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前进，似乎我们身边的一切都在更新，但有些东西是不应该变的，比如“孝顺”的德行。孝顺不是时尚，它是我们民族与生俱来的骨子里的东西，就像我们黄色的皮肤、黑色的眼睛。
河南内黄县有一位远近闻名的孝顺儿媳，她的丈夫在外务工，婆婆卧病在床，孩子年幼，家境十分拮据。为了支撑起这个家，她起早贪黑地劳作，给婆婆洗澡擦身、端水逢迎，一晃就是十年的艰辛。丈夫每到过年回家都会拉着媳妇的手哭一场，新年刚过，他又会满怀勇气继续登上外出打工的路程——有她在，他放心。
她后来被当地评为“十大杰出青年”。
笔者是在会议下榻的宾馆见到她的，很普通的农村人，羞怯、不爱说话，后来得知会没有开完她就回家去了，因为她担心所托付的人照顾不好母亲。
我想，她远在外乡的丈夫也许正忍受着别人对河南人“死不开化”的嘲笑，默默地做工。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黄河黄土的开阔使得河南人能够以更抽象的思维和更长远的眼光看待家庭伦理。他们很自然地就把家庭延伸为国家，把孝道来比做忠诚——人生在世，于家要“尽孝”，于国则要“尽忠”。
对于小家和大家的利益关系，他们有着自己十分明晰的判断。在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出现冲突、“忠孝”难以两全的时候，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做出“为国尽忠”的选择。
忠于国、忠于君、忠于民是他们的人生目标，即使是一位目不识丁的八十老农也同样和热血沸腾的青年一样怀着这样的思想。来到他们的身边，听听他们说话，你就知道河南人“每个都是哲学家”；看看他们的过去，你就知道河南人个个都是国难当头不惜命的英雄。
笔者认识的一位普普通通的河南农民，叫马士英，七十多岁了，黑乎乎的面容，佝楼的身子，先前只晓得他受过伤，因为当兵。
他那满身的伤疤在我的童年是万分恐怖的记忆，后来才知道：他在解放战争中曾中弹三次，在抗美援朝中又曾多次死里逃生。弟兄四个都是军人，除他之外都已经牺牲了，其中只知道老二阵亡在解放大西南的战斗中。他复员后回家，在农村几十年，每月只有些微不足道的抚恤金。他特别喜欢听戏，河南豫剧——每当余太君唱到“哪一阵不伤俺这杨家将，哪一阵不折俺这杨家兵”的时候，他那深凹的眼眶里都有泪花在闪动。
他的几个子女也都曾是军人，他亲自送他们当的兵。生活里，每天当电视机打开的时候，他也最关心国家的时政。日本人修改教科书的消息传来，老人气得竟然得了一场大病。
河南的土地上决不缺少马士英这样对国家忠心耿耿的百姓，也不缺少焦裕禄、吴金印那样为国分忧的栋梁。这里层出不穷的英烈事迹还需要多讲吗？要讲，我们就不得不讲一讲岳飞——这位中国历史上的大英雄。和今天的河南老乡一样，这位南北宋之交的抗金名将现在仍然被人背后指点，至今还背负着一个“愚忠”的名分。
“风波亭”早就不见了，“黄龙府”也已经消失了，几百年前的悲喜冤仇现在已经无影无踪。岳飞留给后人的除了男女老少熟知的传说故事，再就是两处装载着他灵魂的庙宇，一处在他就义的杭州西湖，一处在他的老家河南汤阴。
岳飞故里的庙堂不太大，三进庭院，几棵古松。
一切大概都和英雄在世的时候差不多，没有豪华祭器的摆设，没有如云随从的附庸，只有家人和旧将的塑像陪伴。后堂内，洋洋洒洒的《满江红》还在，斑驳的石碑前尚有铿锵的英雄气，只是时光已经把院落打扫得有些冷清。
难怪，他是那个年代的英雄。
可今天，那催命的十二道金牌依然压在他的肩上，扛着“愚忠”的名分应该决不比“莫须有”的罪名更轻松。
我们有什么理由怀疑这个河南人忠诚的品质呢？
那样的时代、那样的环境，他这样身份和智慧的人当然知道兀自打下去可以救回二圣，可二圣回来现在的“圣‘怎么办呢？不打就要回兵，回兵就等于自蹈死地——就是死地又如何啊？英雄在世上走一遭，为的本来就不是偷生！
任何时候忠诚都不应该是错的，更何况他效忠的还包括黄河黄土、黎民百姓，这就像你一厢情愿地爱上了一个人结果却被欺骗了一样，到底是因为你“愚爱”呢？还是因为对方无情？历史上的河南人中间，岳飞是个典范。这不仅因为他“忠孝双全”，还因为从那个时候起人们就开始斜着眼睛看中原了。
话又说回来，河南人还是老实。
——秦桧害了岳飞，金陵人害了河南人，历史上却只有人骂秦桧，却少见有人骂他的家乡、他的祖宗。
义利轻重
在河南，假如一家人家兄弟两个都已经成家，正要从父母那里分出去，如果他们之间有矛盾，父母长辈可以从中调停，但要是有外人插来干涉，那这一家人便会合在一起一致对外。家里如此，村里如此，乡里、县里也都大抵如此。
中国人的伦理确是一个很完备的体系。和“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道理一样，在人们的道德观念中——“忠奸”是对国家而言，“孝逆”是对家人而言，“义利”则是对朋友而言的。其轻重不同，有主有次，有缓有急，秩序井然不乱。
“仁、义、礼、智、信”之中，“仁、义”是基础：“仁、义”之中，“义”又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概念，它既是“仁”的升华和总结，也给“礼、智、信”的执行提供一个相对严格的标准。同时，它也是引导河南人德行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前提条件。
“义，人之正路也。”
“路”是道的意思，“正路”即正道、正义。
长时间被中庸思想教化的河南人甚至将“义”的普适性扩大到了人际交往的各个方面，挚友间可以称“义兄、义弟”，忘年交可以称“义父、义子”，为民锄奸被赞为“义侠”，仗义执言被尊为“义士”。当然，别人所有的缺德行为也可以一律概括为“不义”二字。和“义”相对应的是“利”，即个人利益。
农耕经济和宗法制度下的社会是以家庭为基础单位来推广其行为规范和心灵准则的，所以，河南人的世界当然也就有了内外之别。忠孝事关“家国”可以不讲条件，但谈到朋友之间的“义”和“利”可就必须要讲清楚了，二者兼得的时候也有，但某些情况下你必须选择其一。换句话讲：虽然都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但有些时候你只能“喻于义”或者“喻于利”，以便大家来分辨你到底是“君子”还是“小人”。
——此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黄河水是浑浊的，但静下来以后——半碗水，半碗泥，一清二楚。假如你说一个河南人是“重色轻友”，他可能会红着脸和你辩解半天；但如果你再说他是“见利忘义”，那他多半要跟你急。为了挽回你这种印象，他甚至会做出一些不可思议的举动来证明你对他的判断是错误的。
北京的一些菜市场是笔者常去的地方，那儿的很多买卖人都来自河南。
老陈（事后只知道他姓陈，不知道名字）家在漯河，四十多岁，进京已经五年了，他做的是松花蛋的生意。老陈告诉我：一次，有一个买菜的妇女不知怎么非说他的松花蛋有假，是土豆做的。笨嘴拙舌的老陈分辩了很长时间却什么也没有说清楚，围观的人也越来越多，甚至连工商所的管理员都来了。情急之下，他拿起筐子里的松花蛋一个个摔在地上，直到新进的三百个松花蛋全部摔碎。
那一次他损失不小。
“没啥，我不为挣那几个小钱，主要是为争这口气！”能看出来，他至今还忿忿地——不是为那几个松花蛋，而是为不能取得别人的信任。
河南人既然可以为了一句话就破财，当然也会为了大义而舍命。君死社稷，民死国难。为了正义公理，他们可以完全不计较个人得失，甘心忍辱负重。他们追求的是“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英雄壮举，是“了却君王天下事”的惊天伟业。
躬耕于南阳的诸葛亮为成就三分天下的大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篇《隆中对》心怀天下，一纸《出师表》义感天地。
南阳武侯祠内，这位为国事忧心忡忡的蜀国丞相现在依然紧锁双眉。距此不远，就站着“刘、关、张”那三位义薄云天的生死兄弟。据说，当年岳飞被十二道金牌招回临安的途中曾在此停留。看到武侯塑像，他奋笔书写诸葛《出师表》，同为“义士”的悲凉感慨使那挥扬的墨迹都带着无限的遗憾。
像他们这样舍生取义的忠臣良将在河南真是不可胜数。
河南人把“义”看得比生命还宝贵，英雄如此，百姓也是如此。
作为大家一同遵守的道德规范，“义”是高尚的，就仿佛摆在神龛里的红脸关云长的塑像，每一个人都要向他朝拜。“义”当然也是不容亵读的，一旦有人胆敢违背了大家相互间的同盟正道，即刻就会受到来自各方的回击。
这就是所谓“你不仁，休怪我不义”。
现在，好像没有人不熟悉这句话了。本来是对“不义”之人进行惩罚的理由，今天却成了人格缺损的施虐者对不拘小节人们眼毗必报的幌子。
抓住一点，波及其余，不打则已，打则打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