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送往外地，是因为他们还能互相照顾，还有一个勉强能称作“家”的家。16岁的张凤敏，当时就是那样一个特殊家庭的“家长”。她的家庭成员有：15岁的大妹张凤霞，13岁的二妹张凤丽，8岁的孪生姐弟张学军和张凤琪。刚从废墟中钻出来的那一刻，她根本没有意识到，她那瘦弱的肩头已经压上了一副山一样的担子。她呆呆地站着，不知道喊，不知道哭，不知道父母亲双双死去这件事意味着什么。看到被人从咽气的母亲怀中找出来的小弟，她的第一反应竟是：怎么这样脏！满头的灰……一把拉过小弟，四处去找自来水洗头。直到听见人喊：“到这会儿还要什么干净！地震啦！哪儿还有水！”凤敏才木然地停下脚。不是梦，不是，是真的。爸爸妈妈的尸体就在路边躺着，他们好像睡着了一样地离去了。他们一句话也没留下，一句也没有……
一个温暖的家庭被砸碎了。父母全是开滦职工，父亲张子义还是唐山矿的行政科长。一个小康之家，父母对孩子有着一片温情。为什么被砸碎的偏偏是这样一个家庭？为什么老天独独选中了一个娇弱的少女来承担那千斤重担呢？弟弟妹妹们站在张凤敏的身后，他们眼巴巴地望着大姐，16岁的姐姐也在眼巴巴地望着他们。瘦小的大妹凤霞，她过去总爱无忧无虑地说笑，今后还有谁能给她欢乐呢？小脸儿黄黄的二妹凤丽，过去总爱拉着妈妈的衣角，忸怩，撒娇，她还是个“药罐子”，弱不禁风，今后她要是病倒了该怎么办呢？小妹凤琪，还是个十足的小娃娃，刚上小学一年级，她不爱言语，过去只有妈妈知道她的心思，可今后呢？……最叫人揪心的是小弟。张家生了这么些个姑娘，为的就是等他这个宝贝小子。张凤霞还记得，小弟小妹在乡下老家出生时，先问世的是小妹。当时父亲正在外屋焦急地走来走去，一听说生的又是女儿，他气得一甩手就要往门外走。只听大夫叫：“别走别走！还有一个——子！”父亲哈哈大笑，搂着凤霞跑到村里大喊大嚷，架大锅，搬大桌，摆酒请客，燃鞭放炮，恨不得把全村人请到屋里来……
这就是小弟的生活基调：讨喜，受宠，被视若掌上明珠，因而他是全家最娇的一个孩子。他在家里和父亲一起享受“男人待遇”，饭桌上，母亲和女儿们吃一样菜，他和父亲吃另一样菜——能常常吃到牛肉、西红柿炒鸡蛋，还能喝上一口酒。他是个“小皇帝”，可现在，他那小小的宫殿还剩下了什么呢？只有一片废墟，一片废墟啊……
和多数唐山孤儿一样，最后，张家五姐弟得到了街道邻居和救灾部队的关心和帮助。他们穿上了救济衣裳，吃上了救济粮食，住上了部队给盖的简易房。天凉了，部队战士给腌了满满一缸咸菜；暴风雨之夜，一位师长亲自下令派人来为他们加固屋顶。军队的新闻干事赶来了，拍照，写稿，要把五姐弟在震后的“幸福生活”登到报上去。巨大的灾难，真能这样轻易地被“幸福”所替代么？再不完整，再弱小，这也是一个家庭。
地震后，感情变得粗糙、生活节奏变得匆忙的人们，他们注意不到隐藏在这个小小家庭深处的、那些微乎其微却又无比沉重的困难，注意不到几个孩子支撑一个家庭的艰辛。当大姐凤敏第一次生炉子，熏得泪流满面、呛得咳嗽不止的时候；当老二凤霞为给姐弟们领一份幼儿食品（鸡蛋卷），而去和有的大人争吵的时候；当几个姑娘为缝一床褥子而发愁，一连折断了四根大针还把手指扎破的时候，人们能够体会她们的苦涩么？人们能够听到几根支撑不住屋顶的纤细的小柱子，所发出的“咔咔”的断裂声么？“姐！我不吃你烙的饼！”小弟把一块烙糊了的饼狠狠摔在满面烟灰的凤敏面前，我要吃妈妈烙的那种两面黄嘎嘎的饼！”“姐不会烙……”“那我就不吃饭！”“你走吧，”凤敏生气了，哪家烙的饼好，你到哪家吃去！”八岁的小弟果真捆了一卷衣服走了，在外面流浪了两天才回来。“姐！给我买个小收音机！”他在街头看见刚刚恢复售货的小摊子上，正在出售从废墟中扒出来的还黏着泥土的“半导体”。“姐没钱……”“你有，从妈妈的抽屉里扒出来的！”“这点钱……唉，咱们以后怎么活呀？”凤敏磨破了嘴皮，才使弟弟相信那些收音机是砸坏了的，是从死尸身边扒来的。她给弟弟找来小人书、破破烂烂的玩具，还拿出解放军送的花尼龙袜，亲手给他穿上。
*第七章大震前后的国家地震局
地震工作者们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些刻骨铭心的日子：一双双逼视着的灼人的眼睛；一具具表情各异的死难者的尸体；那些孩子……都在他们心头留下了抹不去的烙痕。然而，还有着的，便是那强咽下去的深深的委屈。雨点般飞来的石块。举着扁担追来的大汉。脏话。唾沫。……他们的汽车被砸了。他们的仪器被扔了。人们拒绝回答他们的调查，反而要他们回答自己的质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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饿死他们！疼死他们！枪毙他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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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炎热、压抑、动荡不宁的日子里，唐山废墟上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些人：他们负罪似地低着头，疲惫、憔悴、痛苦；脚上的翻毛皮鞋灌了铅一般，滞重地、缓慢地、机械地踩在残砖碎瓦之上；缄默无语的脸孔上积满灰土，颜色沉重。他们很少与人交谈，即使开口，声调也是低低的，对于毁灭和死亡的理性反应，似乎正被一股更有力的情绪有意识地压抑着。此刻，只有极熟悉他们并理解他们的人，才能从他们充血的眼睛里知道，创伤和震动犹如另一座废墟，正死死压在他们心上。他们没日没夜走着，看着，工作着。图纸、卷尺、标杆。工作服上的标记：地球物理所”、地质所”……
再看去，人们从仪器上发现了刺眼的字样：国家地震局。是他们！此刻，在这块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再没有一个专有名词，会像“地震局”般在这里遭到如此的诅咒和痛骂。唐山人的满腔怨愤，犹如一座火山爆发，沸腾着的岩浆，从这一个宣泄口中不可遏制地喷射出来。失职。渎职。24万冤死的生灵。成千上万的伤残者和孤儿。仇恨与愤怒一起，死命地挤向那一个小小的宣泄口。唐山人围住了那些“地球物理”工作者、“地质”工作者，他们要向这些“吃地震饭的人”讨还失去的一切。地震工作者们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些刻骨铭心的日子：一双双逼视着的灼人的眼睛；一具具表情各异的死难者的尸体；那些孩子……都在他们心头留下了抹不去的烙痕。然而，还有着的，便是那强咽下去的深深的委屈。雨点般飞来的石块。举着扁担追来的大汉。脏话。唾沫。……他们的汽车被砸了。他们的仪器被扔了。人们拒绝回答他们的调查，反而要他们回答自己的质问。就连为地震工作者开车的司机，也会受到愤怒的质问。
饿极了的地震工作者，站在领救济粮的长长的队伍里。“哪个单位的？”“……地震局的……”“请走吧，没你们的粮食。”“为什么？”“啊！你们还要吃饭吶？没你们的！”……累极了的一位女地震工作者，野外考察归来路上，拦住了一辆军车。司机是个年轻的士兵，他起初和气地请她上车，一路还说着话，可是当她暴露了自己的身份时，卡车突然剎住了。“你下去！……下去!!”重重的关门声。足以把女人的心震碎的关门声。汽车愤怒地吼叫着。这是一辆洒过伤者鲜血的车么？这是一辆躺过遇难者遗体的车么？车吼叫着远去，甩下一个在荒野里啜泣的女人。苦涩的泪水。多少地震工作者，在唐山废墟上流过这种委屈无告的泪水。他们能说什么？他们也是人，也是活生生的人。他们知道什么叫做羞辱，知道什么叫做饥渴；他们甚至同样地体验过，什么叫做被房梁砸断筋骨、被碎瓦割开肌肤的滋味儿。
唐山市地震台的分析预报组组长刘占武，地震时肱骨骨折。他在机场的死尸堆中整整躺了三天，裹着一条被雨水淋透的被子，疼得说不出一句话。第三天，他挣扎着起来，让人架着来到一个军队医疗队，排在长长的伤员队伍中。“同志，你是哪个单位的？”大夫问。“我，我是唐山地震台的……”仿佛一颗火星引爆了一堆炸药，伤员群里发生了一阵骚动。“大夫！别给他治！”“他们还有脸活着！这些吃干饭的家伙！”“疼死他们！”“地震怎么没把他们震死！”“别给他治！别给他治！”能走的，拄着棍子围上来；不能动的，躺在地上挥着拳头。人们怒不可遏：地震夺去了他们的亲人，夺去了他们的胳膊、腿，或者是眼睛……他们能向谁去哭诉申冤呢？一位老医生挡住了愤怒的伤员，他说：“这是科学问题，怪不得做具体工作的人，他伤得这么重，我们不能见死不救……”他把刘占武扶进手术帐篷。
然而，做完手术后，他也忍不住了：“同志，你们为什么没有预报？唐山死了那么多人，惨呐！……你们真的一点儿动静都没有发觉？”刘占武泪流满面。他能说什么呢！唐山人有权利，也有足够的理由倾泻他们的愤怒。地震工作是人命关天的工作，人民是把安危托付给地震工作者的。曾几何时，他们不也成功地预报过大地震、救过千千万万人的性命么？唐山废墟的一些断墙上，还留着糊墙的旧报纸。
1975年，辽宁海城，一次7.3级的地震被预报，成为轰动世界的奇迹，“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对反动的‘天命观’和‘地震不可知论’的有力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