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回家里，母亲说是白矾，闹嗓子、包红指甲都用得着，母亲精心地留下了。解放后了，我还用它包过红指甲呢，小学毕业的时候这些白矾还有很多。
回想起“白矾”，我的心里总有那么一点苦涩，倒不是苦在那时像白矾一样的生活，而是我以后再也没有见过那个小姐姐，她现在还好吗？家在哪里……
半个月以后，父亲辞官不做了，不久又搬回原址——董家窝铺老家。老家太平了，结束了“拉锯战”给人们带来的蹂躏之痛。城里大乱了，八路军就要围城开火了，我们就是在开火前离开沈阳的，那时叫奉天。再后来，只要我去沈阳，就要到太清宫那转一转看一看。我大了，但我依然幼稚，即使我真的看见了那个小姐姐，我们还会认识吗？
解放后1949年的第一场大水冲倒了老家的房屋，从此开始了随父亲四处漂流的历史，一直住着租用别人家的房子，成了新一代无产阶级，到了1963年才有了自己的家。
我们落脚的第一站是董家窝铺东南3华里的团山子，因为父亲在那教书。房东姓曲，我们住在他们三间房东屋的北炕，南炕是曲家，他们人口多西屋住不下才住在东屋南炕的。
曲家有个比我小一岁的孩子曲作兴，我就像哥哥那样带着他玩。他有一个哑巴哥哥比我大三岁，我们从来不打架，晚上睡在一个屋子里，就是一家人。
刚刚解放，日子是舒心坦意的了，生活还是那么的拮据。冬天一到就没有什么青菜可以吃到，白菜萝卜甚少见，土豆更是稀罕物。一天两顿饭，副食就是大咸菜，主食是大饼子高粱米稀饭，白开水是“高汤”，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上几块豆腐。离曲家几步远就是豆腐坊，母亲几乎没有买过豆腐，我不会忘记。因为好奇，我就和曲作兴去了那家豆腐坊看看热闹。
做豆腐的是个高个子老头。现在我想：一定是他本来不那么高，小孩子个子太矮，看谁都是高大的吧；看谁都是老头吧。他好像认识我，笑眯眯地攥着我的手：“你妈妈总舍不得买块豆腐，唉……”说着，他拿过两个碗来，给我和曲作兴每个人盛了满满一碗豆腐……
以记忆为标准，我平生第一次尝到豆腐的美味，至今仍然是我的偏爱。
那么，他是谁？吃完了豆腐，我不懂得谢谢人家，只好带着这个问号回家了。
1 儿时的邻居（远近亲情）（2）
1儿时的邻居（远近亲情）（2）
祖母和母亲一再叮嘱我不要随便吃人家的东西，但我经不起诱惑，吃了陌生人的豆腐，不知道会得到什么样的处罚，懒洋洋地往家走。
母亲知道了这件事，她没有责怪我，只是打了个哀声：
“唉，你小孩子哪知道，那是你的大舅啊。”
大舅？我心里好不疑惑，我怎么有两个大舅啊？我认识的大舅不是那个老头啊……
我的大舅和母亲是一父两母生的，对我特别的好，我是有记忆的。沈阳的老舅和母亲是一父一母所生，这个大舅当然也姓慈，是母亲远房的哥哥，不是一个祖太爷的了，农村叫做“出五服”的了，也就是说他们不是五辈以内的直系血缘关系。可是，这个大舅对待我们就像亲大舅那样好。只要大舅出来卖豆腐，他总在我们家停留一会，等母亲出来“卖豆腐”。母亲是不轻易出来的，大舅就喊：
“老李，你出来一下啊！”
母亲出去了，大舅捡几块豆腐给母亲，嘴里还要埋怨他几句：
“你们大人节俭也就是了，孩子太‘熬烤’了，这是‘豆腐边’不算钱的……”
大就叫母亲“老李”，我明白，那时候娘家人都把过门的姑娘称作“老李”“老王”什么的，我听惯了，悟出了这个“习惯”。不过，什么叫“豆腐边”我不明白。母亲告诉我，“豆腐边”就是整板的豆腐经过打刀后剩下的“边”，很窄的一小条豆腐。一个多年的豆腐匠是有经验的，是打不出豆腐边的。大舅为了能让我吃上豆腐，就时不时地打出豆腐边来，就在门口喊“老李”。母亲不忍大舅这么做，劝他多卖几个钱，孩子也该娶媳妇了，用钱的地方多着呢……大舅说：“我是你哥哥，怎么一过门就成了两家人了？”母亲没有什么好办法推脱，只好领受了。
母亲对大舅说的孩子，叫慈明信，我的表哥，他比我大许多。我们住在团山子的第二年他结婚了，结婚的时候还不到20岁。母亲领着我去吃喜酒，大舅迎出门来好远，满面的喜气。我们母子是上宾，是本家的姑奶奶嘛。临回来的时候，大哥把红烧肉、丸子揣给我慢慢一兜子，我过年了。
自从60年代初成立堤防管理所，大哥就在那工作，一直到1998年退休。他的为人就像他的名字，明理、诚信、仗义、热心。在乡里，上上下下都和他保持着密的切友善关系。他搞过气象，是和河道管理有关系的，兼职的，在全县很有名气。1976年，乡里筹建成立气象哨，大哥是最佳人选。他没有去，而是把这个机会让给了我。他主动向有关领导推荐我，说我从理论到实践都比他强多了……之后，大哥又约请新民气象站的老师来指导我，我的工作很快走上了正轨，也没有辜负大哥对我的一片赤诚之心。
2007年10月28日，我参加了新民高中百年校庆，顺便到新民气象站看看我的老师——丁林。他老了，精神还是那么矍铄，依然谈笑风生。我们所以亲密，情谊深厚，慈明信大哥就是我们的桥梁。我们有30多年没有见面了，过去的话题自然是主题，自然会说到大哥的一些情况，我也有整整10年没有看见我的大哥了。
在丁老师家的酒桌上，我提起大哥，丁老师黯然了，他说听说大哥死了！
我很愕然，酒也喝不下去了……
2008年春节前，也就是校庆后3个多月后我回老家一次，和内弟提起大哥的死，让我震惊了——大哥没有死！
大哥的身体不是很好，退休后得了脑血栓。我去北京的时候特意去他家和他告别，那时他还能少量的喝酒，精神很好的。据内弟说，现在躺在炕上了……要不是有急事回来，我连夜也要看看他，错过了一次难得的机会，心里很是暗淡。
1 儿时的邻居（指腹为亲）（3）
1儿时的邻居（指腹为亲）（3）
1950年春末夏初，我们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家。这房子盖在孟家窝铺，在团山子以西3华里。房基地是我们自己的地皮，那时还没有实行合作化。姥姥是个很迷信的人，说那年盖房子不能改正房，也就是算命先生说的不能“修正”。所以，这两间土草房就改成了东厢房，正房的位子只好空着，引来了一场灾难。
1951年辽河发了大水，听老人们说这大水是亘古没有的，冲毁了我们家的房子，很多家居家用也都冲走了，弄得我们家一贫如洗。
洪水过后，父亲在正房的位置上盖起了“新房”。什么新房？利用旧房剩下来的“残砖碎瓦”盖起的房子——一间土草房，和马架子大小差不多。
从团山子搬到孟家窝铺，东西两邻和前后院都是大人们熟悉的人家，我也就没有了陌生感。东院是老丁家，老丁头卖香烟烧酒，开个小杂货铺兼做粉条，人称“丁粉房”。西院住着王宝富老两口，老王头买文具纸张，也卖炒花生。前文说过，我所以认识了王小浮，就是通过王家老两口这层关系。
东西两邻的买卖算不上火，常常是几天也看不见一个顾客。那个年代有几个人会喝酒的？酒可是高档的奢侈品而不是日常的消费品，只有逢年过节才有屈指可数的人家买酒。花生、烧饼、麻花、冰糖葫芦、脆管糖（学名麦芽糖），那得等孩子闹了小毛病，家长才买上一点以示抚爱。孩子们有病很少吃药，这些小食品好像比药好使。再说了，那时候的农村医生很少，药价却很高，看不起病，吃不起药。十里八村有个药方先生，那药也都是草药、膏药之类的，自己配出来的，你敢吃嘛。大人们不懂得什么叫流感，也没听说过这个名词，把孩子的“热病”统统叫做“撞客儿”。“撞客儿”大意是撞上了“客人”。“客人”是神灵鬼怪的意思，忌讳这么说，就把神灵鬼怪说成是“客人”了。既然得了邪病，当然就得“歪治”。比如：在一面镜子上立个鸡蛋，大人的嘴里再叨叨咕咕地细数已经死去先人的名字。鸡蛋立住了，就说明鬼神作祟。其实，只要你有耐心，鸡蛋一定会立住的，我就在镜子上立住过鸡蛋。之后，就烧香祷告，祈求神灵保佑，答谢他们对你开恩。几天之后，孩子的病好了，就说是先人显灵了，日后可要好生恭敬，不然的话还要拿你有病！其实，孩子有小病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治也会好，还可以增强免疫力，更用不着如此的虔诚。
假如这些招法都不见效，大人们还有另外一道招法给孩子治病。
一次我的了疟疾，烧得厉害，昏昏沉沉的，滴水不进，难受死了。祖母给我煮了一个鸡蛋，那叫偏方，偏方治大病。按照治病的程序，祖母先剥去蛋皮，然后双脚跨在外屋的门槛子上，再用一根针在鸡蛋上扎一百下，然后把鸡蛋叫我吃下。这个偏方果然见效，早上吃的鸡蛋，下午病就好了。可是，没过两天，病又复发了，祖母说这鸡蛋没有把病完全带走，还得继续治疗。
祖母领我走到街上，等别的孩子走过来她就叨念：“求你把病带走吧，你是好人……”
还好，疟疾轻了一些，但没有彻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