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尽可能不说一句为某一集团所中听而为另一集团所不中听的话。大家都同样处在危险之中，如果理解到了这种危险，就可希望大家会共同避开它。
“我们必须学会用新的方法来思考。我们必须认识到向我们自己提出的问题，不是要采取什么措施能使我们支持的集团取得军事胜利，因为已不再存在这样的措施；我们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应当是：能采取怎样的措施来制止一场其结局对一切方面都必然是灾难的军事竞赛？
“一般公众，甚至许多当权的人都没有认识到使用核弹的战争究竟会引起怎样的后果。一般公众仍然用城市的毁灭来想象。据了解，新的核弹比旧的核弹有更大的威力，一颗原子弹能毁灭广岛，而一颗氢弹就能毁灭像伦敦、纽约和莫斯科那样的最大城市。
……
“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在感情上并不是中立的，但作为人类，我们必须记住，如果东方和西方之间争端的解决，对于无论是共产主义者还是反共产主义者，无论是亚洲人还是欧洲人或者美洲人，无论是白种人还是黑种人，都能给以可能的满足，那么就决不可用战争去解决这些争端。我们希望东方和西方都了解这一点。
“如果我们这样作出抉择，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幸福、知识和智慧的不断增进。难道我们由于忘不了我们的争吵，竟然要舍此而选择死亡吗？作为人，我们要向人类呼吁：记住你们的人性而忘掉其余。要是你们能这样做，展示在面前的是通向新乐园的道路；要是你们不能这样做，那么摆在你们面前的就是普遍死亡的危险。”
这个宣言发表后，在罗素的积极推动下，由美国大企业家赛勒斯·伊顿资助，于１９５７年７月以《罗素—爱因斯坦宣言》签名者的名义，在加拿大东部新斯科舍州的普格瓦许村伊顿家里召开了一次有１０个国家共２２位科学家参加的会议。以后这种会议大概不到一年就举行一次，开会的地点有魁北克、维也纳、莫斯科、伦敦等处。这种会议以后统称为“普格瓦许—科学和世界事务会议”。罗素生前是这个会议的常务委员会主席。在１９５７年的会议上通过一个决议：
“鉴于未来任何世界大战必将使用核武器，而这种武器威胁着人类的继续生存，我们敦促世界各国政府认识到并且公开承认，它们的目的决不能通过世界大战来达到，因此，我们也敦促它们寻求和平办法来解决它们之间的一切争端。”
爱因斯坦和那些与他一样的科学家们呼吁，在当时遭到形形色色的政治家们的嘲弄。可几十年后，他们的主张正是全球和解的基础。历史证明了他们的伟大。
★死与不朽
１９５５年４月１３日，爱因斯坦的右腹部感到一阵阵剧痛，还出现了别的症状。医生们诊断是主动脉瘤，并建议他动手术。
爱因斯坦拒绝了。
他知道，自己应该走了。自从１９１７年那场大病以来，他一直有胃痉挛、头晕恶心和呕吐的毛病。１９４５年和１９４８年接连做了两次手术，发现主动脉上有瘤。这是一个致命的定时炸弹。
爱因斯坦知道，这个定时炸弹爆炸了。
第二天，心脏外科专家格兰医生从纽约赶来。尽管病人很虚弱，开刀很危险，但格兰还是建议开刀，这是唯一的抢救方法。
爱因斯坦苍老的脸上现出一丝疲倦的微笑，摇摇头说：
“不用了。”
几年前医生就告诫他那个主动脉瘤可能随时破裂，爱因斯坦总是笑着说：
“那就让它破裂去吧！”
４月１６日，爱因斯坦病情恶化。杜卡斯又匆匆请来医生。医生让爱因斯坦立即住院，爱因斯坦只管摇头，怎么也不肯住院。医生了解爱因斯坦，说：
“教授先生，你看杜卡斯小姐。她一人在这儿顶不住了。
我看她也要病了。”
爱因斯坦看了一眼杜卡斯。这个忠实的助手，从１９２８年爱因斯坦生病以来，一直跟着他。先当秘书，后来兼当管家，现在又兼当护士。她确实疲惫不堪，快顶不住了。
爱因斯坦点了一下头。
爱因斯坦终于住进了普林斯顿那家小小的医院。一到医院，他就让人把他的老花眼镜、钢笔、一封没写完的信和一篇没有做完的计算送来。垂危的爱因斯坦在病床上欠了欠身子，戴上老花眼镜，从床头柜上抓起了笔。可手还未抬起，他又倒了下去。宽大的布满皱纹的额头上冒出一片汗珠，那支用了几十年的钢笔从手里滑走了，落到地上。
“上帝”不允许他再做了。
也许，他做得实在是太多了。
４月１７日，星期五。爱因斯坦自我感觉稍好一些。儿子汉斯坐飞机从加利福尼亚赶来了，女儿玛戈尔也因病住在同一个医院里，她也坐着轮椅来到爱因斯坦床前。爱因斯坦和他们说了几句话，微笑着对儿女们说：
“没什么。这里的事情，我已经做完了。”
对所有来看他的朋友、同事们、爱因斯坦都平静地说着同一句话：
“别难过，人总有一天要死的。”
他明确立过遗嘱说：“我死后，切切不可把梅塞街１１２号变成人们‘朝圣’的纪念馆。我在高等研究院里的办公室，要让给别人使用。除我的科学理想和社会理想，我的一切都将随我一起死去。”
晚上，爱因斯坦让杜卡斯回去休息。夜里一点刚过，助理护士罗素小姐发现，爱因斯坦睡梦中呼吸困难。她想请医生来，便向房门口走去，但听到爱因斯坦用德语说了几句话。罗素小姐听不懂，连忙折回病床前。就在这一瞬间——１９５５年４月１８日１时２５分——爱因斯坦与世长辞。解剖发现是腹腔主动脉溢血。
巨星陨落了。
２个多世纪以前，科学巨人牛顿的逝世，引起了英国和欧洲的一片悲恸。
现在，电讯传遍地球每一个角落：
“当代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逝世，终年７６岁。”
全球为之悲痛。
到处都是悼词：
“世界失去了最伟大的科学家”
“人类失去了最伟大的儿子”
到处都是颂词：
“爱因斯坦开创了物理学的新纪元”
“爱因斯坦改变了人类对世界和宇宙的认识”
更多的刊物，都重登了法国物理学家朗之万在１９３１年对爱因斯坦作出的评价：
“在我们这一时代的物理学史中，爱因斯坦将位于最前列。他现是，将来也还是人类宇宙中有头等光辉的一颗巨星。很难说，他究竟是同牛顿一样伟大，还是比牛顿更伟大；不过，可以肯定地说，他的伟大是可以同牛顿相比拟的。按照我的见解，他也许比牛顿更伟大，因为他对于科学的贡献，更加深刻地进入了人类思想基本概念的结构中。”
唁电和唁函，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飞往普林斯顿。唁函和唁电，来自学术团体，也来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来自著名的科学家，也来自普通的男男女女。人们怀念他，因为他改变了人类对宇宙的认识，开阔了科学造福于人类的无限广阔的前景。人们怀念他，争取光明，为人类的进步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爱因斯坦的遗嘱早已闻名。他要求不举行宗教仪式，也不举行任何官方仪式。按照他的愿望，甚至下葬的时间和地点除护送爱因斯坦遗体去火葬场的少数几位最亲近的朋友外一概没有通知。
爱因斯坦的骨灰撒在空中，和宇宙、和人类融为一体。早在１９１７年，爱因斯坦大病的时候，就坦然地对朋友说过：他不怕死。
“不，我同所有活着的人是融为一体的，所以，在这无穷无尽的人流中个别的成员开始了和终结了，我觉得都无关宏旨。”
还有一次，在与英费尔德的谈话中，爱因斯坦说：
“生命，这是一出激动人心的和辉煌壮观的戏剧。我喜欢生命。但如果我知道过３个小时我就该死了，这不会对我产生多大的影响。我只会想，怎样更好地利用剩下的３个小时。
然后，我就会收拾好自己的纸张，静静地躺下，死去。”
在爱因斯坦之前２千年，有一位思想家，由于性情古怪被认为是个人享乐的崇拜者，他讲过自己对死的态度。伊壁鸠鲁在致美诺寇的著名的信中，一再提出反对死亡的恐惧的理由：当我们存在时，没有死亡；当有死亡时，我们已不存在。这一理由的惊人力量，不仅为以超个人的内容充实生命的人们所理解，而且在这种或那种程度上为他们所感受。伊壁鸠鲁本人快死的时候，坐进热澡盆，要喝浓郁的醇酒，并在临终的信中把死去的一天称为自己最幸福的一天，因为他的脑海中充满了关于哲学推论的回忆。
爱因斯坦的身上决无伊壁鸠鲁式的怪诞行为方式，但他又在实质上极为靠近伊壁鸠鲁对生命达观理智的省悟。不同的是，对个人生命的终结，爱因斯坦与伊壁鸠鲁是一致的，平静而坦然，但面对包围个人生命的世界环境，爱因斯坦却不同于伊壁鸠鲁，他以极大的情感态度关注着世界环境是否能够达到永恒的和谐。于此，对个人生命消逝的平静与对包围个人生命环境的忧伤，矛盾又协调地主宰着爱因斯坦晚年的心境。
理解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爱因斯坦。
从４０年代末起，在爱因斯坦的信中，越来越经常地流露出对生活厌倦、普遍厌倦的议论。随着这些议论，还越来越经常地发出一种和要去世的人、和自己生命辞别的忧伤的、尽管是平静的语调。这种平静的忧伤就像一个人有时在寂静的傍晚感受到的那种情绪。这种情绪绝少进入一个人的逻辑上秩序井然的世界观中，它始终是一种感情上的、由半音谱成的、无意识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