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正飞往赫尔辛基方向……我们靠近这架没有任何标志符号的容克－52
(难道威武的轰炸机飞行员们没有发现芬兰飞机上那蓝色的标志吗？--作者按)。我打开驾驶舱的领航窗，抬起手向飞行员示意，以便飞机转飞回机场。但是，这架容克式飞机仍按照刚才的航线飞行，甚至还加快了速度……几颗曳光弹从容克式飞机前闪过，但是这无济于事。我们离这架被跟踪的飞机太近了，以至于我们透过它的舷窗都看到了里面的乘客……和他们自负的表情。富农们朝我们指指点点，并用手枪威胁我们（标志没有发现，倒是把自负的表情和富农们看得清清楚楚！--作者按）。这之后，这架破坏分子的飞机（不明白的是，破坏了什么。--作者按）就被击落了。”
“我们的一切行为都是严格按照指令完成的。但毕竟还是怀着一种对刚发生的事感到惋惜的心情返回了机场。我们详细地汇报了事件的整个发展过程，但是我们却受到了批评：好像说，我们没能迫使这架容克飞机降落。从海湾里打捞出的机身中不仅发现了许多贵重物品，而且还发现了大量涉及国家机密的文件……这时，一切才恢复正常。我们明白了，为什么这架容克－52拒绝服从命令返回机场：它必须为所从事的间谍活动受到惩罚。”
给人的感觉是，霍赫洛夫和他的同志们为9条无辜死难的生命没有感到丝毫良心上的谴责：命令就是命令。我们暂时只知道其中两个人的名字：“卡列娃”号的机长博·冯·维勒布兰德和无线电报务员坦诺·兰尼斯。剩下7位乘客--其中也包括法国外交信使，至今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有意思的是，彼得·伊里奇不知不觉地把这次惨剧发生的时间说晚了9天--即说成了6月23日。大家知道，飞机从塔林飞出已经是在爱沙尼亚被苏军占领之后。按霍赫洛夫的话说，当时“剥削阶级”“妄图把抢劫的巨款运过大洋（说实话，波罗的海并不是大洋）。”但是，实际上飞机是在6月14日被击毁的--正好是德国人攻入巴黎的日子。也许，彼得·伊里奇由于时间隔得太久，便把巴黎沦陷与法国投降的日子弄混淆了--要知道，法国是在随后的6月22日投降的，所以，他把“卡列娃”号遇难的日子搞错了。我想，法国首都被攻陷与下达击落飞机的命令之间肯定存在着某些联系。可能，在“卡列娃”号飞机上有那么一份文件，它不仅随着法国抵抗的失败而失去存在的价值，而且如果落入他人之手，将会使斯大林处于一种危险的境地。
正如我们记得的那样，斯大林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准备利用德国在西线的进攻。所以急于结束芬兰战争，以便把在芬兰的全部兵力调集到靠近德国边境处，同时，把召集参加“冬季战争”的战士的复员工作推迟到7月1日。也许，1940年春天之所以要枪杀那些波兰军官，只是因为一旦与德国爆发战争，就势必把这些军官送回盟国，而苏联却根本不想这样做。斯大林本来指望趁法西斯德国的全部武装力量进攻法国的同时，在背后袭击希特勒。却没想到法国人那么快就经受不住打击而战败投降。
也许，斯大林想通过曼纳林和这趟飞机上的一位乘客，把那么一封信函送到伦敦和巴黎。至于这封信函的内容，可能并不复杂：“坚持住，朋友们，很快，红军很快就会来帮你们了！只是你们一定要像亲兄弟一样，把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和比萨拉比亚让给我们。”斯大林正好在6月13日召开大型军事会议。可能，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作出了决定：因为法国人再也坚持不住了，所以红军必须提前动手。14日那天，在斯大林那儿第一个发言的就是贝利亚，多半就是他向大家宣布，已经成功击毁飞机并找到所需文件。
也完全有这种可能性，就是法国信使送走了惹祸的信函。6月13日，莫洛托夫会见了刚刚到达莫斯科的法国大使埃里克·拉博恩。大使转达了法国希望“就如何维持武装力量的平衡手段问题双方交换意见”，而这种平衡已被德国人的进攻所破坏。换句话说，法国请求苏联的援助。于是，莫洛托夫的回答便是，询问巴黎是否准备考虑比萨拉比亚这一难题，可是拉博恩并未接到有关这一问题的指示。21也不排除，当时苏联把占领比萨拉比亚和立陶宛看成是建立反对德国的战略基地。难怪在5月25日才对立陶宛首次提出进驻要求，而6月14日便发出关于进驻军队的最后通牒，比其他两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要早两天。也可能，莫洛托夫已经请拉博恩把秘密信函转交给法国政府。巴黎被攻陷迫使斯大林急于销毁文件，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它落到德国人的手里。于是便派出两架轰炸机跟踪追击--因为只有它们才来得及从蒙海峡群岛的基地起飞拦截“卡列娃”号。
恐怕只有联邦安全委员会或总统的档案室才能把这个问题彻底搞清楚，也许在那里还可以找到那份使芬兰飞机被击毁的文件。但是，不管怎么说，为了这桩60年前所犯下的罪行，不仅应该表示道歉，而且还应该为死难者的亲属进行赔偿，就像早就应该对卡滕的受害者进行赔偿一样。
第六章 苏军封锁罗马尼亚占领区真相
让斯大林感到满意的是，没有一个人跑到罗马尼亚去。但是，他仍然语重心长地批评尼基塔·赫鲁晓夫：“总的说来，从您的报告中可以看出，您在边境地区的工作进行得很不怎么样。向人群开枪当然是可以的，但开枪并不是我们工作的主要方法。”1940年6月26日，苏联政府以最后通牒的形式要求罗马尼亚向苏联交还比萨拉比亚以及大部分居民是乌克兰人的北布科维纳。布加勒斯特听从柏林的建议接受了最后通牒，于是6月28日，红军没有遭遇任何抵抗便进驻了罗马尼亚几个省份，同时，于6月30日到达普鲁特河的新边境。一开始，居民们没有对苏联军队表示丝毫的敌意。但是，由于几个月以来强制性地实行集体化、关闭教堂、商品匮乏、对知识分子和有产阶级代表进行镇压，所有这些“共产主义天堂”的措施使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许多人想跑到罗马尼亚去，但是，半路上被苏联边防军用枪赶了回来。1941年4月1日，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向斯大林报告说：“切尔诺夫策州格雷博克区最近的4个村庄的一部分农民来到区中心的格雷博克村要求把他们送回罗马尼亚。这群人大概有1000多人，大部分是男人。4月1日中午，这群人来到格雷博克村，跑到区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大楼前，有些人举着十字架，还有一面白旗（据参加这次游行的人说，这是和平愿望的象征）。其中一个十字架上还贴着一行标语：‘看呐，兄弟们，这就是那些被红军们弄坏了的十字架！’在参加游行的人群中没有发现武器。在区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大楼前有人给他们讲得清清楚楚，这样的集会在边境地区是违法的，必须解散。后来人群就散开了……国家安全局局长下令逮捕那些纵火者，今天夜里命令已经得到执行。”
“在此两天以前，一群农民也来到斯托罗日涅茨边境区的区执行委员会提出同样的要求。已经调查清楚，是富农和加尔季斯特（法西斯组织”钢铁近卫军“的成员。-作者按）挑唆他们这样做的。斯托罗日涅茨区查明的挑唆分子已经被逮捕……”
“4月1日大约19点钟，格雷博克区有500到600人企图强行冲入罗马尼亚。边防军人开了枪。结果据初步计算，大约有50人被打死或打伤，其余的人被驱散。没有一人冲过边境。”［奇书网—wＷw.QiＳuu.cＯm］
让斯大林感到满意的是，没有一个人跑到罗马尼亚去。但是，他仍然语重心长地批评尼基塔·赫鲁晓夫：“总的说来，从您的报告中可以看出，您在边境地区的工作进行得很不怎么样。向人群开枪当然是可以的，但开枪并不是我们工作的主要方法。”23这个意思就是说，既然有充分的时间完全可以逮捕那些“挑唆分子”，也许再开枪就没有多大必要了。但是，从总体上说，摆在赫鲁晓夫及其下属们面前的任务仍然是很艰巨的。必须说服乌克兰和罗马尼亚的农民们，让他们相信，大地主制的罗马尼亚在1918年以后通常意义上的地主已经不存在了，而政府只征收他们收成的一小部分，当几乎所有收成都被政府征收精光时，在罗马尼亚生活仍然要比苏维埃统治下的生活悲惨的多。所以，1941年6月，即卫国战争开始的前一个星期，因为斯大林准备对德国先发动进攻，于是便把几万名“不可靠”的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的居民驱逐出了国境。他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被解放的”居民确实觉得“大地主制的”罗马尼亚比苏联要好。
第七章 骄横拔扈的斯大林爱将们
斯大林十分喜欢自己的将军和元帅们，虽然有时也无情地把他们打入大牢，甚至把他们枪毙。但是其实他是很袒护他们的，尤其袒护那些工农出身的，而不是袒护那些过去当过沙皇军官的人。
阿帕纳先科
一天，斯大林收到了一封非常绝的对远东方面军司令阿帕纳先科的告发信。
告发的人不是别人，而是哈巴罗夫斯克区党委第一书记Е.А.博尔科夫。
1941年8月13日，他“只向斯大林一个人”汇报说：
远东方面军中的领导局势亟待缓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