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传道了，还是授业了，或是解惑了？但只有一点我敢肯定，也很欣慰，更是自豪：我对任何学生都如同兄弟情同手足，从来没有以我之好恶，而对学生选择亲疏。这是我做学生时最希望得到的，我必须让我的学生得到。直到如今，凡是我教过的学生，老远就叫我李老师，亲切。就像王作东同学送给我的豆腐，看着洁净舒心，吃了回味无穷，享受一生。
我这样做一个“貌似的老师”，用不着谁说我“伟大”，根本也不是哪类的“伟大”。我就是一心想把“卑微”与“鄙视”蒸发，得到“博爱”与“人性”的结晶。一次又一次地努力，一次又一次地从新开始，从学生到农民，从农民到公社干部。
3 草根的干部（偶得天书）（1）
3草根的干部（偶得天书）（1）
一次次的努力，合围着一圈圈汗水的年轮。一次次的重新开始，印满了一个个艰难辛苦的足迹。
1976年8月1日清晨，我骑车25华里来到公社上班。在外人看来，在岳父的眼睛里，我也是一名很荣耀的公社干部了，羡慕我的眼神和喜悦脸色都无疑证明了这一点。其实，我只是一个挣工分的临时工，在大大小小的公社干部中，我不是九等人，而是十等人，最低的一等。这就是说，曾经庄稼人中的“好手”，教师中的“有两下子”，都像旧的年轮一样化作了一个圈——那就是个零，一切又要从零开始。
在公社上班，工作时间的伸缩性很大，而不是现在的弹性工作制度。要不是开会的话，晚来早走由你自己做主，没有人说你迟到早退。这和生产队相比，有点像过年放假；与学校对照，相当于老贫农。
公社机关的机构很是庞杂，什么党委、革委会（后来的乡政府）、办公室、组织办、秘书办、政策研究室、机管站……不下20几个，济济一堂。我是搞气象才去公社的，由农业技术推广站领导管辖。那时的农业技术推广站有正副站长2人，阎站长、史站长（副），我们站员4人中有3人都是临时工。
到那的第一天，我听见那个正式的张姓站员对阎站长说：“阎站长，我出去一会儿。”“行。”这一会儿究竟有多大的一会儿呢？反正我一天都没有看他回来。
过了一会儿，有一位比阎站长还大的领导来找那个站员，阎站长说“他出去了”。那领导“嗯”的一声走了。这就等于他“我出去一会儿”，就是工作去了，得到领导的认可，放心地走了。从那以后，我时常听见“我出去一会儿”这句人人都可以说的话，哪个部门都可以听见。后来，“我出去一会儿”进化了，进化为“我下去了”，意思是我下基层工作去了，堂而皇之，师出有名。
我没有“下去”的地盘可用，也从来没“我出去一会儿”的理由。一是我被生产队与学校束缚惯了，没有养成这个习惯，也不会享受这个优越的行规。二是组建气象哨一切都得从零开始，选择观测场地、定做百叶箱、筹备观测仪器、自做观测记录簿……无暇东顾，“日理万机”。
但是，这并不是说公社干部就是一盘散沙，就没说没管了。每个星期六的工作汇报，就是对你工作的检查。领导对你的汇报不满意或者提出质疑，就等于你没干好工作或者没干工作，你自在吗？
汇报，很关键，汇报是功夫，人人重视。到现在，汇报依然是你工作的全部，汇报的功夫越来越高了，越来越举足轻重了。我还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只有踏踏实实的干，不是出于什么目的，是我的天性使然，是我的本性把我定位在“干”的行列中。
全县27个气象哨，唯独我到位最晚，没有参加过正统的半年业务培训。我凭着在学校时自学的气象知识和实际观测经验上岗了。我不想落后于其他同行，想当个佼佼者，于是也应用起了“伸缩性”。人家有资本的，把“伸缩性”中的“缩”无限地缩小再缩小，我则把“伸”无限地放大再放大，延伸自己的工作时间，强化自己观测的能力与水准。其实，我不想放大也不行——
早上8点是一天中3次观测的第一次，迟到了行吗？离公社25华里骑车需要一个多小时，不到7点就得上路。下午2点第二次观测还算轻松，但要听电台的气象趋势演变实况广播，绘制天气图。
晚上8点的第3次观测最难熬，别人5点就下班了，你不能回家，离家太远了，只好等那个时间。5点钟公社的食堂开饭了，我不能去就餐，为了省钱，也没有钱，不要忘记我是挣工分的，那时我已经有3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了。观测结束了，9点钟才到家吃晚饭，我没有怨言，反倒充满希冀。
在这个“不想放大也不行”的时间里，正好可以强制我业务学习，也算得上“废物利用”吧。
不久，新民气象站为了检查气象哨的观测是否达标，专门召集各公社气象员到气象站现场演示。在这次演示和有关理论考核中，我出乎所有人也包括我自己的预料，取得了第一名。之后，气象站把各个公社气象员的排榜，邮寄到主管的公社领导手中，他得到了我一份特殊的工作汇报。
70年代，我们国家的气象观测和预报的水平相对于欧美很落后，更没有气象卫星这些高科技的应用。那时有个口号，叫做“群众管天”，提倡“土洋结合”、“专群结合”，实行走适合中国的“气象之路”。
于是，农村公社的气象哨，除了把观测到的气象数据记录下来，用于为当地的农业生产服务，还要上报县气象站作为历史资料存档。剩下来的时间，就要深入到群众中去，搜集民间观天测风雨的“民间谚语”，走群众办气象的路线。
经过不长时间的走访，我很惊异，民间的“气象学家”，竺可桢似的物候家原来近在咫尺，他就是我们大队的五保老人李华春。
李华春那时就80来岁了，是当地有文化的名家，旧社会是个卖卖人，日子较为殷实。他膝下没有子女，老两口相濡以沫相依为命，生活还算不错，至少比我要好多了。他是我叔伯大哥李葆元的大舅，我们早就认识，我自然也叫他大舅。
李大舅从年轻时就开始天天记载雨雪阴晴，冬寒春暖，燕来雁往，草木枯荣……有60多年的光景了，人称“天气日记”。对于我来说，这日记无疑是难得的“天书”，自然吸引我对它如醉如痴。
李大舅诺大的年纪来日不多，对“天书”不尽快地搜集整理，天理难容，也对不起他探索天气规律矢志不渝的精神和付出。为了尽快地完成搜集整理的工作，我用去了所有的星期天和节假日，用“夜以继日”“废寝忘食”来形容自己绝不为过。
大约历经3个月的时间，整理出6万多字的材料，还有近百条的天气谚语。一时间，李大舅的事迹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震动，多家新闻单位纷至沓来，对李大舅进行采访。气象台站也前来考察，并聘请他为“气象顾问”。
这本“天书”很是珍贵，填补了沈阳地区气象资料的缺失与遗憾。
在“九一八”事变期间，沈阳中心气象台因为战乱停止了观测，资料中断。李大舅的“天书”，为气象专家分析气候演变提供了客观的真实的史料，“天书”的价值不菲。
沈阳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李大舅的事迹，我把这份报纸远寄到西安他的外甥李葆元那里。他回信说，为舅舅骄傲，舅舅的心血没有白费。
是的，李大舅写“天书”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
他的天气记录，是写在农家历中日期的上面。书眉很狭窄，只能写得下蝇头小字，耗工费时且不间断，持之以恒的意志令人赞叹。多年来，李大舅一年一本，到那时一共写了63本，还在继续。有时风很微弱，看不准风向，李大舅就让老伴在灶坑里点火，他去屋外看炊烟被风吹的方向，一丝不苟。即使是兵燹战乱的岁月，也没有停止对天气的观测。有一次，枪声四起，村子里上的人都躲了起来，李大舅冒着风险，把头探出菜窖看来天气，险些被流弹击中，他还是把记录完成了。这种“业余”又不业余的精神，实在是可敬可佩。
李大舅痴心不悔的追求，给予我太多太多的感叹，激励我一辈子都不会向困难低头示弱，鞭策我一定要从“天书”中找到“天条”——天气变化的规律，以谢前辈。
3 草根的干部（解读天书）（2）
3草根的干部（解读天书）（2）
1975年2月4日，强烈的7。3级海城地震，至今依旧让人在回忆中惊心动魄。震灾虽然早已被人们渐渐地抚平，但那时它的余波从未在我的心中消失，也让“天书”在震撼中揭开它的神秘的一角。
惊魂的地震期间，为了家人的安全，我整夜地值守在灯下，不敢怠惰。只有看书来打发漫漫的黑夜，我就看有关地震的书籍，就了解了什么叫“固体潮”，就懂得了月亮对地震的引发作用。
月球和地球的相互吸引，能使固态的地壳和液态的海洋产生潮汐现象，可见对比它们质量更轻的大气的影响更为强烈。这就是地震给予我的启示，“天书”的秘密昭然若揭了。
有句天气谚语，叫做“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说的就是天气变化的周期。那么，这个周期和“天书”又有什么关系呢？
从八月十五到正月十五，相距是五个月的农历时间，这就证明了月球的运行对大气的变化存在一定的制约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