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指望到达拉芒什海峡，也可能--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穿过比利牛斯山脉，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建立苏维埃政权。而巴尔干半岛就像一颗熟透的果子，和伊斯坦布尔一起真的就会落到斯大林的手里。也许，那一刻斯大林确实是这么梦想的。但是，要想这么迫不及待地取得世界霸权，必须要有充分的军事准备。苏联从1940年6月开始大规模组建机械化部队，而从1941年年初开始组建空降兵旅，以用于敌精锐部队被消灭后进一步扩大胜利果实。与德国空军相比，本来应该占有绝对优势的苏联空军的战斗实力进一步增强。向西进攻欧洲的计划拖延到了1941年。
朱可夫到达基辅后，起程去了部队。在捷尔诺波尔、利沃夫、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和杜布诺这些地区他实行了指挥官和司令部人员训练制。朱可夫还不知道，卫国战争的前一阶段，正是在这儿--在苏联的领土上，展开了大规模的坦克战役，并给红军带来不良的后果。在1940年6月那些时候，朱可夫一点儿也不怀疑，他的坦克部队将会马上在被德国人占领的波兰领土上作战并向克拉科夫和卢布林进攻。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进攻突然在另一个方向展开。对于这件事朱可夫在《回忆与思考》中写道：“回到基辅后，很快接到了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打来的电话，他向我传达了政府作出的关于建立包括3个方面军在内的南方军区、以用于解放被罗马尼亚占领的北布科维纳和比萨拉比亚的决定。同时我兼任军区司令。”
“经过漫长的谈判，罗马尼亚政府终于同意从北布科维纳和比萨拉比亚撤军，这样，事件最终以和平方式解决。”
事实上，根本没有什么漫长的谈判。要不是朱可夫本人，就是回忆录的编辑弄错了。事件发展相当快。6月26日苏联向罗马尼亚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按照公使转交的地图清理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的领土。在秘密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北布科维纳甚至没有划入苏联版图，好像它从未隶属过俄罗斯帝国。但是这些情况一点儿也没让斯大林感到不好意思。1940年6月26日深夜，罗马尼亚驻莫斯科公使达维杰斯克应邀去见莫洛托夫。苏联人民委员交给他一份最后通牒，要求同意在24小时内把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转交给苏联。柏林劝说布加勒斯特做出让步，第二天晚上，罗马尼亚政府接受了苏联的条件。6月28日，红军师在朱可夫的率领下到达德涅斯特。朱可夫不无骄傲地描述了这场实质上说是警察战的战役：
我们查明，罗马尼亚政府和司令部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而是把被解放地区所有可以搬走的东西，全部仓皇地运往罗马尼亚。
为了制止这些破坏条约的行为，我们决定在普鲁特河上空派出两个空降旅，占领所有桥梁。两个坦克旅的任务是超过撤退的罗马尼亚纵队，并到达普鲁特河畔。
完成急行军（大约200公里）后，我们的坦克部队出现在空降兵部队的着陆地点。在罗马尼亚部队、当地政府和所有急于逃回罗马尼亚的人中间引起了极大的恐慌。军官们也丢下自己的部队和司令部的器材逃过河去。简短地说，在苏联军队面前，王牌部队陷入了可悲的境况并完全丧失了作战能力。
这一事件后的第二天（6月29日。--作者按），斯大林通过高频电话找到我。斯大林问我：
“你们那儿发生了什么事？罗马尼亚大使抱怨说，苏军司令部违反签署的条约，在普鲁特河上空投空降兵，切断了所有撤退的路。好像说你们从飞机上还空投了坦克部队并驱散罗马尼亚军队。”
“情报机关已经查明，是罗马尼亚一方粗暴地践踏了条约，”我回答说，“他们违反条约，从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运走铁路交通设备和工厂生产设备。所以我命令投入两个空降旅，目的是为了截住普鲁特河上的通道，为协助他们还派了两个坦克旅，他们与空降旅同时到达指定地点。”
“那你们到底从飞机上向普鲁特河上空投了什么样的坦克？”斯大林问。
“我们什么样的坦克也没空投过，”我回答说。“而且也不可能空投，因为我们还没有这样的飞机。显然是撤退的部队惊慌之中觉得坦克好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斯大林笑了笑说：“把丢弃的武器收集清理一下。至于铁路交通设备和工厂生产设备嘛，要好好保管。我现在就给外交人民委员部下命令，向罗马尼亚政府提出抗议。”
这个插曲就这样和平结束了。
朱可夫从来没有想到过，1940年他在比萨拉比亚所干的事，跟1938年德国法西斯侵略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是同一个性质。大将深信，他是在把比萨拉比亚的摩尔达维亚人和北布科维纳的乌克兰人从“罗马尼亚贵族”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虽然这个“压迫”与未来苏联的“压迫”很难相提并论。而且，在罗马尼亚实行农业改革以后，“贵族”--大庄园主早已经不存在。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实质上变成了农民并且勉强度日。只有一小部分人有幸成为了农场主，或多或少地有一些收益。按欧洲人的观点看，罗马尼亚不是很富裕，但苏联的生活水平甚至比他们还要低，而要是与苏联的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相比，罗马尼亚的监狱简直成了疗养地。很快，许多被朱可夫的军队“解放”出来的新苏联公民就尝到了这些可怕的“群岛”的滋味。
朱可夫在《回忆与思考》中提到了“那些想尽快逃回罗马尼亚的人”及被突然出现在普鲁特河畔的苏军空降兵和坦克兵吓破了胆的人。但是，无论是军官们，还是官员和地主们，他们只是在逃离苏维埃政权的控制。逃离的还有不少知识分子、富裕农民、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而苏联士兵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战士们在普鲁特河方向不仅拦截了蒸汽机车和车辆，而且还搜走了撤退者随身携带的财产，连手表和打火机也不放过。
基辅军区司令用藐视的态度评价罗马尼亚军队是陷入了最可悲的境况，遭受极度恐慌并显示出“完全丧失了作战能力”。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仅仅过了一年，所有这些话就不得不用来描述红军--而且一字不差，(奇书网|Www.Qisuu.Com)在德国法西斯的进攻之下，红军战士死于重重围困，剩下的争先恐后地向东逃去。
苏联军队在那时，即1940年6月时，看起来一点也不比罗马尼亚军人好多少。比萨拉比亚的女地主叶夫罗西尼娅·安东诺夫娜·克尔斯诺夫斯卡娅是俄罗斯族，在比萨拉比亚和苏联重新合并后不久曾在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待过，她还记得与从德涅斯特来的同胞第一次见面的情景：“穿过村子的路上驶过一辆辆脏兮兮、涂着保护色的装甲车、小坦克……时不时地有车停在路边，接着脸上涂着油污的战士们就下来修理着什么。路旁的地上可以看见一滩润滑油。一辆车出了队伍，向我们家开过来。车里流着黑糊糊的东西，可是小伙子们互相推搡着，边笑边说着俏皮话：‘……就像母羊一样：待在哪儿，哪儿就是一滩……’他们一边交头接耳，一边推着一位已经不年轻的庄稼汉，直到那人向前走去，同时问道：‘你们这是怎么搞的，小伙子们？刚刚过了边境，马上就要修理？’
“机械师不满地嘟囔道：‘我们在路上已经走了3个月了（可能这正好是从芬兰战场调回来的部队。--作者按）……’
在索罗克斯桥那边，距离上桥50米的上坡的地方，一辆汽车翻在了坡下。旁边躺着用篷布盖着的一具尸体，脸上扣着头盔。路边坐着一位手握冲锋枪、神情沮丧的战士。
‘怎么弄成这样？’我问。
‘还不怨这山！难道刹车能受得了？’
我觉得很奇怪：这也叫做‘山’！一个小山坡嘛！”
自然，朱可夫对自己的战士们仓促应战不应该负任何责任，因为在此之前他做军区领导还不到两个星期。但问题是，一年以后，即1941年6月，那时朱可夫任军区司令已有半年，并且在总参谋长的位置上也坐了差不多有这么长时间，可是红军进行的军事准备工作--包括基辅军区在内，依然没有很大的起色。
红军高层的变动
朱可夫在基辅的最后那段时间，撤换了军区司令部作战部的部长П.Н.鲁布佐夫少将，他自己20世纪30年代初在莫斯科服役时就和这个人认识了，甚至两家关系还不错。代替鲁布佐夫的是曾在总参谋部的军校当教员的И.Х.巴格拉米扬上校。巴格拉米扬关于自己任职的事是这样说的：“……我早就认识朱可夫。有一段时间两人都是骑兵团团长，而1924年到1925年两人一起在列宁格勒高级骑兵学校学习过……突然有一天我以前的同事鲁布佐夫少将来莫斯科接妻子。我们曾经一起在军校学习过，然后一起当了教员……
‘你现在哪儿高就呀？’我很感兴趣地问。
‘在朱可夫手下，’他骄傲地回答。‘当作战部部长。’
‘哎呀，你真走运！而我就没这么运气了。’
‘我跟你说，’
鲁布佐夫突然兴奋起来，‘你去找朱可夫说说吧。他肯定会帮你的。再说，他也很了解你。一句话，快点儿写信吧，我把信交给他本人。’
事情就这么决定了。信写得很简短，有些像报告：‘在野战部队服役的那些日子已经过去，我现在怀着满腔热情想重返队伍……我不计较职务大小……’
假期很快就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