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飞耘对方云的变化感到忧心重重，但又有点无可奈何。他曾经派人预谋刺杀过方云，想把方云变成第二个罗济时，试了两次都没有得手，反而被方云的卫队打死几名枪手。他又不能光明正大地派部队围剿方云的车队，即使是去了也不一定成功。围在民族复兴党南京分部的复兴大厦周围的复兴党员不下3000人。内务部的情报显示，那根本不是普通的党员，个个体态剽悍，神情冷漠，根本就是训练有素的军人。
他曾经试图向英美示好，以换取它们对他的重新支持，他甚至派出了自己的夫人去美国国会进行游说，但是美国国会的回答令他心碎：美国国会曾经在他身上投资了无数美元，但在他治理下的帝国看不见真实的民主和民主经济的繁荣，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但在方云身上，他们却看到了投资的效率。况且，对西南地区输血的威尔金森计划已经启动，贸然中断是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的。美国国会认为，作为一个远东大帝国的民选总统，他应该与帝国民选副总统互相配合。
在没有叛乱借口的情况下镇压民族复兴党，中央政府能否得到帝国民众和军队的支持还是一个未知数，更不要说方云虎据西南的精兵良将了。李飞耘感觉自己就像日将落山，是夕阳无限好啊。
方云用合法手段夺取政权的英明之处再次得到证明。
民族复兴党的情报机关也不是吃干饭的。他们通过重重蛛丝马迹判断出要对方云下黑手的就是帝国总统李飞耘。安全情报局局长曾就此情况单独向方云作过汇报。
方云倒是很坦然，换做是他坐在李飞耘的位子上，他也会毫不犹豫地这么作。当然，方云也不是吃素的，他给杜英豪下了秘密指令，要他在合适的时候，除掉李飞耘。这种事情对杜英豪来说，应该是轻车熟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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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经济情况十分糟糕，再加上前段时间掀起的经济风暴，形势更加严峻。越来越多的人口流向西南三省，被护国军政府以种种手段安置到西藏、西康和新疆。由德国运转过来的在欧洲的犹太人口已经达到了100万人，除开熟练的技术人员外，其他人员也被技巧性的分散开，分别安置到西部边陲。为此，民族复兴党政府发表了一项声明，做为一个地方政府，复兴党政府已经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鉴于经济实力和本身民族性的原因，复兴党政府将停止接收犹太人难民。
对这项声明，没有人会去指责它。毕竟事实摆在那里。
西元1933年5月上旬，云南西南部出现6.7级地震，自然灾害并没有给当地民众造成重大的损失。
复兴党政府建立的政府灾害预警系统，准确地预测出了地震的爆发地点，及时组织了人员撤离，损失不大，灾民也得到了妥善的安置。
同年7月，长江上游突降暴雨，长江干流爆发洪水，引起洪灾。四川、湖北和湖南灾情严重，对遭受长期饥饿、寒冷和绝望的老百姓更是苦难深重。强权军阀的冷漠和李飞耘的一惯以来的无动于衷，更让人们感到失望。
方云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先是以帝国副总统的身份和政府总理何英清联合提出报告，要求受灾省份进行赈灾，并向国会提交赈灾援助报告，要求帝国财政拨出专款进行赈灾。然后，亲自命令云南、贵州两省政府组织一批粮食物资运往灾区。而作为民族复兴党的同盟，广州的国民政府也象征性地抽调出一部分粮食物资，交给西南复兴党政府，汇集后运往灾区赈灾。
在这样的压力下，帝国财政不得不拨出了一批专款，用于灾区赈灾。
两种表现，让帝国的民众有了比较。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心不可欺。
民族复兴党的力量在逐步增长，对三民党的威胁也在增长，而三民党内部现在也开始出现了分裂——部分有良知的三民党议员对李飞耘感到了不满。这种不满，直接引发了一种厌恶的情绪。
这种厌恶的情绪有蔓延的趋势，并间接地促使了三民党党魁与民族复兴党党魁的再次会晤。
在总统府，李飞耘总统和方云副总统之间进行了一场简单而直接的谈话。
“总统阁下，自从1923年革命以来，您顶着孙总统制定的制度，放心地在帝国内部行事自由，当然这种自由仅限于您和您的政府，并没有给予其它政党和其他人。因为他们的行事自由受到了您和您的政府的限制。您和您的政府用行动规范了这一自由。”
“政府现在也可以开始行动了。它可以继续用行动来规范这一切，来证明它的主张的正确。可是，既然是正确的主张，为什么还让广大民众生活在苦海中？生活水平极其落后，受了灾害没有得到援助？这就是您和您的政府所主张的行事自由吗？”
“除开恐吓、撒谎和镇压，您和您的政府还留给我们什么呢？那么您为什么会害怕我这个民选副总统对您的计划作出批判呢？您为什么会害怕我突破你们设置的障碍呢？”
方云说话非常地不客气，直接置疑了李飞耘及其他所领导的政府部门的行事准则。这在大汉帝国是谁都知道的事情，只不过以前在李飞耘的高压下，没有人敢提出这个问题——李飞耘是总统，但是却行使着总统和总理的双重职权，总理成为了一个摆设。
“方先生，你的意思是否实说在你通过合法手段取得国家的政权后，也会突破障碍，这个障碍是否就是国家宪法呢？如果是的话，你也将不再是一个真正尊法守纪的人。没有一个人能抵挡权力的诱惑，你也一样。”李飞耘显然也是看穿了方云的用心。
“您作为一个政治家居然拒绝承认我和我的党在合法地取得政权后，对政府机构和法令采取的合理变革是合法的，这是一件非常荒谬和遗憾的事情。民主的根本精神在于‘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宪法规定的是一个秩序，一个思想，一个观念。因此，这也就决定了一个政党要取得成功，必须依靠从人民那里取得合法实现其政治目的的方法。但是，最终还是只有人民自己才能决定他们将信仰什么秩序，什么思想和什么观念的宪法。”
这一段话将方云的政治思想暴露无疑。当一部宪法被证明没有什么存在价值的时候，人民就应该推翻它和替换它，那么当一个帝国总统被认为是不称职的时候呢？呵呵。
这样针锋相对谈话自然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第四卷 第一章
西藏对方云来说，的确是一个有点麻烦的地方。
喇嘛教的势力在西藏是非常大的。达赖活佛和夏扎虽然是被公审处死了，但是他还是需要一个藏传佛教的势力，来帮助他稳定民心。在西藏农奴主长期的欺骗性宣传下，藏族与汉族等外来人口的矛盾还是很深刻的。新疆和阿尔泰地区的情况稍微好一些，这两个地区一直都是在新疆地方军阀江士杰的统治下，汉人和当地少数民族的矛盾从表面上来看，没有那么深刻。
在这样的背景下，班禅活佛的重要性就显现出来了。
在西藏，无论是寺庙，还是普通藏民家庭，大多供奉着达赖和班禅的塑像或画像。藏民称达赖和班禅犹如天上的太阳和月亮，外来客商如以达赖和班禅的最新彩色画像相赠，信徒会双手接过，捧过头项，并报以格外的热情。
达赖、班禅是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的两大活佛系统，西藏佛教界认为，达赖是“欣然僧佛”即观世音菩萨的化身；班禅是“月巴墨佛”即无量光佛的化身。
达赖喇嘛这个称号，始于西元1578年。这一年蒙古俺答汗赠给格鲁派的哲蚌寺寺主索南嘉措以“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的尊号，从此西藏历史上才有了“达赖喇嘛”这一称呼。
“达赖”是蒙古语，意为“大海”；“喇嘛”是藏语，意为“大师”。经大清帝国顺治皇帝于西元1653年的册封，达赖喇嘛这一封号就成为达赖系统的专用名称。
班禅这个称号，始于西元1645年。这一年蒙古固始汗赠给格鲁派扎什伦布寺寺主罗桑曲结以“班禅博克多”的尊称。“班”是梵文“班智达”（即学者）的简称；“禅”是藏语，意为“大”，二字合起来意为“大师”。西元1713年，大清帝国康熙皇帝册封班禅时的正式封号是“班禅额尔德尼”，“额尔德尼”是满语，意为“珍宝”。从此，班禅这一封号就成为班禅系统的专用名称。
达赖、班禅虽然是同为黄教，但彼此之间的利益争斗也是十分激烈的，而且达赖一系历来都是压在班禅一系的头上。达赖一系的活佛，除开有两位不是藏族人外，其余的全是藏族人，所以比较受到西藏人的认同。班禅一系则是以扎什伦布寺为母寺，承传其活佛系统。
方云为了西藏及其周边地区的稳定，派出特使与班禅活佛进行了多次接洽。
显然，班禅活佛是接受了民族复兴党政府的建议，以西藏宗教首领的身份，协助复兴党政府维持西藏政治秩序，而复兴党政府则是在西藏等地承认班禅活佛的政治地位。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方云用专机把班禅活佛一行接到了桐梓，让班禅活佛一行见识了复兴党政府治下的繁荣。
贵州一行给班禅活佛的触动是非常大的。
回到西藏拉萨后，班禅活佛就积极地投入到解决藏汉两族人的矛盾纠纷中去，在活佛的大力周旋下，当地少数民族和汉族人之间的矛盾渐渐减少了，而且，从内地移民过来的汉人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畜牧业和工业技术，逐渐改善着当地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