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俩脚踩着冰碴和泥、打坯，孩子妈妈和我一起挺个大肚子磊窝。我们不能求他人帮工，尽管我帮别人太多的工，给人家吃什么喝什么？反正我们年轻又都是力气，能省下钱其他的都不重要了。搭炕、砌锅台这样的细活我没干过，什么“落灰堂”、“迎风坯”……好多技术活我一概不知道怎么做。但是，千难万难，没有钱最难。就因为我没有钱，其他的难就不那么难了。自己动手怎么也比没有钱去借好得多，于是就自己动手了，一切也就成功了。
孩子妈妈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眼看就要冬天了，她就顾不得休息一会，生怕房子没盖好孩子就生下来了。初冬时节，房子总算在劳累中盖成了，也创造了农村房舍之最——
面积最小。住人的西屋也叫里屋，去掉一铺火炕，堂屋地只能走开一个人。外屋也是东屋，搭个锅台放两口水缸泔水缸所剩无几了。两间土草房总面积仅仅9平米吧，比瓜窝棚大不了多少。
屋子最黑。里外两个屋只有几块巴掌大的半透明的“乌玻璃”，是捡来的。窗户和门都是糊的纸，阴暗潮湿，见不得几缕阳光，就像老鼠洞似的。
房墙最窄。一般土房的房墙都是一尺八宽厚，结实保暖，我们的只有一尺厚。墙薄一点是为了赶进度，容易干，不是马上就要有生孩子的嘛，等不得。
房顶最透。为了节省木料，我们的房子没有椽子，叫做“蹬箔”。那是旧社会穷人盖房子的方式，解放后早就不用“蹬箔”了，这个“工艺”在我这复活了。“蹬箔”的房顶和屋檐四处漏风，风可以从任何地方直吹到你的脑袋上。
时间最短。从垫地基到全面竣工只用了28天，因为我的房子和瓜窝棚差不多，最省去了很多的工程程序。
造价最低。手里的80块钱花得一分没剩，赊来的旧窗户和檩子一共102元。虽说那时候的钱很实，但你能想象102元就可以盖个房子生了两个孩子吗？
还有一些之最，比如举架最低（房子高度）、屋子最冷，说起来不堪回首。
春节前，也就是祖母去世的第四天，次子李昊降生了，两年后小女李晓黎也挤进这个陋室。
2 我的一家（无礼婚典）（2）
2我的一家（无礼婚典）（2）
生李昊时，是我们最困难的时候，盖房子花掉了本来就不多的所有的钱，还耽误了我许多的工分。秋后生产队分配结算，我只找回来不到40元钱。所以孩子妈妈来月子只吃了6个鸡蛋，是李巨元的母亲我六大娘送来的。6个鸡蛋她吃了10多顿，有四个是一次一个煮着吃的，其余的两个炸成鸡蛋酱下饭，足足吃了一个星期。生产队发给社员过年的猪肉和米面，我一口都没有吃，都用来维持坐月子的了。孩子的母亲不忍心不到两周岁的大孩子跟我一起苦熬，常常趁我不在偷偷地把自己嘴里的东西给了他。还没有满月，她就撑起来干零活洗尿布，让我去生产队多挣一些工分。
这个时期酸楚如影随形，避之不及。那年的春节我什么也没有置办，没有钱置办。除夕晚上别人家灯红酒绿杯盘罗列，我们吃的是骨头炖酸菜。骨头让大孩子啃了，没有多少肉，只有少许的筋头。酸菜有些骨头的油花，我逼着生孩子的她吃了，剩下的酸菜汤由我喝了。我只是怕浪费了可惜，并不知道酸菜汤是个什么味道，我能品出那味道吗？也许嘴里和心里都是酸的吧。那时我就咬牙发誓：拼死也别再让孩子遭此洋罪了！但这要等到何年何月啊？
第二年，也就是“文化大革命”进入“亲不亲线上分，家不家纲上划”的残酷时期。这时，我们属于黑五类人家就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了，随时都有灭顶之灾让你永世不得翻身，把你打入18层地狱。
噩耗终于来临了，她的五叔王玉明从新民的大柳屯来岳父家串门，实际上是来“清理门户”的。他的两个侄女一个嫁给了富农，一个嫁给了富裕中农走资派的儿子，令他大为光火很不体面。他声色俱厉地指责他的大哥二哥是背叛了本阶级，和阶级敌人同流合污，断送了王家子女的锦绣前程，等等等等。大哥二哥低头认罪，以同意“决裂”作为立功赎罪的表现来体现立场坚定。没过几天，他二哥王玉章的女儿王桂琴就彻底地和李庆新决裂了。接着，乘胜进军的目标就是我们了，意料之中，我有思想上的准备。
那天晚上，孩子妈妈很晚才从孩子的姥姥家回来，进屋就哭了。她告诉我，五叔让她和我离婚！我知道，对于我来说，她和我离婚太容易了，不费吹灰之力。我也明白，事到如今犹如病入膏肓，神仙也没有回天之力，我就说“一切由你了，你跟我受的苦遭的罪太多了，委屈你这么多年了，我够本了……”可她说什么也不听他五叔的，死心塌地的跟我。五叔也没有办法，被他侄女臭骂了一顿，怏怏不快地回去了。临走的时候还扔下一句话：来日方长！便自觉没趣溜之乎也。
五叔的所作所为，引起街谈巷议叫人指指点点，都诅咒他丧尽天良不得善报，他是在一片谴责声中离开他的老家的。
其实，我的岳父和二叔丈爷早就想了结这门婚事的，只是没有借口而已。见他们的五弟弟来了都乐坏了，可下子找到了下蛆的缝隙，有了充分的理由可以嫁祸于人了。二叔丈爷早就觊觎李家的房产，前文说过了，现在是人和房都可以物归原主，何乐不为？
我们恋爱的时候，岳父就极力地反对。他总觉得贫农出身的女儿嫁给二等地主，既冤屈又没有出头之日，也影响了他的大好前途。这话得从好几年前说起……
1960年，辽河滩地通过签署合同让给了沈阳炮校，做弹药枪械实验演习基地。炮校和相关部队经常来德盛堡演习训练，有一部分官兵常年还在这里安营扎寨。至今那片土地的地名依然叫“炮校”。时间一长，官兵和岳父等相亲打得火热，相互称兄道弟的。有一个连指导员同岳父更是熟上加热，逢年过节他总要带些礼物来瞧看岳父。军民鱼水之情本属天经地义无可厚非，闲暇聊些儿女私情也是理所当然。指导员看他王大哥的女儿如花似玉很是喜欢，就取笑说“将来她就做我的儿媳妇算了”。岳父也应和着说笑：“那太好了，算我高攀了。”言来语去，说者并非全无心意，听者更是如醉如痴，期盼梦想成真。
俗话说的好，“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这道缝就是岳父对指导员朦朦胧胧的许诺。这道缝也给五叔处心积虑的“革命”豁出一个口子来，五叔才果断地采取割包断义决裂的举措。
五叔没有获得全胜，岳父却落个里外不够脸，好长时间也不到我们家来看看他的两个外孙子。
大概是1972年，军队已经不在这几年了，那个指导员又来了，他说是旧地重游，也许还抱有什么希望吧。我和他没有见过面，听人说他姓毕叫毕德全，还特意到我家来看看，既想看看我也想看看我的夫人吧。他走后对岳父说：“家庭是困难点，看那小伙子倒是很不错的。”
我们俩的相亲相爱的结合，不能说是全然的志同道合，但绝对是诚心诚意的。我没有实现自小的愿望，皆源于家庭成份和复杂的社会关系。于是，我不能再让我未来的孩子也有我一样的不幸。所以我很想找一个家庭成份好和社会关系很“革命”的姑娘做孩子的母亲。
和我相识的姑娘很多，也很优秀。可是，高门显贵的我见了恶心，所以不屑一顾。“家沉人值”的，嫌我身无长物，不可同日而言。心高意丽的，一心思谋进城找对象，哪能屈就荒野？出身清白者，又不肯玩火自焚……我只好在寻求中等待知己。
1965年初，我们那才知道周总理“重在政治表现”的讲话，政治空气才有了一点松动。也就是那个时候，我和她相识相近了，并走到了一起。她就是孩子的妈妈王淑琴，很平常的名字。
她们家也不富裕，初中一个学期没念下来就辍学了，到生产队参加了劳动。我们相爱，他不把家庭成分放在眼里，看重的是我的文化与人品。19661月10日年我们结婚了，正赶上“破四旧立四新”的当口，结了个“无礼而婚”。
“无礼而婚”，就是说白天在生产队干活，晚上结婚，请来生产队的好多青年，吃点糖块就算是婚礼了，没有酒席。这倒很适合我的胃口，我从来就讨厌那些繁文缛节。
一个贫农的女儿能愿意嫁给我，足够了。仅此一点足以证明她很有主见和远见，比她的父亲叔叔强多了。她“力排众议”，坚定地和我走在一起，使她的五叔束手无策。值此，我们完成了“志同道合”的过渡，去追求一个共同的目标——为了家庭的幸福。
2 我的一家（没牛使犊）（3）
2我的一家（没牛使犊）（3）
吉祥源于自慰，幸福各有诠释。
1970年9月1日，我再一次走进校门做了6年的民办教师。1971年腊月，小女又出生了。5口之家靠我一个人挣工分来维持生计，摆脱温饱都是问题，给幸福加分谈何容易？大孩子和二孩子只差19个月就见面了，二孩子与小女也只差两周岁，他们太“挨肩儿”了。几乎一般大的3个孩子像似一窝雏燕，嗷嗷待哺，脑袋和身躯只有一个很细的脖子连接着。
孩子的母亲难以走出去挣工分，只好以养猪来弥补活命的困扰。猪仔很贵的，买一只猪仔就要花去所有的积蓄，有时候还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