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什么时间回到家乡的，我不清楚，是因为那个企业黄了。知道他去世，政府还给他一定的“企业破产补助”，1998年之前都是我到民政部门给他领会每年60元的补助金。我去北京后，就有他认为不会办事的李巨元代领了。
1961年我念初三，毕业前要去新民照毕业相。学校离三台子火车站20华里，要徒步到那，再坐火车去新民，交通太不方便了。晚上回来的时候，路过四大爷的家门口已经是黑天了。那时四大爷从葫芦岛就把家安在四方台，就是解放后叫做“解放”的堡子，离我的老家有30多华里路。
那时是困难时期，我很想到四大爷家歇歇脚，吃点什么东西。但不能做到，老师不允许，我得跟上队伍。
后来我念高中了，去新民依然要走这条路，从家到三台子要走50来华里很累的，也想过到他家休息一下再走，但没有一次那样做。不是为了什么，只是我们接触的太少了，怕人家不待见我，只好作罢。
四方台是四大娘的娘家，直到“文革”快结束了，他们才搬回老家来，我们才有了更多的接近和往来。所以，还是六大爷和我相处的时间长。
四大爷的弟弟李若祥比家父的个子还要高，外号叫“李大个子”。他是个心敞的人，即便家里无粮无米也不会犯愁。他和家父同岁，生在二月比家父大五个月，大排行老六，我的六大爷。
六大娘说六大爷是个没心没肺的人，家里外头所有大事小事全由六大娘做主，他吃粮不管事儿。他们和四大爷家一样有一子四女，也有一个叫李亚琴的，都是家族不常在一起惹的“祸”。后来为了区别开，六大爷家的“琴”，就写成“芹”了，她们偶尔在一起的时候，就大小“亚琴”相称。
六大娘姓王，大名王兰芝。她的秉性随了她的婆婆佟氏，能说会道，也是个到得去的女人。在农村，所说的“到得去”，就是专指办事有能力的女人。
1964年，事事都要强的六大娘，见西院娘家侄子王凤成19岁就结婚娶媳妇了，便坐不住炕了，四处托人求媒给儿子提亲。除此而外，她河南水北的张罗儿子的婚事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心事，那就是她希望未来的孙子是李氏家族下一代的老大。
我这一辈的老大哥叫李葆元，是我大太爷的曾孙。四大娘没少当我的面说起要“夺回老大”地位的事，眼睛里总是充满着期待和盼望，也是一种渴求。在大家族里，李占元排行老二，李巨元列三，我列五。六大娘喜欢“二”的位置，就想出了一个办法——改变李家传统的排列，变“大排行”为“小排行”，即把我曾祖的曾孙排在一起。这样，李巨元就排在二的位置上了，让我叫他二哥，叫李占元为大哥，我就成了三哥。如此排列，还有一个秘密……
李氏家族的先人死后，安葬的位置是很有讲究的，我们的祖坟排列叫“排山葬”，有的家族是“雁别翅”。排山葬的排列顺序是，下辈子的老大头顶上辈子的老大，以此类推。也就是说，儿子排行第三，老子排行第二，那儿子的头就对不上亡父的脚了。李巨元的父亲和祖父按“小排行”都是第二，这样一来儿子的头就可以对着自己父亲爷爷的脚了。所以，六大娘对家族的排行来了个大改革，意义就在其中。
1964年暑夏，李巨元的婚事终于有了眉目，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东风”，就是钱，没有钱事就办不成。为筹集结婚的资费，六大娘从乡下跑到沈阳，又转而去了本溪借钱，拉下了许多饥荒。那时候的钱即使是百八十的也是个天文数字，想还上势必登天。
媳妇是娶进了门，粮食又不够吃了，燃眉之急一个接着一个。最急的是小两口没过上半个月，媳妇就跑回了河北（辽河）的娘家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那婚姻也不是合法的婚姻，结婚女方不够年龄，没有登记。
到了秋天，因为一场大水涝得“十地九绝”，分值只有三角六分钱，干一年的活一个人仅仅能挣100多元钱，去掉口粮和柴草，家家都欠生产队的钱，哪还有钱还饥荒啊？
六大娘这事办得“人财两空”，一枪俩眼，恶气加上旺火，六大娘病倒了。虽然经过调理病情好转了，但从此植下了病根。
4年后，李巨元与本队姑娘董淑英成亲了，两家一条街，相隔3家。
董淑英和李巨元还有我，我们都是原来董家窝铺生人，且同庚。董淑英比我生日小，平日里叫我哥哥。她结婚之后，娘家人和六大娘非得让我叫她嫂子不可，这就叫礼数吧，可以接受。可是，她的弟弟董向国比我小了三岁，我也得叫他“大哥”，真有点不好意思的。理由是，我的媳妇比他小了2岁。六大娘够到得去的了，什么事她都想得周到，懂得很多的金科玉律，我拧不过她。
六大娘和她的亲家母算得上“志同道合”，秉性也一脉相承了，但有点针尖对麦芒。也是因为这个缘故，亲家母之间常为结婚的彩礼、礼仪等大节小节“较真儿”，“挤象眼”，闹得沸沸扬扬。
两家住在一条街上，小孩洒泡尿的功夫就从这家走到那家了。结婚的时候，董家非要套上马车绕到把姑娘送到婆家不可。六大娘认为，这样一折腾还得赏给车老板一些钱，是无端的浪费。可转念一想，儿子是二婚了，人家是个没出格的黄花闺女，满腹得不情愿也只好硬着头皮应允下来。
接新娘子的彩车转了三四里路一大圈子，总算到了李家的大门口。可哪里料到，车是到了，却不见姑娘从车上走下来。这可急坏了六大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刹那间脑袋就大了一圈。
原来是，董家非得要一丈二尺红布辟邪不可，否则打马回山，文辞叫“打道回府”。
六大娘那里有这款预算？她一咬牙一跺脚，立即差人去了商店买红布，怎么也不能功亏一篑吧。
好说歹说，大事完毕了。本该轻松一下过平常人的平常日子了，意想不到不久六大娘又旧病复发，得了“单腹胀”一病不起。单腹胀就是现在的肝硬化，在农村那时就是绝症。一年以后，六大娘在大年初四咽下最后一口气，年仅52岁。可怜啊，她休息了，长眠了，不再和谁争风斗气了，但他是个有志气的人。
初三那天晚上，六大娘回光返照，显得精神了许多。她向家人草草地说了几句嘱咐的话，然后就双目紧闭了，眼角流出了两行热泪。少顷，她又睁开了眼睛，四处望了望，又嗫嚅了一下嘴唇……我赶忙走近她，她示意我揉揉她涨得很大的肚子。我轻轻地搓揉着，她又一次睁开了眼睛，似乎认定是我在她的身边。她积蓄了一会力量，我终于能听清她要说的话：
“你二哥办事不行啊，以后你多帮他啊……”
这时，六大娘推了我一下手，意思是不要再揉肚子了。然后她就安静地平躺着，双眼就再也没有睁开过。
凌晨5点多，她不吭声了，脖子上的动脉一鼓一鼓地跳动，频率很低。我不住地注视着微弱的脉搏，好半天也不动了，突然有力的跳动了一下，便戛然而止。随之，眼角又流出了一股浑浊的眼泪，那是伤心泪。
她死了，死得明白。她留恋这个家庭和这个她充满希望的世界，还有他曾经怀抱的孙子。听说，人要死的时候都会留下这样伤心泪的。
2 我的先祖（秦制萧随）（6）
2我的先祖（秦制萧随）（6）
14年后的1989年1月1日，六大爷也去世了。
二嫂董淑英不像她的婆婆那样“到得去”，但却有一颗“到得去”的心。二嫂遇事总喜欢横比，比别人家如何如何盖新房了，娶新媳妇了，而不考虑自家的实际条件是否成熟。急着给儿子娶媳妇这一点倒随她的婆婆了，也那么处心积虑。
为了很体面地把儿子媳妇娶进家门，非要把本来可以住下去的三间砖瓦房扒掉重盖个北京平。二哥默不作声，心里不是那么情愿，但也只好听之任之，他和我六大爷一样凡事都听女人的。我不忘六大娘对我的嘱托，就很委婉地同她理论利弊。二嫂表面上答应了，觉得我说的很有道理，可背地里却在热火朝天地编制盖新房的程序。
儿子结婚、翻盖新房，都是大宗的消费，对于靠土地为生的农民来说，那可是天文数字了。他们手里那点积蓄想办成两件大事，简直是杯水车薪。后来我服气了，觉得二嫂和她的婆婆一脉相承，集成了她居家过日子的所有衣钵，只是没有我六大娘能说会道而已。手里没有钱，他就到处张罗，求亲靠友，拆东墙补西墙，这不是当年六大娘办事的翻版吗？大有“秦制萧随”的味道。
我不再对她家的事“参政”了。先是翻建新房，欠下一笔巨债，到了迎亲的时候早已两手空空了。我不忍心看他们债台高筑，还是那个宗旨，得对得起死去的人，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只要姑娘家不挑剔，婚礼的规模越小越好。我说：“你们家小门小户的随往少，过于铺张就是浪费，再说了，礼尚往来，收了人家的钱，早晚是要还过去的，何苦拿钱买那张脸呢……”
二哥说的不算数，二嫂心中自有其数，一意孤行。
孩子结婚那天，她依然我行我素，几乎满天的贴告示，请了那么多不该请的客人来“捧场”。结果，酒席预备了不少，到场的人却不多，当场就赔本了。
为了给儿子弥补孙子办喜事落下的亏空，六大爷又去了沈阳一家养鸡场打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