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铭鼎眼睛眨巴了一下，说：
“春风不度玉门关，这句古诗确能概括地反映出新疆的荒凉景象。的确，先拿气候来说吧，新疆比关内冷得多，而冷的时间特别长，冬天气温经常在零下四五十度上下，要是人们防寒设备不够，就有冻掉耳朵、鼻子的可能。俗话说，厨屎得用棒子敲，虽然形容过分，亦足以说明新疆气候的寒冷。我看解放军一下子不必急于到新疆去。”
王恩茂坐在椅子上“嗯”了两声，抬起头来，面带笑容地与郭鹏交换了一下眼色。
郭鹏很风趣地摸了摸自己的鼻子，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
“人要是没有耳朵，鼻子，那是很难看的哟！听觉、嗅觉也将大成问题了。据你说新疆是这么个冷法，过去你们在新疆的官兵，岂不是常有冻掉鼻子、耳朵的现象？”
彭铭鼎笑了一下，说：
“说句笑话，过去驻新疆的官兵，都是从头到脚一身皮：皮帽，皮衣，还有毡靴……”
郭鹏的眼睛闪着亮，说：
“嗯，我们知道一些，至于我军进新疆的防寒问题，也多少做了些考虑和准备，可以想办法解决。”
彭铭鼎眉头稍微皱了一下，说：
“防寒装备可以想办法解决，但交通运输以及补给问题，也还有很大的困难哩！”
他的话音未落，郭鹏马上接过来说：
“酒泉现在不是还有三四百辆汽车可用么？”
彭铭鼎停了一下，说：
“车子数目可能有这么多，军用车一向保管得不好，大部分是坏的。如果硬要行驶，我看会在路上出问题。天寒地冻的时候到了，兵车一在路上抛锚，那就麻烦了。这是大军行动，值得考虑。”
说到这里，他看了一眼郭鹏和王恩茂，又补充道：
“过去国民党的军车，在冬季行驶是需要事先很好地检修的，否则在路上一抛锚，水箱一冻裂，那才真叫做‘往前看，戈壁滩，往后看，鬼门关。’呢！”
郭鹏听了，很幽默地说：
“国民党部队只会把活的弄成死的，死的东西一到解放军战士的手里，就会变成活的。你认为对吗？”
彭铭鼎一听，脸一直红到了脖子根上，说：
“对，对对……”
贺新民感到这次意味深长的谈话有点各怀心计，因而总是谈不到一块儿去，不觉有点茫然。他想调和一下沉默的气氛，但一下子又找不到合适的话题，只好咕哝道：
“解放军一进新疆，定会引得春风度玉门关的！”
郭鹏一听这话，高兴地笑了起来。
彭铭鼎本来打算说服解放军缓期进入新疆，但发觉他的话毫无作用，便站起身来告辞。
郭鹏和他握手的时候，他又补充道：
“国民党在新疆经营了这么多年，出产仍不够丰富，一切补给物资，大都是从内地运去的，不知赔了多少本。我的意见，解放军暂时不必去背这个包袱、就让他们（指陶峙岳和包尔汉）维持维持原状吧！建议派一批政治人员去指导指导就行了，请郭军长考虑。”
郭鹏非常爽朗地说：
“困难是有的，但困难挡不住解放军战士的脚步。我们有克服困难的办法。我军要马上西进，无论到天涯海角，一定要把革命进行到底。”
说到这里，他回头望了眼站在身旁的王恩茂，笑着问：
“老王，你说对吗？”
王恩茂态度从容，用缓而重的语调说：
“对，对对。我们去新疆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去解放新疆各族人民，是要把新疆的面貌从根本上改变过来。困难是有的，但困难吓不倒我们。”
9月28日，王震亲率第2军，浩浩荡荡，一路向西，直取乌鲁木齐。
彭德怀也在西进的大军行列中。
在兰州，彭德怀接到陶峙岳、包尔汉的起义通电后，十分高兴，他当即对身边工作的同志说：
“立即出发！到新疆去！”
一位参谋有点担心地说：
“彭老总，新疆刚宣布起义，解放军还没有开进去，秩序一定很混乱，请你考虑，可否推迟几天再去？”
彭德怀坚定地说：
“没得啥！几十年枪林弹雨都过来了，现在解放了，人民都站立起来了，极少数胆敢捣乱的敌人，也不过是大海里的几条小鱼，翻不起什么浪了。”
当天，彭德怀就在张治中先生的陪同下，乘车离开兰州，昼夜兼程，一口气赶到酒泉。
彭德怀在酒泉昼夜奔忙，把工作理出头绪后，接着就准备奔赴新疆。
酒泉机场，一架飞机的螺旋桨欢快地飞转着，即将起飞。
这架飞机，是陶峙岳派来迎接彭德怀、贺龙、习仲勋、张治中等同志参加乌鲁木齐市的庆祝建国活动的。
彭德怀等首长登机后，飞机腾空而起。白云如轻柔的棉朵，贴着机翼飞速闪过。
天空如洗，蓝得令人惊奇。阳光在飞机上反射出耀眼的光芒。人们仿佛进入了一个神话的境界。
贺龙一边摆弄着烟斗，一边望着机窗外的无垠天际，笑着问坐在身旁的习仲勋：
“仲勋，你不是担心我们没飞机坐吗？怎么样，此刻有何感想？”
习仲勋满怀深情地说：
“共产党人做的事情，只要顺应潮流，合乎民心，就能实现自己的愿望。”
彭德怀坐在第1排，他扭回头，挺动感情地说：
“是啊，没有人民贴着心肝的支持，就不可能有我们的今天。”
1949年10月1日，新疆乌鲁木齐数万各族同胞涌上街头，欢庆解放。人们敲锣打鼓，高举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彭德怀的巨幅画像，欢唱着，呼喊着，尽情地表达翻身解放的喜悦之情。
彭德怀走在队伍的前面，整个身心都被眼前这滚滚热流灼烫着，熔化着。
突然，他看见了自己的画像！
他的心头先是一阵滚热，眼窝也禁不住湿润起来，可随之而来的，却又是发自心灵深处的疑惑与惊颤……
彭德怀的心渐渐平静下来。他禁不住在心里告诫自己：胜利了，要警惕，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须知，一个傻瓜的阿谀奉承所带来的结果，远比100个敌人的危害还要大得多！
一排巨幅画像被众人抬着，迎面走了过来。
彭德怀迎上去，笑了一下，指着自己的画像说：
“这模样长得不好，难为画家了。还是扯下来吧，不要举着它过市了！”
说完，他走过去，将画架上的像一把揭了下来。
人群惊住了。
他拿起自己的画像，仔细看了看，微微一笑，尔后一把撕成两半，随手扔在地上，像轻轻翻过一页日历。
人群立即围住他，千百双惊奇质疑的目光仿佛在问：
你是谁？为什么？！
他望着大家，歉意地笑了笑，然后大声说道：
“同志们！同胞们！我是彭德怀，就是这个画像上的人！不要抬我的画框子，应该举起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画像，还有我们的红旗！”
说着，他接过身边一位同志的红旗，向着狂欢的人群和阳光灿烂的天空，认真地挥舞了几下。
几乎在这同一时刻，远在北京的毛泽东主席迈着巨人的步伐，健步登上了天安门。面对亿万欢呼的人民，毛泽东挥臂发出了那震撼全世界的庄严而伟大的声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此刻的彭德怀，当然看不到天安门广场那雄伟壮丽、举国欢腾的热烈场面，但他的耳畔却仿佛震响着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那洪亮的声音：
我们的道路是艰辛的，但它是我们自己走出来的！
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但它是我们自己夺得来的！
我们的命运曾经是坎坷的，但它一直是牢牢地掌握
在自己手中的！
后记／再版后记
我在重病中，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不顾医生、妻子和朋友们的劝告，拼着命在写这本书。胃在出血，肾在出血，还有数量不少的蛋白时刻在流失，却不得不咬着牙坚持写下去。从炎夏到金秋，拖着久病无力的身体在写着，只凭着这一口气，这一点精神，总算完成了这部作品。
曾经不止一次，我想把这本书的写作任务辞了。然而，每当想到脚下踩踏着的这片遍流着先辈父兄的血，遍洒着先辈父兄的汗，遍印着先辈父兄数千年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代复一代留下的重重叠叠的足迹的陕甘高原上这特有的厚实的黄土地，我便不忍心了。如实地记述这段黄土地上曾经发生过的冲锋陷阵英勇战斗流血牺牲的残酷悲壮的历史，将历史的本来面目再现于人世间，为脚下这片生我养我的黄土地竭心尽力做点贡献，这是我神圣的使命，义不容辞的职责。正是出于这种心理的驱使，终于完成了这部作品，并将它奉献给读者。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当年曾亲身参加了中国大西北解放战斗的王震、王恩茂、杨得志、李志民、阎揆要、罗元发、张达志、张仲良、高锦纯、杜瑜华、蔡长元、郑三生、曾思玉、郑维山、陈宜贵、程悦长、吴宗先、关盛志、刘懋功、张国维、张开基、梁仁芥、杨守谦、王文林、张英辉、刘光汉、杨怀年、陆岩石等老同志；原国民党将领彭铭鼎、马(忄享)靖、蒋云台、沈芝生、王灏鼎、丁宜中、孟企三、贺新民、陈定行等人士，或口头长谈，或提供史料，给予很大的帮助；解放军出版社的诸同志为此书的尽快出版做了许多努力。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书是写出来了，身体尚待医治与恢复。不论读者怎样评说这本书，我想，也只能如此了。
作者
1987年8月初稿于病中
1988年6月改定于病中
再版后记
人世间的事情，往往有不少的巧合，也叫偶然性。当解放军出版社的有关负责人和编辑飞抵兰州与我长谈这本书再版前的修改意见时，秋雨绵绵，正值8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