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仅仅是个挣工分的临时的“公社干部”，但在农民的眼睛里，也很神圣了。不过在董连奎的目光里，我就是一介草民。尤其是在那个“非常时期”里，董连奎就是手握圣旨的钦差，有说一不二的权威，他的话就是第二“最高指示”，谁都得听。
我心里有鬼，怎会不规规矩矩地听他的传唤，不，几乎是战战兢兢地走过去，等待他的发落。
那时，天上时而有云飘过，而我的头上没有遮风挡雨的保护伞，没有书记为那个社员解围的幸运，祈求不到任何援手，只好坐以待毙。
董特派员满脸的肃杀之气，拌和着对毛主席的赤胆忠心，责令道：
“还不把你的衬衣换掉，脱下去！”
天哪，原来如此！我有脑筋急转弯的灵气，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
我一连说了几个“是！是！是！”，像逃难似的走了，跑着走的，胜利大逃亡啊。
我的内衣是一件玫瑰色的晴纶线衣，穿好几年了，颜色依然很亮丽，那时很多人的都是穿这个颜色的线衣。董特派员洞察秋毫，我该穿白色的衣服，违规了，犯了大忌，天地不容，咎由自取。
回到公社我的办公室，我把那件“玫瑰”脱下来。虽说身上只剩一件单薄的外衣，但感到“虽冷犹安”，值得欣慰，预言的罪过没有发作就好。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关于预言的故事，有这么一次惊吓，我更是讳莫如深，不敢显露半点我的“特异功能”。
时间一秒一秒地蠕动着，斗转星移一年一年的轮回着，阶级斗争的寒光也一点一点地淡化着。我也曾试想彰显彰显我的预言，但每每想过都立即打住。原因很简单，即使招不来灾，惹不来祸，没有程德昌佐证谁会相信？你的预言是笑话，还是痴人的狂言啊！
那天聚会，在座的同学们惊诧之余，自然少不了刨根问底：你是怎么预言的？有什么根据？还有其他的预言吗……
“天机不可泄露！”
我忙举起酒杯，做一把“酒东”，哈哈一笑，掩饰过去。因为我确实还有以后的预言啊。但是，前两个问题我还是要解答的，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大家就等着这口下酒的菜，不能吝啬。以后的预言，那是绝对不能说的。
1960年，正是全国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最难熬的一年。学生每天每人4两玉米面做“面糊涂”分三顿来吃，没有油和蔬菜，那时我念初二。那年的寒假放得特别早，假期也长。学校让学生回家度寒假，就是换个方式“冬眠”，不失为上策。
家里和学校的生活水平并没有什么两样，过年的时候也是玉米糊和干野菜度日。不同的是有母爱的温馨，一家人的相濡以沫，你就没有了安徒生“卖火柴的女孩”那种凄凉感，你就有一种希望在眼前闪烁。
这一年的春节，在没有鞭炮与灯笼的寂静中悄然过去了。人们无不期盼春光的明媚，开一扇呼吸清爽的窗。
那天大概是正月初六，天很冷，我无力地躺在炕上，害怕开学，宿舍太冷了，洗脸的水都冻成了冰。母亲看出了我的心事，笑了笑，自言自语，她是在安慰我吧。
“呵呵，年景不会总是这样，过几年就会好的……”
说完，她转过身去，不再看我。我知道她在流泪，她无能为力，愧对自己的孩子。
我依然躺着，一动也不动。我懂得，绝不能无谓的消耗没有半点积蓄的体能，积攒点力气，等待春暖花开季节的到来，去地里挖野菜，到河里抓些鱼虾什么的。不知不觉中，我进入了梦想。
那年月，做梦是最好的享受了，我常常梦见饕餮大鱼大肉，但醒来更是饥肠辘辘。睡觉是好事，只是担心永远地睡去。
睡梦中，一阵轻微的笛声和清脆的锣响由远而近。母亲在轻缓地挪动已经浮肿的双腿，开门出去叫来“一明一暗”一老一小两个算命先生。小的是明眼人，带路的。老者的是个盲人，能掐会算。然后母亲把我轻轻叫醒，说要给我算命。
我自小不信邪，但我依了。也许是人在极度的失望与困苦中，希望得到一些慰藉吧，希望火柴的火花烧尽所有的迷茫，才会去虚幻中寻找一丝曙光吧。
先生问过母亲我的生辰八字，拨了几下三弦，又闭了闭本来就睁不开的双眼。这时，似乎有什么东西让他惊厥：
“这孩子的命，我不能给算了！”
说着话，他又挪动一下已经前倾的身子，要走。母亲不敢再往下问，付了两元钱送他出门。
母亲心里在想什么，我清楚，是怕我有什么厄运，还是不说的好。
我从小就不信鬼神，何况是算命先生！算命先生的话，我毫不在意，嗤之以鼻。
记得刚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时常和郭祥玉（已故）、曲良忠到乱葬岗子（郎家岗子）的新坟旧塚里乱蹿。那里大人都懒得去，有许多横死的人埋在那，有许多可怖的传说让人毛骨耸然。我只觉得那里新鲜，就去玩，被人告诉了母亲。母亲知道我犟，胆子又肥，只好听之任之。
1952年的腊月三十，天已经黑了，郭祥玉、曲良忠来会我玩。那咱我有一件很稀罕的东西，手电筒，是父亲的，他当老师，经常走黑路，用得着。过年了，手电筒就是我最好的玩具，他们就是奔手电筒来的，好玩。
我说，我们好长时间没有去郎家岗子了，今天有手电筒，你们去不去？他俩害怕，说不去。我以不让他们摸我的手电筒相要挟，他俩无奈。最后我们互相妥协了，条件是：不去郎家岗子可以，但要做一件谁也不敢做的事，他俩只好同意了。
刚刚解放，我们家住在大孟家窝棚。那个堡子有一多半人家的房后有小庙，供奉着狐仙、黄仙、山神、土地。除夕晚上，有小庙的人家都要给狐仙、黄仙什么的上供烧香。远处望去，漆黑的夜空中，微弱的香火一闪一闪的，很是迷离。
父亲是教师，那时的教师就是干部，不许迷信，我也就享受不到那扑朔迷离的情趣，但却生出一股妒火来。于是，我们仨人就去和狐仙、黄仙作对，专门踢灭他们眼前的香火。他俩胆小，我先踢。我嘴里还叨念着，“你要是叫我脑袋疼，我就服你了。”
我们见一个踢一个，好不痛快，早把母亲的话忘了。
临出来的时候，母亲再三叮咛：“三十儿了，到哪玩都行，千万别去小庙那里玩，要是惹着老仙就不好了……”
玩够了，走到家门口我对他俩说：“怎么样，我脑袋是一点都不疼，什么狐狸黄皮子的……”
这话被出来找我的母亲听见了，母亲没有说什么，狠狠地打了我一下屁股。我挺委屈的，大仙都没把我怎样，你怎么打我啊……
后来我明白了，她打我的时候一定在向狐仙、黄仙道歉：
“二位大仙，孩子小，不懂事，大人不见小人怪……”
是的，一定是的，不然母亲不会使劲地打我的屁股，以表示她的忏悔和诚心，让大仙饶恕我。
不一会，母亲送走算命先生回了屋来。我似笑非笑地问母亲，方才那先生边走边和你嘀咕什么了。母亲说，他说我的命跟他犯相，算了对他没好处，所以就不算了。我很奇怪，我跟他犯什么相？我又不想去给人家算命，和他抢饭碗子。
过了几天后，我在听一帮老头闲聊中得知：有帝王相命的人，先生是不敢给你算的。
我和他犯相？我有帝王之相命？他也有了？这不是胡说又是什么？后来我想明白了，母亲是个很好说话的人，请进屋来抹不开不给他钱。他想趁早多走一家多赚一份钱，还省了嘴皮子和脑筋。
然而，我出于什么动机去预言呢？说起来还真得益于那次算命。
在如火如荼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前，是“三面红旗”猎猎作响的年代，那时我念初中。“三面红旗”就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里有一句话是“力争上游”，小学升初中的考试题里就有这道政治题，我答对了。1958年夏我考上了新民六中（现在的罗家房中学），在1年2班里，我在60名同学中，我的学号是“3号”。学号是按年龄排列的，我的年龄小。
我是天生没长“爱人肉”的人，从上学开始，教过我的老师没有几个得意我的。我调皮，在老师那里“不得烟抽”，处处受老师和班干部的冷眼与夹持。但有一个比我大一点的同学，对我另眼相看。直到如今，我依然感激她、尊敬她、想念她，寻她不着。她，就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张柏芝。
张柏芝比我大三岁，温柔文静，善解人意，明就事理，从不在同学面前自持高尚，也不在老师那对同学搬弄是非。
一天晚上，他约几个班干部研究如何“力争上游”，把班级的学习成绩搞上去。在她的主持下，全班60名同学，按学习成绩排为上、中、下游，然后再“一帮一一对红”。
这个会开得极其的保密，神秘，不允许与会的班级大员向任何人披露半个字的内容。所以这样做，怕的就是那些“下游们”知道自己的难堪，而破罐子破摔。只有我，在会后不到五分钟的时间里，知道个一清二楚，也叫我心潮澎湃，信心爆棚。
会后，张柏芝偷偷地把我叫出室外，凭借教室内的灯光，我看到我的名字排在全班的第一位，我不敢相信。
那时考试判卷是“五分制”，班级从来不排榜，没有办法细化。除了学习，我在老师的眼睛里一无是处，我的眼睛里也没有老师上好的脸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