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舍不得穿几回，给我“毁了”，变成了男式的，体面一点吧，没有钱买新的，我有些难为情。
不久，我如愿以偿，第二次走进了学校，教初中的数理化课程。老婆很高兴，在农村，民办教师也是最有文化的文化人了，何况我还教初中啊，很神圣的啦。我也总算能够再次和书本打交道而感到一丝的欣慰。
第一天下班回家，老婆再次问我能当上老师的奥妙机关。我说，其实这事很简单。现在教育大发展，就像一场暴风骤雨，雨点多，有头有脸的都想把自己的子女塞进去，怎么也得有一个两个说得过去的人选吧。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说得过去，我就混了进去，鱼目混珠吧。说过，我和她都痴痴呆呆地笑了，谁是鱼目谁心里明白，大家都明白吧。和我一起混进去的，还有王玉杰、张国礼。读高中的时候，他俩比我晚三届，我们既是校友也是老乡。他们毕业时没有高考了，“文革”闹的，大势所趋。他们和我不一样，我的高考是被人为地取消了的。
在一次和王玉杰交谈中，他问我：“64年你刚毕业时，不是当过老师的吗，后来……”
1964年夏末秋初，我确实在父亲的周旋下，当了3天民办教师，仅仅是3天。想不到刚上班就被人告了御状，说这么好的差事为什么不让贫下中农干啊，非得找个上中农？我看这也不是什么特好的差事，没等人家公社下令，自己就打马回山了。如今所以自己又去争取，目的不在教书，而是为自己充电罢了，下一代希望我这样，这就是我的愿景吧。没有电，所有对子女的期待都会瘫痪、死机啊！
张铁生的一张白卷，本来可以恢复的高考又中断了妊娠，胎死腹中。于是，大批大批的工农兵在反潮流的热浪中，迈进了知识的殿堂。他们梦寐以求的等待，在刹那间完成了分娩的全过程，没有痛苦，一切皆大欢喜。杨焕忠、谷万国，就是其中的幸运者，还有后来的王玉杰。
初中的时候，杨焕忠在我上一届，毕业时他考上了中专。三年困难时期，全国的中专下马，他没有完成学业，成了最早的民办教师。
他的父亲是大队的老支部书记，贫下中农进驻学校的代表，世称“老贫农”，在学校说一不二一统天下。他的岳父陶校长，对他的深造更是全力以赴，于是间杨焕忠就成了文革后首批“辽大”的大学生，化学系的学生了。
我知道世态的深浅，不会和他竞争，涉足其间搅浑水。第二年，我升学的心又萌动了，就去到公社找那个负责报名的人，希望我的旧梦重圆，或者叫死灰复燃。
其实，我上山下乡的时候，肚子里的怪胎就孕育了。我为自己设计了一条曲线升学的蓝图，因为那时候有政策，下乡劳动二年就可以报名高考，从劳动的第一天起，我就时刻准备着。
如今，我也在“先驱”之列，我的表现还不够积极吗？不是很革命了嘛。但事与愿违，没等到两年，“文革”就开始了，所有的梦想都成了泡影，都是狂人的呓语，都是没有边际的梦幻。
负责报名的公社干部，嘿嘿一笑对我说：
“我认识你，上中农，能当个老师就不错了……”
说着，他又把手里的学员登记报表在我眼前抖了抖：
“你看看，有你这样条件的吗？”
是的，人家个个根红苗正，里面三新。我自找没趣，心里很烦，就恶狠狠地冲着他：
“我的成份是不好，社会关系又复杂，是我妄想了，到我儿子的时候你还说的算不？”
“好啊，你还来劲了，我告诉你，你记住了，有共产党在，你千秋万代就别想上大学！”
“我也告诉你，张铁生似的大学生长远不了！”
“好，你还敢污蔑反潮流！”
“呵呵，潮流是客观规律，谁也反不了，所以反潮流没有好下场！”
世上还是好人多，在一旁的另一位公社干部把我拉开了，悄声道：
“算了，名没报上，再惹出祸来值得吗？”
推心置腹的话，我会听得出来的，我有人性，就能闻出人味来。但我还是余怒未息，我又回过头来，郑重地告诉他：
“你也记住了，用不了多久，还得分数说了算！”
我的这次“反潮流”裹挟着一定的预言成分，是他逼出来的。
随着历史的江河在时代的撞击中“大浪淘沙”，我坚信，真理就是真理。当然，我也又一次因为“预言”遭到严重的“撞击”，虽然没有头破血流，但也惊心动魄。每每如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我就这个命了，呜呼，哀哉。
“报名”后的第二年秋末冬初，公社负责教育的干部来学校检查教学工作，我的麻烦就来了。这个人正是我反的那个“潮流”。他先翻了翻其他老师的教案，然后就来看我的。这种声东击西的小动作，瞒得了别人，瞒不过我，因为我们过过招儿，彼此心里都明白。
我想，教案有什么？会有什么把柄让你抓住我不放吗？最严重的就是鸡蛋里挑骨头，批评我不那么认真罢了，其他还会有什么啊……
我在这边胡思乱想，人家那边真的在鸡蛋里挑骨头。他还真就挑出了“硬头货”，硬得像木棍子，准能打死你的东西——一个顺口溜，一首打油诗，一则像宋江似的反诗，写在我的教案里！
他先找校长秘密谈话，拿着我的教案，那是证据，上面有我的“反诗”，诗的大意是：
河滩晋杂五，水库是白单……
“晋杂五”是高粱、“白单”是玉米，都是当时最高产的新品种。这怎么是反诗？校长找我的时候，我莫名其妙。
校长让我看我写的反诗，我笑了，反问校长：
“我模仿你的字体写的诗，你还不认识吗，这是反诗吗，明明是赞美诗嘛。”
校长姓陶，陶喜春，雅号陶溪村，杨焕忠的岳父，小时候我就熟悉。别看他在他姑爷上大学时没为我说话，我也没要求他为我说话，我知道我不够“条件”。遇到“反诗”，他不能不为我说话了，我们算是有交情。
陶校长和家父是老同志，小时候我叫他陶大爷。陶校长的国画在当地小有名气，买不起年画的就求他画一张过年，好多人家都有他的丹青贴在墙上，落款就是陶溪村。绘画和书法历来都是形影不离的姊妹，他的字笔走龙蛇，刚柔兼具，造诣颇深。我常向他请教细心临摹，以示尊崇。于是，我们就有了默默的师徒关系。
这次节外生枝源于他，化险为夷也多亏了他，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啊。
我的“反诗”中那句“水库是白单”，被“潮流”念成了“水库是小草”了。陶校长的书法中，“白”字很像“小”字，“单”字酷似“草”。所以人家说我诽谤“农业学大寨”，诋毁“文革”成果。我的“罪行”相当于当年右派份子，攻击合作化高潮是“合作化高草”那样不可饶恕。他要把我的备课教案带走上报，在全公社开展一次批斗大会，要来一次“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革我的命。
陶校长说，人家还有一些更要命的言辞他记不清了，陶校长只顾为我变白，其他的都不重要。
“小子，记住了，以后可别再写这种东西了！”陶校长告诫我，语气沉重，关爱有加。
一场有惊无险的风波过去了，我暗自庆幸。假如陶校长不在，我会是什么结果呢？浑身长嘴，你也说不清道不明了。
1976年8月，我到公社不久，陶校长退休了，十几年后，他不幸去世。面对他的西装革履的遗像，我深深地三鞠躬，油然而生一丝凄凉。他的葬礼很简单，根本不像他的绘画那么浓墨重彩，也不像他的书法淋漓尽致的抒情。
我慨叹，那时的陶校长年岁越来越大，官却越做越小，虽然都是校长的职位。
那年月，别看买什么东西凭证凭票，苦苦哈哈地过日子，可有人变着法地开国际玩笑，准让你笑得瞠目结舌。
原来的二道房学校，是由二道房大队、西房号大队、德胜堡大队三家“份养活”的“戴帽”学校，陶校长是唯一的校长。这就像解放前农民一家养活不起猪，两家合养一头那猪一样养一个学校。一夜之间，一条爆炸似的新闻把学校搅得沸沸扬扬，另两个大队各自独立门户，纷纷办起了“戴帽学校”，各自的小学都有自己的初中班。这个变数，既有上边的文件精神，又有各自的盘算。
盘算什么，盘算着把自己的钱花在自己的地盘上，自己的学生给自己撑门面，奈何为他人作嫁衣裳？上级的精神是，教育要翻身，就得先革命，革传统教育的命。一时间，全公社大大小小“戴帽”的学校犹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破土而出。陶校长也由皇帝变成了诸侯，可惜这个大才了。我想，对“英雄无用武之地”，他会感慨！
我是德胜堡的人，自然回那去任教。陶校长成了一个大队的校长了，他的亲家也仅仅是一个大队学校的“老贫农”。此消彼长，德胜堡学校就多出个校长来，也多出个“老贫农”来。
学校在新来的“老贫农”的精心策划下，按着上级的有关指示精神，劳动课增加了，介入社会活动的机会增加了，政治氛围的浓度增加了；对应的是，每个班的学生人数减少了，文化课的课时减少了，学习科学知识的兴趣减少了……
教育，经过一阵七嘴八舌的改革有了定论：那就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