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还没有反应过来，芳燕儿打了个激灵急忙对我说：
“写信!”
我急忙对她说：
“我爱你!……”
我看了一眼芳燕儿，见她的脸上挂着泪珠就知道她也沉浸在回忆里。我们俩又走了一会，她突然拉着我下了公路，向不远处的火车道那里走去，我非常不理解地问她：
“你往哪里走呀?”
芳燕儿急促地对我说：
“铁路下边有个涵洞。”
“这里又看不见，你是怎么知道的?”
她拉着我的手一边走一边说：
“我们监狱里的犯人都知道，我想看看到底有没有这个地方。”
我和燕儿三步并作两步，两步并作一步，先是大步流星，后是一路小跑奔到了铁路边。我们一看铁道下果然有一个涵洞，这个涵洞有一米宽一米半高，两头亮中间有点黑。我先向里面扔了块石头，见没有什么反映我俩就一猫腰钻了进去。开始感觉里面有点看不清，我打亮了打火机。哎!不赖，挺干净，这里面还有个草垫子。我和芳燕儿对视了一下，她亮晶晶的大眼睛闪闪发光，就好像超人似的，我真怕她的眼睛往草垫子上看，我怕她的目光把草点燃了!
都这个时候了我还深沉什么呀，我一转身脱下雨衣铺在了草垫子上，又非常迅速地把裤子褪了下来。芳燕儿蹲下身来用她那沧桑的小手抓住了我那玩意，就像捧着一个价值连城的宝贝一样，轻轻地抚摸着。可是我的心里并不买账，因为她的手像砂纸一样搞得我很不舒服，但是，我不敢表达我的不满。好在她搞了几下就把它放在了嘴里，她贪婪地嘬了起来……我用手捧着和她的小手有着强烈反差的小脸心里想，这个平时干净得几乎有洁癖的女孩子，你怎么会变成了这样呐?
我们是真正的干柴烈火，绝对不怕秋风瑟瑟。我把芳燕儿按倒在雨衣上扒了个一丝不挂，就在我刚刚钻进她非常温暖的小屋时，芳燕儿喊了声：
“拜拜了茄子!”
她用手捂着脸放声痛哭!那哭声悲悲切切，惊天地，泣鬼神!涵洞里本来就回音，恐怖极了!我急忙用嘴封住了她的口，并赶紧快马加鞭想分散她的思绪。好在天助我也，一列火车轰轰隆隆地在我们的头上驶过，煞是惊险刺激。我不知道我们俩现在是属于那部分的，是“地道战”是“铁道游击队”?是“上甘岭”?是“一江春水向东流”?去他妈的!爱谁谁吧，反正雨衣上已经是“一条大河波浪宽了……”
我军越战越勇，把对手操练得鬼哭狼嚎……一个小时不到，就顽强地发起了四次冲锋，就在我余兴未尽还想打个反击的时候，有人投降了。她紧紧地抱着我，有气无力温柔地说：“哥儿们，你以为世界末日到了，难道就没有明天了吗？”
我一个狮子摆头甩了一下汗，斗志昂扬地对芳燕儿说：
“你刚刚恢复了自由，这样战天斗地最扬眉吐气，也最败火。来，继续!”这时候我的耳边响起了小时候经常喊的一首歌谣：
XX军叔叔好，
穿皮鞋带手表，
会打枪，
会打炮，
打得‘芳燕儿’呱呱叫!
结束战斗以后，芳燕儿从里到外换上了我给她带来的新衣服，她踢了一脚旧衣服说：“我这辈子再也不想到这里来了!”
女犯人为什么买茄子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两个那时候虽然很穷，但是大部分时间我们非常快乐。我们俩花五块钱在小狗肉馆里享受，用两块钱买一个狗头啃，一块钱买两个拼盘吃，一块一毛七买一瓶春泉酒喝，我喝六两她喝四两，最后再来个蛋炒饭，我们一家一半，然后就回去战天斗地。唉!这种幸福生活我可能一辈子都享受不上了!这种感觉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再来啦!但是我们曾经拥有过……
后来我问芳燕儿为什么要说‘拜拜了茄子!，她告诉我……在里面夏天的时候，食堂的管理员会卖给她们长的茄子，价格是十块钱一个。我问她冬天的时候怎么办那?她说扒了皮的香肠，套上塑料袋一样用，加热了大家分着吃……
四年的牢狱生涯让芳燕儿的性格改变了许多，她比以前深沉多了处事成熟老练。芳燕儿就是脾气太坏喜欢管教我，后来我们经常吵架，她胆子大敢和我对打。虽然吃亏的总是她，但是我感觉很难驾驭她。我们俩又相处了半年多，非常友好而平静地分手了。她不听我的劝告一个人去了深圳，就像当年她送我一样，我把她送上了南下的列车……
正文 十、我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十、我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我命运的转折点——搞书
1987年初，建设厅成立了一个“文苑编辑部”。我们都在一个楼里办公，当时的主编赵亮把我借调了过去，这个偶然的机会让我抓住了，它成了我人生的第三个转折点。赵亮给我发了记者证，让我主管发行，对外号称发行科科长。我人模狗样地上任了!《文苑》第一期出版后，我开始了全国的大推销。我的工作方向还没有切人正点，当时只跑全国各地的两个部门，一个是邮局的报刊零售公司，一个是铁路列车段的多种经营办公室。
我的第一站是沈阳，这时候我们的连长黄永德已经转业，他被分配到了沈阳市的煤气公司，我顺便看望了连长。第二站是大连，我又看望了在司法局工作的副连长王清连。接着我从大连坐船来到天津。从天津到北京，然后是北京——济南——泰山——徐州——南京——上海一杭州。我跑了这11个地方，总共用了13天，几乎就是白天办事晚上坐车。那时候的卧铺票非常紧张，好在我有个记者证，有时候能得到照顾。没有卧铺就坐硬板赶路，我还经常钻到坐位底下睡觉，那时候火车走得慢人又多。有时候连个座位也没有，唉!那罪受的……
在杭州因醉酒把钱丢了……我住在杭州天目山建委的招待所，等编辑部给我寄钱来，那时候哪有什么一卡通啊，只能是邮局汇款，足足等了八天我才收到。前5天我还可以，每天绕着西湖转转，吃点好的喝点酒。后两天不是面条就是蛋炒饭，看着人家吃大闸蟹和叫花子鸡，可把我馋坏了。最后一天弹尽粮绝，把我的手表和记者证押给了招待所，好说歹说借了30块钱，才美餐了一顿!
离开了杭州坐汽车来到温州……福州——南昌——广州。一出广州站我就感觉到了开放的味道，因为那时候出广州火车站是不查票的，我感觉非常新奇。但是我当时想的最多的还是雷敏和芳燕儿，我一路都在幻想着能不能戏剧般地碰见她们。因此，总是东张西望地分外注意漂亮的女孩子……那时候我没有见过世面，连早茶都不会吃。饭店的人很多，我见一个老头占了一张桌子没吃饭，就不由分说坐了过去。老头用广东话对我说：“这里有人。”
我听不懂就随便地“啊!”了一声，拿起他的茶壶就倒水喝，气得老头直用广东话骂我……东北人爱吃点沾酱菜，可是广州没有。我就找服务员要了点生菜和大葱，沾着酱油香甜地吃了起来。我见吃饭的人都不怀好意地看着我耻笑，就非常生气地对他们喊：“有他妈什么好笑的，我们东北人就爱这么吃!想找事是不是?”
广州人就是不爱惹事，这要是在我们东北非打起来不可。后来我才知道南方的青菜非常脏。我们北方的青菜上肥的时候，都是把粪上在土里，南方的农民是把粪装在粪桶里，再兑上水用大粪舀子往菜上乱扬。真恶心!
我的工作还是卓有成效的，杂志推向全国的市场很快有了反映。由于我们的杂志是以讴歌建筑领域的人为主，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头两期是赔钱的。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市场上当时畅销的东西是凶杀和带点色情的。根据我的建议杂志内容作了调整，第三期就开始赚钱了。发行量达几十万，我们赚了不少钱。在杂志社我学会了怎么赚取图书成本和定价之间的差价，还有组稿、发行、印刷等运作方式。同时我结识了全国各地一批二渠道的书商，这为我以后下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由于我们的杂志违背了办刊宗旨，不到一年就被停刊了……
我认识的第一个书商是广州的杨昆仑，他是看到我们的刊物自己找上门的。他当场交钱包销了七万本杂志，我们成了朋友，他给了我一套全国的二渠道发行网点，这时候我才知道全国有个搞书的二渠道。
当时并没有“书商”这个词，出版社和社会上的人把个人经销出版物的人统称为“书贩子”，很有歧视的味道。他们把国营图书流通领域称之为主渠道，把民间图书流通领域称之为二渠道，而二渠道这些人总是自称为“搞书的”。后来在90年代的初期，随着这伙人势力的不断壮大，他们频繁地和出版单位接触，成为出版界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出版社的人感觉叫我们“书贩子”他们也掉价，于是，“书商”一词应运而出。书商为当时中国沉闷的出版界注入了勃勃生机，架起了出版物走向市场的桥梁，但是当时“书商”这个词并没有叫响……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全国的几百家出版社，体制非常僵化，他们自办发行的能力十分有限。出版社与市场接轨的主要方式是通过新华书店。当时的新华书店更是几十年墨守成规，出版社的一本新书，如果是通过新华书店发行，书与读者见面的时间最快也要三个月，正常的是半年的时间，而书商们做这些事情20天就可以搞定。
投靠沈太福闯荡江湖
在新的形式下，国家也加强了对新闻出版和图书流通领域的管理，1988年专门成立了“国家新闻出版署”，把新闻出版和图书流通领域的管理权从文化部分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