我感到惭愧，同时也激起了我对这个杰出人物亲切和愉快的自豪感。”
爱因斯坦的道义感、责任感并未唤起民族主义分子的良知。
１９２０年９月２３日～２５日，在瑙海姆温泉举行了“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协会”的年会，武装警察把守着会议的大厅，以防出现骚乱。在会上，勒纳德公开地跳了出来，以恶毒的、明显的反犹方式攻击爱因斯坦。爱因斯坦也毫不示弱。与勒纳德进行了激烈的论战。下边几段对话是他们论战中的一个缩影：
爱因斯坦：在煞车的时候，列车中所出现的现象是引力场的作用……
勒纳德：这样一个引力场，必然会在别的地方引起效果，我想明显地看到它的存在。
爱因斯坦：被人看成是明显的东西，要历经巨大的变化，它是时间的一个函数。（有人鼓掌，笑）和伽利略同时代的人，也会说伽利略的力学很不明显。这些“明显的”概念有它们自己的恶作剧，跟时常被人提起的那个“健全的人类理性”完全一样。
至此，全场活跃，人们兴高采烈了。
从当时辩论的记载来看，勒纳德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道义上都处于下风。但这一类人自有他们卑劣的手法，他们针对新闻界所传播的爱因斯坦想离开德国的消息大作文章，在排犹主义的报纸上大叫：
“别了，爱因斯坦！但愿对他能像贞女奥尔良说的那样：
永远可也别回来！”
有人甚至在柏林的报纸上两度狂吠：“杀死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没有退让，他决定留在德国为自己的政治理想、科学理想而战斗，并公开接受了德意志共和国国籍，再次成为德国公民。对于重新加入德国国籍这件事，是爱因斯坦后来一再后悔的事情。
★犹太情结
围绕相对论争论表现出来的反犹主义对爱因斯坦有很大刺激，并促使他与犹太复国主义有了接触。起初在布拉格时，爱因斯坦刚一接近犹太知识分子，就断然拒绝参与他们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活动。如今在柏林所受到的攻击，迫使爱因斯坦改变了态度，开始以他在学术界的全部威望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主张，以此来回击对他使尽了威胁和利诱等无耻手段的德国排犹主义分子。当然，这不能说是爱因斯坦能作出的最好回答，但是看来他又无路可走。
当时，柏林的犹太人分为两大派：一派主张犹太人和德国人同化，一派主张犹太人回到自己祖先居住过的巴勒斯坦，重建一个犹太国。在同化派和复国派内部又有许多小的派系。爱因斯坦对于这些派系之争从来不感兴趣。他认为人之所以高贵，是因为有思想，至于皮肤的颜色、鼻子的形状，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一切民族都应该是平等的。民族主义是偏见，是一种原始的幼稚病。爱因斯坦从来都是反对一切种族主义的。
然而，柏林的现实却不是这样。从来到柏林的第一天起，爱因斯坦就强烈地感到，黄皮肤、黑头发的犹太人，在金发碧眼的日耳曼人眼里，不过是贱民，连末等公民都算不上。读大学、找职业，处处都有或公开或隐蔽的歧视性条文。就连在大街上行走，也常常会遇到鄙夷的目光，听到从牙齿缝里挤出来的咒骂：
“犹太狗杂种！肮脏的猪！”
尽管许多有才干的犹太人，在学术界、艺术界和金融界取得了很高的地位。但是作为一个民族，犹太人又是何等的不幸。同胞的不幸就是自己的不幸。爱因斯坦越来越感到，自己是不幸的犹太民族的一员。
爱因斯坦对犹太人命运的关心愈来愈多了。他开始认为对犹太人命运的关注与先前的超民族理想并不相互矛盾。１９１９年１０月，爱因斯坦写信给物理学家保尔·爱泼斯坦说：
“我们可以关心世界，同时也关心自己民族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