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质解救队的狙击手都经过“城市伪装”处理，全都配有黑色头套、绳索和夜间摄像头之类的装备。每名狙击手都有各自的目标，所以那栋小楼的每扇窗户、每扇门都有人负责把守。
问题是：我们要行动吗？
谢弗还在里面吗？“鼬鼠”现在还在那栋小楼里吗？
凌晨两点半，我加入了一支两人一组的狙击小队，这支小队被部署在目标建筑正对街的房顶上。形势越来越紧张，越来越令人恐惧。
狙击手们隐藏在一间100平米的房间里。他们在距窗户3英尺远的地方用黑布做成了一顶帐篷。窗户一直是关着的。其中有个人向我解释：“一旦上面命令行动，我们就会用铅管撞开窗框。虽然看上去有些粗野，但没人能想出更好的办法。”
在这间狭窄热闹的屋子里没有过多的闲聊。在随后的半个小时里，我通过一支备用狙击步枪上的瞄准镜观察到了目标建筑。我在瞄准器里寻找着谢弗。要是看到了他怎么办？我怎么能还呆在这上面呢？
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而我只能用自己的心跳计算着时间。攻击队就是指挥部的“眼睛和耳朵”，而且我们能做的就是等待上面的正式命令下来。
行动。
不行动。
终于，我打破了小屋里的安静。“我要到街上去。行动开始时我得在下面。”
《伦敦桥》第49章
这才更像那么回事。
我和人质解救队的一支攻击小队被部署在了恐怖分子藏身之处的拐角附近。严格说来，我不该出现在那里——因为我不是正式队员——但我给奈德·马霍尼打了个电话，他帮我安排好了一切。
凌晨三点整。时间过得很慢，位于华盛顿胡佛大厦的联邦调查局总部和位于纽约市的指控中心还没有消息或命令传来。他们在想什么？谁能做出这么困难的决定？
行动？
不行动？
听从“野狼”的？
不听从他的，并且接受各种后果？
三点半。四点。总部始终没有传来消息。
我穿着一身黑色的防弹飞行服，带了一支MP5在身上。人质解救队的人都知道谢弗和我之间的恩恩怨怨。
负责行动的高级特工坐在我旁边。“你没事吧？感觉还好吧？”
“我在重案组干过。去过很多地方，很多危险地点。”
“我知道。如果谢弗在里面，我们会抓住他的。也许你会亲手抓住他。”对，也许我会一枪崩了那混蛋。
然后，令人惊讶的是，我们接到了开始行动的命令。开始行动！5分钟的恐慌与刺激。
首先，我听到了狙击手敲碎对街楼上的窗户。
然后，我们就冲向了目标建筑。每个人都做好了充足的准备，身着黑色飞行服，全副武装。
两架8人乘坐的“贝尔”直升机突然出现在空中，掉头飞向那栋红砖楼的楼顶。飞机悬停在楼顶上空，攻击小队从直升机上迅速爬下绳梯，降落到楼顶。
另一支小队正在攀爬小楼的侧墙，真是壮观的景象。
人质解救队的一条“作战”口号突然浮现在我脑海中——速度、忧虑与暴力。当时的情景简直就是这个口号的真实写照。
我听到门外传来了爆炸声，几秒钟内就发生了三四次。这次突袭并不包括谈判。
我们展开行动了。这太好了——我也开始行动了。
枪声不停地回响在目标建筑的黑暗走廊里。突然，一阵机枪声从我头上传来。
我冲上二楼。一个满头乱发的男子从一间屋子的门口冲出来。他的手里拿着一支步枪。
“举起手来！”我冲他大喊，“举起手来。举高点！”
他听懂了——他把双手高举过头顶，扔下了手里的枪。
“谢弗上校在哪儿？谢弗在哪儿？”我大声问道。
他只是前后不停地摇着头，眼神中透出一片迷茫与不解。
我把这名囚犯交给几名人质解救队队员，然后又急速冲上三楼。我迫切地想要抓住“鼬鼠”。他会在楼上什么地方吗？
一个身穿黑色衣服的女子突然跑过了正对楼梯口的一间大客厅。
“站住！”我对她吼道。“你——站住！”
但她没有站住——她直接从客厅里一扇打开的窗户口跳了出去。我听到了她的惨叫，然后就什么声音都没有了。她摔死的样子真是令人作呕。
终于，我听到有人喊道，“安全。这里已经安全了！各楼层安全！”
可没有杰弗里·谢弗的消息，一点都没有“鼬鼠”的消息。
《伦敦桥》第50章
目标建筑里到处是人质解救队和纽约市特警队的队员。楼里的地板上满是破碎的门窗碎片。“闯入然后大喊”的行动到此结束，不过在我看来，这个突袭计划进展得相当不错。只是没有抓住谢弗。那个混蛋跑哪儿去了？就像前几次一样，他又一次从我眼皮底下溜走了。
那个跳出顶楼窗户的女人已经死了。要知道，不管是谁，脑袋冲下从三楼跳到人行道上，都会是这个下场。我边挤过顶楼的人群，边向参与行动的人质解救队队员表示祝贺；他们也向我表示祝贺。
我在楼梯上见到了迈克?安斯利。“华盛顿方面要你参与审讯，”他告诉我，看上去他不太高兴。“一共有6个人。你想怎么处置？”
“谢弗呢？”我问安斯利，“有他的消息吗？”
“他们说他不在这儿。我不敢肯定。我们还在找他。”
我不由感到一阵沮丧，但我克服了这种沮丧。我走进一个半公寓式的工作间。木制地板上散布着一些睡袋和几块脏兮兮的垫子。5名男子和1名女子坐在一起，他们的双手就像战犯一样被铐了起来——在我看来，他们就是战犯。
起初，我只是一言不发地看着他们。
然后，我指着一个面相最年轻的男子：又矮又瘦，戴着金边眼镜，胡子拉渣。“他，”我边说边往屋外走去，“我要那个人。把他带出来！”
那个年轻人被从主客厅带到隔壁的小卧室后，我又看了一眼客厅里的囚犯。
我指着另一个长着黑色卷发和大胡子的年轻男子。“那个人，”我说；于是，他也被带了出来。没有任何解释。
然后，有人向我介绍了一名联邦调查局的翻译，他叫瓦西德，会说阿拉伯语、波斯语和普什通语。我们一起进了隔壁的卧室。
“他可能是沙特人，他们可能都是，”翻译边走边告诉我。不管那个瘦小的年轻男子来自哪里，反正他看起来非常紧张。有时候，伊斯兰恐怖分子宁可去死，也不愿被捕，接受“恶魔”的审问。这是我对此的比喻：我就是那个恶魔。
我示意翻译跟那个恐怖分子聊聊他的家乡以及他在纽约这个魔窟的困难生活。我希望他能明白，我是个很好的人，而且是为数不多的联邦调查局的非恶魔特工之一。“告诉他，我看过《可兰经》。那是本精彩的书。”
与此同时，我坐了下来，试着模仿揣摩这个恐怖分子的动作。他向前躬着身坐在椅子上。我也一样。如果我能成为他相信的第一个美国人，也许慢慢地，他会透露出什么。
起初，这法子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但是他回答了几个关于他老家的问题；他坚持说他来美国时用的是学生护照，但我知道他根本就没有护照。因为他根本不知道纽约任何一所大学的校址，更别说纽约大学了。
最后，我站起来，气愤地大踏步走了出去。我去看了第二个嫌疑犯，重复了刚才进行的这个程序。
然后，我又回到这个瘦小子面前。我把怀里的一堆报告扔到他面前的地上。文件落地时的声音着实吓了他一跳。
“告诉他，他在撒谎！”我大声对翻译说道，“告诉他，我相信他。告诉他，联邦调查局和中情局的人不全是笨蛋，虽然他可能听过这种说法。不停地跟他说话。最好是大喊大叫。除非他有情报给我们，不然他不许开口。然后，不管他说什么，都对他大喊大叫。告诉他，他快死了，而且我们会在沙特找到他们全家人！”
在随后的几个小时里，我不停地来往于两个房间。我学过多年的心理学，所以很擅于读懂他人的心思，特别是在对方心绪混乱的情况下。我又挑选了第三名恐怖分子，把唯一的那名女犯人也拖进了这潭浑水。每次只要我离开一个房间，中情局的官员马上就去追问里面的囚犯。没有折磨，只有接连不断的审问。
在匡恩提科联邦调查局训练基地受训时，他们把审讯的原则称为RPM：R即阐述，P即影射，M即最小化。我的阐述就像是个疯子：“你是个好人，艾哈麦德。你的信仰是正确的。我也希望自己能拥有你那样的坚定信仰。”我向他们影射责备：“这不是你的错。你是个年轻人。美国政府有时是有些邪恶。有时我也觉得自己应该受到惩罚。”我把后果最小化：“到目前为止，你还没在美国犯下任何实际罪行。我们脆弱的法律和司法体系会保护你。”然后，我再谈到正事：“告诉我那个英国人的情况。我们知道他叫杰弗里·谢弗。他的绰号是‘鼬鼠’。他昨天来过这里。我们有录像、照片和录音。我们知道他来过。他现在在哪儿？他才是我们想要抓的人。”
我不停地重复着我的方法：“那个英国人想让你干什么？他是个罪人，可你不是，你的朋友也不是。这些我们已经知道了。你们只需要帮我们填上一些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