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光在帝国内部，还要在海外打击他们。
国家安全局开始行动了。
对于日本商人在帝国内开设的工厂、商店，大汉帝国国家安全局统统予以查封没收，并且驱逐了日本在上海的大使，在帝国范围内驱逐日本人。所有的商店不得销售日本的产品，禁止帝国任何人与日本人有所接触，一旦发现，即关进集中营，以叛国罪论处。在国际上，以瑞华股份有限公司牵头，联合帝国的商界力量和日本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抢购物资，尤其是石油、铁砂矿等战争资源物资等等。所有这些极端的措施都让大汉帝国人感到新奇、兴奋，感到自己终于是有了一个强力的领袖了。
这一切，让日本感到措手不及，在国际上又丢了脸面。国内要求惩戒大汉帝国的呼声高涨起来。也让日本大本营颇为为难，按照正常的备战时间，日本最少还需要3年时间，才有能力一举灭掉大汉帝国，如果现在匆忙开战的话，日本国内的经济将受到重大的挫折，并不能支持长久的战争。
西元1934年4月11日，迫于压力日本海军陆战队离开上海租界。
日本帝国内阁的这一软弱性行动，彻底激怒了好战的日本军部，遂爆发了军事政变。一个强硬的军事内阁上台替代了文职内阁，原日本关东军总司令东条英机出任首相。
大汉帝国和日本帝国之间的战争气氛骤然升温。
第四卷 第三章
西元1867年，一群武士在日本各势力战乱中获胜，建立了以明治天皇为首的革新派统一天下的局面。他们提出了“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三大政策，对封建社会制度进行改造。有鉴于近邻大汉帝国的教训，“富国强兵”这一政策对日本影响最大。身处岛国，海洋、火山的灾害不断，资源又缺乏，这些先天的条件使日本民族产生了一种深沉的危机意识。这种危机意识使得日本人练就了一种审时度势的能力。
在对法、英、德等国进行考察后，日本仿照欧美建立了类似的兵役和军事体制。与之相对应的是，日本的军工从引进、吸收到自行研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接近当时最先进的水平。同时，各类的军事教育机构，如水雷学校、通讯学校、炮兵学校等等也纷纷建立，为将来的军事水平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特别是得到优先发展的日本海军，在日本军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好学勤奋的日本人让日本在明治维新二十年后，进入了军事大国行列。有此政策，军队在日本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就处于十分特殊的地位，军方可以直接左右日本的内外政策，并逐渐成为日本社会中最富有侵略性的集团。
这就是日本军国主义产生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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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党革命军坚决不同意放下武器接受整编，这让方云感到有点厌烦。他在国家国民委员会上做报告时说：“当我们的国家在经历灾害和战争带来的痛苦时，我们不忘记伸出友谊之手，派遣和平的使者。可是，我们得到什么呢？他们说，他们是不会放下武器的。这是什么意思？原来，他们说要和平是假的，说要联合抗日也是假的，那么我们帝国的军队应该怎么办呢？只有义无反顾地走过去，消灭他们。”
方云在国会的演讲引起了巨大反响，原先同情和支持社会党革命军的有识之士也开始出来大骂社会党革命军不顾大局了，分明就是想抢班夺权。是民贼，是独夫！一时之间舆论滔滔。
这下，华泽民坐不住了，失去了舆论民心，社会党运动被消灭是迟早的事情。他立即在延安发表通电说：“复兴党政府还扣押我党高级人员，这种谈判是没有诚意的，如何进行？”洋洋洒洒写了近万字的文章。
仔细拜读了社会党主席华泽民的通电后，方云大笔一挥，吩咐道：“放人！这下我看你怎么办？”于是社会党赴西安代表团被释放，帝国政府还派了飞机直接把社会党代表团送回陕北延安。
这下，社会党所提的条件方云全部答应了，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下，社会党革命军只好同意接受整编。在整编方式上革命军又提出异议，说是要把自己所有部队变成一个军。这让前去谈判的金必胜陆军中将非常恼怒，他硬邦邦地说：“原帝国中央军都全部被打散了充实到二线部队进行培训、整编，你们革命军凭什么例外？”
随即谈判不欢而散。跟随谈判的帝国媒体记者如实报道了这一切，全国民众弄得又是舆论大哗，对社会党革命军的谴责声不断。
在和革命军谈判收编的同时，山东、山西、绥远的地方部队收编、整训也是非常顺利的，除了有点麻烦的北京和广东。北京的地方强权军阀第二十九军（甲级）军长兼晋察国民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和李飞耘有很深的矛盾，而且他在北京有十万军队，一直和东北的日本人较劲。在和日本人长年的对峙中，宋哲深刻地感到了大汉帝国军备的孱弱，面对占领了帝国东北的日本军队，常常是有心无力。
李飞耘夫妇坠机身亡、何英清阴谋叛国等大事件过后，帝国的军政大权忽然全部落到了新近崛起的西南土军阀方云的手里，这让宋哲颇为踌躇。从眼前的表现来看，方云是一个坚定的反日分子，可是他对东北军张良将军的处理，又让宋哲有点心寒。对宋哲来说，张良对他是有恩的，没有张良当初的慧眼，也就没有他宋哲的今天。为此，方云让帝国常务副总理兼教育宣传部部长王文宾，前去山东乐陵，探访在老家休养的宋哲将军。
而广东的国民政府，在失去中央政府亲日派的遗老遗少的支持后，已经是日渐衰落。复兴党对广东国民政府的渗透是成功的，广东国民政府中大多数官员都已经倒向了方云，唯有孙科颇不甘心，最后，在方云的再三邀请下和国民政府的多数官员推举下，孙科只有怏怏不乐地进了帝国国民委员会，就任副委员长，而广东的国民政府也随之解散了。
西元1934年6月18日，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方云在帝都南京宣布了特赦令，赦免了一大批人，包括“西安事变”的张良和杨诚两位将军。这一举措深深地收买了原东北军系和原西北军系官兵的心，随即宋哲将军在北京宣布，接受帝国国防部对他的军队进行整编。最后，在陕北的社会党革命军也不得不接受了方云的整编方式。
收到这个确切的消息后，方云笑着对杜英豪说：“呵呵，最后一个也倒下了。下面怎么做，不用我教你了吧？”
杜英豪阴险地点点头说：“我知道怎么办。事情终于是有点意思了。”
“英豪，你要记住了，我们没有站到帝国权力颠峰的时候，可以用一切手段进行阴谋夺权。现在我们已经是站在了帝国权力的颠峰，那么一切手段将用来维护我们的权力和地位。”方云说道，“古人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我们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因为我们站在了人民这一边，站在了广大无产阶级这一边，但是，国家的经济命脉还是掌握在资产阶级的手中，确切地说，已经是在几大家族手中，李家、陈家、宋家和孔家等大家族手里，这些家族手里控制了帝国约40％的经济命脉，这将是不允许的。”
“主席说得不错，我们的党是不允许几个家族来左右我们的政策的。我们接手的帝国在经济上的确是一个烂摊子，我们在西南三省是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但是随着移民、安抚和军费，现在已经是颇为困难。”王文宾在一旁说道。
“卑职明白了，我们先拿李家开刀。”杜英豪微微笑了起来。
“主席，还要对全国的官员进行一次民意考核，要选拔一些真心实意为老百姓做实事的官员上来，这可是当前的必须要做的重要的事情。”何凯说话了。
“这个没有问题，你和文宾商量着解决就可以了，我现在手头的重点，还是军队。小日本扎根东北，如针刺在背，总是不舒服的。政府方面的事情，还要大家多多合作。”方云有点头痛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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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党革命军在大汉帝国视野内消逝了，让苏联很吃惊。再加上大汉帝国对苏联的政策不是很友好，这让苏联的最高统帅斯大林元帅感到不舒服，他通过苏联驻大汉帝国的大使表示了对苏联在新疆和蒙古的权力的担忧。
王文宾直截了当地对苏联大使说：“新疆、蒙古是大汉的地方，苏联在这两地有什么权力呢？请注意，权力与权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大汉帝国还要和贵国谈谈被贵国割据去的领土的问题。我记得你们伟大的列宁同志曾经允诺过要归还历史上从我国割去的土地的。”
“那是历史遗留的问题了，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苏联大使狡辩道。
“那我们谈谈现实问题，贵国政府在背后支持我国外蒙闹独立，又是什么意思？”王文宾语气是咄咄逼人。
“这是谣言。我国政府历来都承认外蒙是贵国的一部分领土。”
“是吗，那最近外蒙搞的什么全民公决是不管贵国的事了？”
“那是外蒙人民在争取自己的权利，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苏联大使脸红了。
“那就好。我们也希望和贵国没有关系。毕竟，我们还是友好邻邦嘛。”
“贵国这段时间的一系列动作，是不是要和日本帝国开战？”
“我们和日本帝国一直都是处在战争状态。光复我们的国土，是我们帝国的职责。”
“哦，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