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这也是创造的目的，这丝毫也不比艺术家、研究家、改革者们逊色。母亲有她义不容辞的生活义务。一个产生了爱情的姑娘和没有孩子的女人能做的事，而母亲却不能去做。无论遭受多么大的痛苦，母亲是绝不抛弃自己的孩子的。”
鲍里涅维奇应当记住这一教训，今后也会有人这样期待着他……
鲍里涅维奇没有察觉，女助教是怎样在他的生活中巩固她的地位的。她本人城府很深，不安静的性格急需精神上的慰藉。没有人能象她那样使他心情舒畅。她对他坦率，深入探索他的创造构思，帮他解决一些疑难。他很喜欢她那有分寸的谈话——起决定性的一点小小论据。她不喜欢开玩笑和打趣、善于坚持己见、富有权威性的举止。他乐意原谅她的某些弱点——不喜欢花草和香水、喜欢在衣服上打上鲜艳的花结，使她干瘦的身材显得活泼一些。
他觉得季娜伊达善良，富有同情心。人们都说她喜欢孩子，体贴老人和病人。女助教确实喜欢一些人，也体贴一些人，但她这样做的原因谁也不知道。她自己也未必明确。
有一段时间，季娜伊达想要个孩子。她为此很苦恼，但她终于没有听从母性的呼唤。过了好多年，这种苦恼虽然也淡了一些，却一直记在心上。心灵深处常常被某种理智无法抑制的东西激动着。小孩子们的笑脸会勾起她强烈的抚爱孩子的欲望。她作为保健大夫经常去托儿所，她感到只有在那里才能寄托自己的感情。她相信自己渴望安宁，对孩子也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在孩子中间用不着施诡计，说假话，心口不一。在孩子中间，担忧、疲倦会一扫而光，会立刻精神焕发，充满活力。甚至孩子的哭声也会激起她心中同样的甜蜜之情。她无法躲避自己心中汹涌澎湃的母爱狂潮。
当季娜伊达外出休假一个月的时候，鲍里涅维奇真正感到她对他意义多么重大。家里、教研室、别墅里都离不开她。感到奇怪的是大大小小麻烦的事现在他自己都无法处理，好象自己才刚刚学习处理问题似的。他觉得她把他精神上的果断也带定了。他甚至这样想，哪怕她就在城里某个地方也不会使他感到没着没落。“她施妖法把我迷住了，”他自我安慰，“但她没有爱上我。”
鲍里涅维奇对自己大为不满，也笑自己又犯了幼稚无能的病症，并为此感到奇怪。他下决心要克服这个毛病，不管怎样，也不管什么人不满意。他这个不满四十岁，举止不凡而严肃的人很容易承认自己的行为有孩子气，但很难承认自己在谈恋爱，没有必要把一切都纳入恋爱的框框，他只不过是同女助教在一起感到轻松愉快而已，很自然地觉得常常离不开她。
没有比自己良心上的裁判更加严厉和更偏心的了。无论是他的表白，还是谴责都不能得到满足。任何司法机关也看不到良心上的被人赞扬的声音犯了多少错误。
季娜伊达的归来结束了鲍里涅维奇精神上的紊乱。第一次见面他就对她说：
“我一直眼光近视，对您估计不足。”
这就是他那沉默寡言的性格所能作出的表示。说更多的话对他来说是会受到更大的考验的。
“您知道，”她抑制住自己对他的好感，温柔而礼貌地说道，“近视是走向正常视觉的第一步。所有恍然大悟的人都近视，瞎子很长时间以为他所感兴趣的东西都在他的面前。”
有一天他们俩在下棋，鲍里涅维奇说道：
“您今天怎么啦，又疏忽了一步棋。”
她说她有点疲倦，一天下来真累，马上又要考查，工作真多。
“休息一下吧，”他说道，“我还有些问题想和您谈。”他迟疑了一会儿，急切地看了她一眼，这一眼增加了他的勇气，“您坦率地告诉我，您怎样看待我的这篇学术报告？如果现在不好说，那就另找时间。”
女助教既没有考虑，也没有急于回答。她早就等着这个问题，她早已胸有成竹。
“我曾考虑过，我的结论是，您的理论是唯一正确的。无疑，这一理论在法医学中是能站住脚的。”
鲍里涅维奇自己也这样看，但他想听听更明确的意见。
“您说说这一理论的优越性在哪里？”
她没有迟疑，好象是在重复早已想好的词句，轻松而涉及广泛地答道：
“我们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受着国际统计学的影响。欧美关于自杀的准确统计数字，其中附有自杀者的性别、年龄、宗教、民族、职业和出身，自杀发生的季节、城市和乡村，以及准确的自杀原因和数字的来源。这在一定程度上把这些学者搞糊涂了。请问，为什么自杀者有老人和年轻人，女人和男人，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市民和农民呢？这容易解释清楚吗？即使能勉强解释，但也没什么公式能阐明无休止的用各种方法自杀的原因。再说自杀者死后的证据又值几何？自杀者可能想以自己的死来报复不忠城的朋友，实际上他是被精神上的疾病所毁灭。一个被揭露的罪犯可能想以自己的死对把自己推上犯罪道路的放荡的妻子进行复仇，实际上这不是复仇，而是对恐惧的惩罚——悲剧式结束生命的根源。成千上万的人中途结束生命，多少直接和间接的原因，能一一解释明白吗？人们在问我们，这些不幸者都是什么人，是英雄，还是懦夫？谁能想到，不愿意充当精力衰竭的见证人的八十岁高龄的彼捷科费尔①(①彼捷科费尔(1818—1901年)，德国著名卫生学家，晚年自杀身亡。)是懦夫吗？而一个年轻人为了一个长得不错的姑娘而自杀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他们不是懦夫，也不是什么英雄，而是高级中枢神经系统的搏斗中无能的可悲的牺牲品。”
“您讲得真好。”鲍里涅维奇插话道，“您别说……我应当告诉您，季娜伊达，我决定不宣读这篇学术报告了。明天我就在学术委员会上通知大家。”
“为什么？”她已知道他会怎样回答，但还是问道。
“您猜不出来吗？”他问道。
女助教猜到了，也想了，但怕流量出自己的喜悦，仍然保持着莫明其妙的神态。
“我下次再给您解释。”他说道。
现在当鲍里涅维奇已察觉痛苦和担忧时，她就可以继续说：
“这一个月来我反复想过多次。用您的理论我对一些统计学上的问题找出了答案。现在我弄懂了为什么夏天和春天要比其它季节会发生更多的自杀，为什么在城里，特别是象柏林、伦敦和巴黎这样环境的大城市自杀数字这么大。”
鲍里涅维奇警觉起来，他正是在这些问题上论据不足。难道她能解释，为什么基督教居民要比天主教居民更加脆弱？这问题当然不在宗教，那么又在于什么呢？
“春天和夏天是爱情和失恋感情尖锐时期。年轻人和年轻的动物一样都受到大自然兴奋力的影响。这样三月到十一月是很容易受到影响的时期。城市好象是人体稳定的试金石。在城市里生命经受的考验要比在乡村更多种多样和更加有毁灭性。”她好象猜到了他的想法，接着说道，“关于天主教徒与基督教徒的脆弱性相比的神话是统计学家的故弄玄虚。在同一个德国，基督教的萨克森忍受着巨大的苦难和牺牲，而毗邻的天主教堡垒巴伐利亚则是全世界幸福生活的模范。生活稳定的德国人住在农庄和乡村，而挤在人口稠密的城市里就不如住在乡下幸福。您的理论的优越之处在于，”她准备结束自己的话，“人类生活能力的尺度不是哲学家和评论家们模棱两可的观点，不是数学家们的一连串无聊的数字，而是人在为自己生存而斗争的考验中作为嘉奖而获得的习惯能力和免疫力。”
她不说了，但一会儿又想起了什么，连忙补充道：
“自杀的根源不存在于遗传学艰深、晦涩的理论中，而在于人在社会中扮演的丰富而复杂的角色，在于我们对生活的态度，在于我们对活着的目的和使命的认识。”
鲍里涅维奇仔细地听他讲完，推开棋盘，闭上眼睛，紧张地、一动不动地坐了半天。
“谢谢，季娜伊达，您真使我高兴。”他感动地说道，“我再一次深感佩服，理论在您的讲述中获得了胜利，您逻辑性强，我只能羡慕您。”
“问题不在于逻辑，”她不同意道，“我不过只钻研了一个月。我还有不少别的很有趣的想法。”
“您要很好地珍惜，这对您是有用的。”鲍里涅维奇感到满意，温和地说道，“我把资料给您，您来写博士论文吧。我除了您，没有给任何人看过。我确信我是把自己劳动成果交给了一个可靠的人。”
她意味深长微微一笑，顺手从棋盘上拿起“王”的棋子，掂了掂，不情愿地又放回原处。‘
她本来可以对这一富有表现力的动作补上几句这样的话：“我早就想到，不论是资料，还是学术报告对您都不需要，这倒会帮我写出博士论文来。您的严格处世之道是不允许您和我合作的。至于我，只要您承认在您的学术报告中有我的不小的功劳就行了。您这样一位信守原则和道德准则的人是应该作出唯一的抉择——把资料交给我。”
“您要把自己的劳动果实交给我，我要拒绝，”她以打算拒绝的口吻说道，“我从来没有利用别人为自己捞取名声和好处的习惯。”
“我也没有这种习惯。”他完全严肃地说道，“您对拙作给了很大帮助，使得我无法再宣读这篇报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