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指导，有个专用官衔，叫“普查指导员”，全国统一的称号。
我的工作就是宣传人口普查的意义目的，程序法规等等，要做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这段时间，我经常深入到各村检查宣传工作，掌握掌握写了多少条标语，出了几期板报，开了多少次座谈会……由于各个阶段工作的内容不同，所以宣传的重点和方式也不同。我清楚，这项工作马虎不得，该走的“形式”必须走好，否则，一环扣不严，整个链条就脱节了，影响全局，乃至全国的普查质量。再说了，乡里所以抽调我搞宣传，还是吴乡长的钦点。他为什么用我？绝不是他的大度，是他怕用人不当砸了他的台面。
为了搞好这次人口普查，整套班子人马10多个人，都是吴乡长筛选钦定的。自从他退居二线后，这次是他做的惟一一个实质性的工作。他要干好它，证明自己宝刀不老。
赵乡长心里也清楚，只有吴乡长才能实施这个浩大的工程。因为他曾经是这里的最高权力人，人刚走茶还热，下属绝不会那么无情无义。相反，会大大地支持他，来证明他们该有多么的有情有义多么的仗义。
那么，结果如何呢？
4 如毛的上司（焦头烂额）（6）
4如毛的上司（焦头烂额）（6）
万事俱备，舆论先行。全乡的宣传工作在全县有声有色，吴乡长得意他自己用人有方。“技术指导”这块令他焦头烂额，常常出现严重的技术错误，那可是要命的，弄不好所有的程序都得推翻重来，影响全局、大局，前功尽弃。忽然间，吴乡长就好像掉进万丈深渊，惶惶不可终日。怎么向赵乡长交代？怎么向县里交代？那可是有责任状的！他清楚，推倒重来可不是你一个乡的问题，甚至涉及到全沈阳市，或更大的范围。因为人口普查是有时间界定的，时间出了问题，全国的人口普查还会准确吗？倏然间，吴乡长感到头重脚轻，自觉得自己有点大意失荆州，忧心忡忡。于是乎，他“要挥泪斩马谡”，从来不会骂人的人，骂起人来比谁都厉害。
两名负责技术指导的普查指导员，一个是乡政府企业办的会计赵玉田，一个是乡政府的统计李志民，都是他钦点的。论能力论水平，干相对比帐目要简单得多的普查，那还有什么说道吗？是的，不然吴乡长哪能选定他俩？可偏偏县里的工作组一来检查，技术问题被抓住一大堆。吴乡长的牛皮白跟人家吹了，想露脸却现了眼，火得嘴上满是泡。
一天，赵李二位正在给各村的指导员讲具体的技术操作课，吴乡长亲自与会旁坐静听。他突然发现了某个问题讲错了，而讲课人自己还没有发现讲错了，更谈不上纠正了。吴乡长火了：
“妈啦个bi的，瞎讲啥！对吗？”
吴乡长脸都气白了，烟斗把桌子敲得山响，讲课的听课的不无愕然。谁也没想到，“下台”的吴乡长竟然会发这么大的火。
赵乡长听说吴乡长骂人了，还有“妈啦个bi的”那句脏话，他暗自发笑。笑什么？也是“用人得当”。别看赵乡长来的时间不长，但对吴乡长的为人做事脾气秉性却了如指掌。吴乡长是个特别要强的人，性子也急，是个干工作不干则已，干就干个明白的人。他对吴乡长骂人给予极大的支持。
那么，吴乡长的火发的对不对？反正我赞成！
乡村两级干部中的许多人神经麻木，敷衍塞责惯了，分不清轻重缓急，实则是缺乏政治敏锐性。农民把这种糊涂人形象地说成是——打铁的烤糊卵子，看不出火色来。人口普查是个政策性技术性很强的工作，也竟敢稀里糊涂地应付，就得有“振聋发聩”的举措，才能使其清醒！
历时半年多的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结束了，罗家房乡获得新民县和沈阳市的嘉奖，我们乡乡村两级共30多人获奖，吴乡长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为了纪念这次人口普查工作的圆满成功，新民县专门编辑出版了一个集子，记录着许许多多人在人口普查中的感人事迹，罗家房一个乡就占了7篇，名列前茅。在这7篇事迹中我没有写吴乡长，原因并不复杂。我认为，作为领导和政府的工作人员，这么干工作是你的本职本分，否则你还称职吗？而山西孟家村的朱晓燕才配榜上有名。在人口普查中，她唯一的一个儿子不幸溺水身亡。在撕心裂肺中，她继续她的工作，没有丢掉任何一节“链条”，使全乡整个普查程序一环扣一环，正常地运转。这才叫非凡，才叫奇迹，才叫典范。我写她，吴乡长会计较吗？
从此之后，吴乡长由二线退到了“后线”，以人口普查的“点球致胜”来谢幕，他正式退休了。2004年9月9日的老人节，乡政府把所有退休的老同志请回“家”做客，见到了吴乡长，我们分别已有8年了。我们不约而同地紧握着对方的手，很是感慨。他拉着我坐在他的身边，把乡里为我们准备的香烟推到我的眼前，又给我拿水果……我们没有谈往事，话题也只是关注对方的健康与生活。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还有重复的必要吗？我很耿直，当年得罪了吴乡长。吴乡长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也不是完人，对我曾经的耿耿于怀我理解。他对我的报复我记得，但我不会计较了。
“农场风波”过后不久，我有一个从事业编制转为行政编制的好机会，被吴乡长一票“点球出局”了。对天发誓，当时我没有一点的怨恨怨言，是我“咎由自取”。因为这个我没如愿，但我不后悔，做人就要有个性，那是立人之本。俗话说，“有仇不报非君子”，以此衡量，吴乡长报复我也是君子，他也取得做过许多“君子”的政绩。
他退休了，家还在罗家房，但他从来不去乡政府的大院走走，除非开工资的时候。他回家后，和他同朝称臣的“老领导”也相继调动了，新任的领导根本不认识他。但是，吴乡长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口碑很好，说他是个办实事的领导。
罗家房原来是个种高粱玉米的旱田区，现在是沈阳市第一水田大乡，辽宁省名列第二。旱改水，经济效益大增，吃大米改变了这里上千年的饮食历史。人们不会忘记，吴乡长在旱改水的进程中，他的足迹遍布全乡21个行政村，12万亩土地，水田从无到有，他功不可没。所以，吴乡长除了“吴大烟袋”的雅号外，还有一个昵称——老吴头。
80年代初，在社会上崇尚知识的热潮中，也悄悄地漂浮起“文凭热”。老吴头所以没有摘掉“代理”的帽子，其中的一个原因与文凭不无关系，起码是领导不提拔他的一个有力的借口。
吴维新当代理乡长的时候，是因为冯书记被免职了，群龙无首。那么，当时的乡长在干什么？他又是谁？他在乡里，为什么还要吴维新来代理？
他出车祸了……
4 如毛的上司（金凯事件）（7）
4如毛的上司（金凯事件）（7）
他就是正乡长，张永信。
张永信和冯书记几乎是同时来到罗家房乡的，他很年轻，个头与肤色和冯书记一摸一样。冯书记走后，张永信任党委书记，没有几天就出车祸了。这个昙花一现的一把手虽然年轻，但不能算有作为，或者没等他有作为，他就出了车祸。
80年代的乡政府没有工作车，大小领导和同志们下乡都是骑自行车，像郭书记那样的“农会干部”，干脆安步当车。冯书记到任不久，领导的交通工具有了质的飞跃，人力的变成了机械的，乡里有了一辆摩托，幸福牌的，绿色车体。那时候会骑摩托的也没有几个人，张书记也是新学的。一次，他带我去下乡，就险些撞到树上。没有几天，他与一台小托在李家村道口相撞了，颅骨塌陷，生命垂危。
就在他大难不死的时候，冯书记走了，由他继任。县里考虑他的病情和身体状况，被调到司法局任副局长。
他和我的感情不错，说起来我们算是校友，是他主动和我说的，不然我怎么会知道。
1961年我考上了新民高中，他也考上了这个学校，这不是校友吗？那我怎么不认识他？我问他是怎么回事，才知道原来如此。
那时的新民高中既有高中班又有初中班，他是初中班的新生，我当然不认识他了，我和他不在一个学区。他所以提起校友这件事，是想找到他当年真正的同窗学友邹和昌、赵文泉两个人。这两个人和我都是一个村的，1961年我们是一起去新民高中报道的，能不熟悉吗，张书记他们很快就接头了。
我和张书记的感情不错，实际就是我对他的印象不错，一个领导能想着他的同学很不容易了，何况他们都没有他“出类拔萃”啊。
他住院的时候，很多人都去看望他，也包括我。九死一生，见到谁他都泪眼汪汪地感慨。我去看他没有花一分钱，也没有鲜花和其他什么礼物送给他，但我们的手握得很紧，久久不愿分开。因为我们还有另外一种交情，我们同时是一对情侣的介绍人，我是男方的，他是女方的。这期间，他对我有了更多的了解。
我是认定“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交友之道，气味相投何必用金钱做交易？此外，从我内心的原则出发，我最讨厌给领导送礼，甚至“嫉恶如仇”。
刚刚开始搞责任制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令我十分作呕的事情，至今难以从我的记忆中抹去。有一次，冯书记、张书记、还有我，一起去新安堡村（那时叫大队）搞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