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书网 > 文学作品 > 民国多少事 > 第40章

第40章





兄长的意见,侵犯了羽太信子的“执政权”,她对鲁迅十分反感,经常在周作人面前议论大哥的不是,甚至对鲁迅夫妇恶毒诅咒。过往周家的周氏兄弟学生俞芳回忆说,天性驯顺的朱安曾“很气愤地”告诉别人:“她(信子)大声告诫她的孩子们,不要亲近我们,不要去找这两个‘孤老头’,不要吃他们的东西,让这两个‘孤老头’冷清死。”

而周作人对羽太信子一辈子又爱又惧,久而久之,她的态度对周作人产生了很大影响。

羽太信子在周作人耳边的谗言能使双方绝交成仇,可见不是一般的谗言。

1924年6月11日周氏兄弟大打出手时,在场惟一不懂日语的章廷谦后来很含糊地说:“事情的起因很可能是,周作人的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

羽太信子的话置鲁迅于一个最难堪的境地——鲁迅对她有不轨行为!

鲁迅当时正当壮年,虽有妻室朱安,却从来不靠近妻子,因此有人判断其必有性压抑,对共居一院的弟妹羽太信子不轨不是没有可能。

具体的说法是两种:一是鲁迅偷窥羽太信子洗澡;二是鲁迅晚上躲在周作人卧室窗外偷听房事!

后一种“听床”的说法,羽太信子不仅只跟周作人说,她在时住八道湾的鲁迅友人章川岛面前也公开说起。

是这两种龌龊行为,激起周作人对鲁迅的狂怒、鄙视和终身不原谅,有一定的说服力。

鲁迅的形象如此冷峻,如此高深,如此伟大,这位文化巨人,真的能跟对弟妹“窥浴”和“听床”联系在一起吗?

在1949年后,由于鲁迅在大陆的特殊地位,周氏兄弟失和的原因只允许被解释为“有神经质的羽太信子的挑拨和周作人的糊涂”,但在当时这种猜测是暗中流传甚至在周氏兄弟朋友圈内公开议论的,性格硬倔的鲁迅对这一严重损害他人格的传言却始终无一言辩清。

因难言的原因失和以后,鲁迅多么想和周作人能有一次长谈和沟通,可身心受到巨大创痛的周作人就是不给这个机会。鲁迅对周作人的评价常用一个字:“昏”,也就是糊涂。但直到去世,鲁迅也始终不愿写下一字表示自己在这件事上的清白。

如果那是真的,是鲁迅觉得无颜去为自己辩护、只能承受后果吗?如果这纯属子虚乌有,是鲁迅觉得这种言论实在太无耻、太卑鄙,正常人根本无法与之辩驳吗?

但是有人主动为鲁迅辩诬。章川岛说:“八道湾后院的房屋,窗户外有土沟,还种着花卉,人是无法靠近的。”也就是窥浴和听床在条件上不可能。对失和的真正原因,章川岛说:“主要是经济问题。她(羽太信子)挥霍得不痛快。”

许广平对羽太信子十分愤恨,说她是“由奴隶而做稳了奴隶主”!

到20世纪90年代,鲁迅逐渐走下政治神坛,这一公案可以公开讨论了。鲁迅之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说:

“父亲与周作人在东京求学的那个年代,日本的习俗,一般家庭沐浴,男子女子进进出出,相互都不回避。即是说,我们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中的所谓‘男女大防’,在日本并不那么在乎。直到临近世纪末这风俗似乎还保持着,以致连我这样年龄的人也曾亲眼目睹过。那是70年代,我去日本访问,有一回上厕所,看见里面有女工在打扫,她对男士进来小解并不回避。我反倒不好意思,找到一间有门的马桶去方便。据上所述,再联系当时周氏兄弟同住一院,相互出入对方的住处原是寻常事,在这种情况之下,偶有所见什么还值得大惊小怪吗?退一步说,若父亲存心要窥视,也毋需踏在花草杂陈的‘窗台外’吧?”

两人的说法,足以否定猜测和传言。周氏兄弟失和之谜,依然笼罩在历史的迷雾中。我们能确认的,只有周作人的满心愤恨,和鲁迅的彻骨悲凉;这中间,是一个叫羽太信子的日本女人。

悬疑重重的周氏兄弟失和案,除了这些见于文献的内容,还有一些更为离奇的传说。

好几年前,我听到这样一个说法:鲁迅和周作人在东京结识羽太信子时,本是鲁迅爱上了羽太信子,并且两人建立了恋情;然而鲁迅有订婚已久的朱安在先,他无法逆拂母亲的心愿抛弃朱安,又舍不下真爱的羽太信子,就与羽太信子串通,精心设计让弟弟周作人娶了羽太信子,这样他既可以遵守婚约娶朱安,又可以在家中日日看到羽太信子!

从此他把最常用的笔名定为“鲁迅”:“鲁”取自他挚爱的母亲名字鲁瑞,“迅”即取自羽太信子名中的“信”。在南方方言里,这两字读音一致。这个笔名就是他的爱的宣言。

然而明嫁弟、实嫁兄的羽太信子后来真的爱上了这个弟弟,对自己嫁给他只是一场与其兄合作的“阴谋”而深感良心不安,就要求鲁迅断绝和她的暗中往来;鲁迅不愿,羽太信子无奈,就把婚姻真相告知了周作人,于是引起了八道湾胡同十一号里的天翻地覆和周氏兄弟的终身绝交。

这个故事的情节之精彩,不但超过了鲁迅的任何一篇纯文学范畴的小说,而且连琼瑶的通俗言情笔力也要自愧不如。在这个离奇的故事中,鲁迅多情善感、心思深密、行为荒诞而阴暗至极,叫人大吃一惊又啼笑皆非。

家事成为公案,个人隐私成为研究破解的对象,这是名人的待遇,也是名人的代价。不知因深邃敏锐而灵魂永远不能安息的鲁迅,会以怎样的目光看待后世对其家事的不休言说?

永远的精神家园: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今天通常意义上的大学,是西方文明的产物。英文中“University”(大学)一词,是由“universe”(宇宙)一词派生而来。

哪所学校是全世界第一所大学有所争议,一种流传较广的看法是:意大利波罗尼亚大学创建于1088年,它是意大利、也是欧洲和全世界最古老的大学。

大学需要积淀,今天世界著名大学的校史一般都很悠久。1168年,南宋的宁宗皇帝赵扩出生的这一年,牛津大学创办;1209年,蒙古大军在成吉思汗带领下第三次进攻西夏的这一年,剑桥大学创办,1638年,也就是清顺治皇帝出生的这一年,哈佛大学创办。

在中国,历史最悠久的高等学府,应是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创办时间为北宋开宝九年(976年),但这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在其址上1926年正式建立的湖南大学,跟其更无前后相继关系。

中国出现大学,是在19世纪最后几年的晚清。

中国首家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究竟是哪一所,一般的说法就是1898年建立的京师大学堂,即今天的北京大学。但行家似乎更倾向于认为,1879年由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创办的圣约翰大学,才是中国真正的第一所大学;而清政府1895年在天津创办的北洋西学学堂(次年改称北洋大学堂,现天津大学),是中国第一所公办大学;1896年,又在上海创办了南洋公学。这三所大学的建立时间都在北大之前。

进入民国,中国的高校有了长足发展。蔡元培初任民国教育总长时,在当时的国力下,觉得国家能集中力量办好首都的这所北京大学就已不错,结果高等教育的发展令他自己也意外,国立大学连连创办不说,各省办学热情和能力更是高涨和具备,且不管地方是由何等人掌管,对大学教育都不吝投入,民间私立大学也不断涌现。这个文明古国自古高度重视教育的脉流,在民国延续。

民国前十七年的大学里,挟领导新文化运动之威的北京大学是当时最好的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交通大学等校也开始名声鹊起。

从1927年蒋介石定民国首都于南京,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民国社会经济得到一定发展,号称“黄金十年”。这十年里,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大学办学水平进一步提高。

1929年7月26日,国民政府颁布《大学组织法》,规定大学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目标;大学分国立、省立、市立和私立四种;大学下设的学院分为文、理、法、商、农、医、工、教育等八种,拥有不少于三个学院方可称大学。

这一阶段,中国最好的大学是中央大学、北京大学、交通大学和清华大学,这四校不相上下,号称大学“四强”;当时的著名学府还有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同济大学、山东大学、东吴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圣约翰大学、燕京大学等。1937年,全国共有大学及独立学院七十八所,教师六千六百一十五人,大学生及研究生三万七千三百三十人。

大学体制成熟了,栖身大学或大学出身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形成了。

接下来的八年漫长的抗日战争时期,是民国高等教育史上特殊的一页,众多大学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辗转搬迁,维持教学:战争烈焰熊熊,大学薪火不灭。

抗战胜利后,大学教育恢复了正常。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规定:“教育、科学、文化之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百分之十五,在省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百分之二十五,在市、县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百分之三十五,其依法设置之教育文化基金及产业,应予保障。”

到抗战胜利三年后、民国覆亡二年前的1947年,这一年是民国高等教育的高峰,中华大地共有大学二百一十所,其中国立大学三十一所,私立大学二十五所;国立独立学院二十三所,省立独立学院二十四所;私立独立学院三十二所,国立专科学校二十所;省立专科学校三十二所,私立专科学校二十三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