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开展敌后大城市工作的通知》中指出：目前敌人依靠大城市在军事上作为进攻的堡垒，在经济上作为以战养战的中心，在政治上作为以华制华的据点，在文化上作为奴化敌战区人民的大本营。如果在抗战开始时我们由大城市退到乡村，以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是正确的，那么现在就要依靠乡村打入城市，积极开展城市工作，要把这一工作视为党的最重要任务。[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90～491页。]
根据这一指示，各地党组织对沦陷区大城市工作都作出了新的部署，沦陷区人民反日伪的斗争开始出现新的局面。
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第二十四章 克服投降分裂危险，坚持团结抗战
第一节 日本对国民党的诱降新攻势
一、欧洲战争爆发后日本对外政策的矛盾
1939年春天，日本陆军部对世界形势曾作过这样的估计和设想：欧洲战争的爆发，很可能在1941～1942年之间，在此之前，日本可以得到大约3年多时间用以解决“中国事变”，灭亡中国；同时，作好参与世界战争的准备，准备同“想定敌国”苏联作战，也准备同英、美交战。陆军部的这个设想，实际上成了日本政府当时解决中国问题的早期方针。
但是，到了这一年的夏末秋初，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8月23日，苏联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对日本朝野震动很大。
8月30日，日本平沼内阁在难以应付的世界形势下辞职，陆军上将阿部信行被抬出组阁。
9月1日，德国发动“闪电战”突然袭击波兰。
3日，英、法两国对德宣战，欧洲战争由此爆发。
欧战的爆发，使日本统治集团受到强烈刺激，深感企图用3年时间灭亡中国和作好参与世界战争准备的方针，已经远远落后于形势，于是积极寻求适应国际形势变化的方策。“北进”与“南进”之争又起。
但是，困扰日本当局的焦点是处理中国问题，及早解决“中国事变”，才能放手“北进”或“南进”。日本统治集团虽在扶植汪精卫，但深感汪精卫集团缺乏武力和财力，难以解决“中国事变”；要想拔足泥潭，必须从瓦解蒋介石政权着手，对汪精卫的工作，就是对蒋介石的工作，把对汪工作作为对蒋工作的一个步骤。
与此同时，日本的国内问题也使日本统治集团焦虑不安。1939年秋天起，日本国力穷困趋向表面化。
首先是米荒，东京甚至不得不采取对居民每次限购2升以下的措施，人心极度不安。为此，日本政府决定拿出进口额的10％，用2亿日元进口大米，这就打乱了整个的进口计划。
其次是电力不足，煤炭短缺，生产计划只完成80％。国家经济力，特别是从英美势力圈购入资源的力量开始失去伸缩力。为了摆脱经济压力，日本统治集团把指望转向南方资源地区，但为了不使日苏军备失衡，又必须坚持充实北方军备计划。
这样，日本便必须在南北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投下赌注，形成了日本国力难以承受的负荷。
日本统治集团经过一番激烈争论之后，终于由外相野村吉三郎、陆相畑俊六和海相吉田善吾于1939年12月28日联名签署《对外政策的方针纲要》，确定，对欧洲战争采取“不介入的方针，最有效地运用帝国的中立立场，引导国际形势，以有利于促进处理中国事变，同时采取措施，造成对建设东亚新秩序（包括南方在内）的有利形势。”[〔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O—1945）》下卷，1969年再版本，《文书》第421页。]
阿部内阁的这个方针纲要，基本意图在于：把“中国事变”放在世界战争的大背景中去解决；所谓建设东亚新秩序，不仅包括日本、中国，而且要涉足东南亚和太平洋；用建立汪政权去诱惑蒋政权，作为解决“中国事变”的策略。
二、日本的政治诱降新攻势
1939年6月，日本政府在决定建立汪精卫伪“中央政府”的同时，对国民党的政治诱降新攻势也在极秘密中准备。阿部内阁的方针是：一方面与汪精卫进行秘密谈判，准备建立“新中央政府”；另一方面设法与国民党接触，力争在“新中央政府”建立前或不得已在建立后，促使国民党投降，并导致汪、蒋政权合流。
为了统一侵华日军的指挥和加强对伪政权的控制，促进汪伪政权的建立和统一进行对国民党的诱降工作，日本于1939年9月12日在南京设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西尾寿造任总司令官，板垣征四郎任总参谋长。
11月下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派铃木卓尔以日本驻香港武官的名义向香港当局申报成立所谓“香港机关”，开始对国民党实施诱降工作。
铃木于12月27日与自称是宋子文胞弟的宋子良会面。此后，铃木与宋于194O 年1月22日，2月3日、10日及14日在香港连续谈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还派今井武夫参与2月14日的谈判。2月16日，今井从香港返回南京，向总司令官西尾作了详细汇报。19日，今井又到东京，向参谋总长闲院宫和陆军大臣畑俊六作了报告。2月21日，日军大本营发出指示，决定把对国民党的诱降工作命名为“桐工作”，要求“对重庆或者把它包括进来或者使之瓦解，照此方针进行工作。”[〔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160页。]
并规定，援用1939年11月御前会议决定的所谓“调整日华新关系”重要条款，作为与重庆方面代表谈判的条件基准。
1940年3月7日至10日，日本与重庆方面的第一次会谈在香港东肥洋行举行。日方代表是今井武夫、铃木卓尔和参谋部第8科科长臼井茂树。重庆方面代表是宋子良、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陈超霖和国民政府最高国防会议主任秘书章友三。会谈开始后，日本方面提出一份备忘录，主要内容是，国民党必须原则上承认“满洲国”；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与日本缔结防共协定，规定在内蒙及华北若干地区允许日本驻兵：两国经济合作；保证日本人在中国的居住、营业的自由；招聘日本军事、经济顾问；停战协定签订后重庆国民政府应与汪精卫协力合作；日本在得到上述保证后，尽快撤兵。
重庆方面表示，要求避开承认“满洲国”，暂持缄默态度；华北驻兵问题，可视中日两国在国防上有其需要时，日本可推迟一部分兵力的撤退；蒋汪合流问题，由于国内反汪气氛强烈，不能考虑，但将作为国内问题加以妥善处理。
会谈没有结果，以相互领受对方意见的形式暂时休会。
第二次会谈于6月4日至6日在澳门举行。双方代表与第一次相同。会谈期间双方在满洲问题和日本在中国驻兵问题方面仍有分歧意见，但表示希望沟通相互理解，缩小距离。会谈虽未获实质性进展，然而双方都不愿完全关闭谈判大门。双方商定下一步举行板垣征四郎与蒋介石的高级会谈。会后，由双方代表于7月23日共同签署了《备忘录》，约定于8月初旬在长沙举行板垣与蒋高级会谈。
为了实施对国民党的诱降新攻势，日本倾注了全力。内阁几乎每天均向天皇作报告，政府与大本营也反复研究对策。日本决心迫使国民党承认伪“满洲国”；承认日本有权在内蒙和华北驻兵；承认日本有权利用华北及长江三角洲、海南岛的资源；承认日本有权在中国大陆可以自由居住、自由经商，无限地剥削中国人民；承认实行所谓“日中提携合作”，实际上由日本的军事、经济顾问统制一切，使蒋汪合流的伪政权成为事实上的傀儡政权。真正唯一合作的是日本与国民党携手共同反共，由日本提供武器装备，供国民党进攻共产党。
三、日本的军事迫降行动
在政治诱降攻势的同时，日本还对国民党实行军事迫降行动。
首先是对枣宜地区实施进攻。
1940年5月1日，日军以约20万人的兵力，发动对枣宜地区的进攻，力图“通过作战的胜利，进一步削弱蒋军，并为推动对华政治、谋略的进展作出贡献。”[〔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191页。]
其次，对重庆和四川其他大城市实施空袭。
5月2日，日军大本营陆军部指示中国派遣军，立即组织实施空中进攻作战。5月台票8本营陆军部指示中国派遣军，立即组织实施空中进攻作战。5月18日，日本海军航空队开始对重庆、成都的空袭。8月19日、20日，陆海军航空队合计出动271架次，对重庆空袭达到高峰。至9月4日，日军对重庆等地的轰炸暂告结束。据日本方面统计：空袭天数共71天（其中对重庆37天），共出动飞机4555架次（其中对重庆2023架次），共投炸弹子7107枚（其中对重庆10021枚），共患难957吨（其中对重庆1405吨）。日本以这次持续近4个月的空袭，造成进攻重庆的气氛，向国民党施加军事压力。
1940年7月18日，日本还与英国签订《日英关于封闭滇缅公路的协定》，规定自7月18日起，在3个月内禁水军械、弹药、汽油、载重汽车及铁路材料经缅甸禁运之货物，香港亦予禁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