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军”压境后，义和团出于自保，化整为零，在京、津之郊偶有袭敌之举。这与清朝正规军勇敢而无效的抵抗，构不成“并肩作战”或“联合作战”的格局。当代史家混化军功，总想给义和团“灭洋”捞分，看来证据不足。
“灭洋”，谈何容易。但“惹洋”的任务，义和团总算完成了。
仅以焚堂灭教后又助攻各国大使馆一事论定，义和团便超额完成了招惹洋人大举入侵中国的任务。有心人如果列一张时间表，看看洋人们究竟是在哪一天才决定入侵京津的，就可以理出“侵略”与“引发侵略”的必然联系。
今天，我们固不能小看围攻一个正常邦交国大使馆的事件。
退回一百年，这也不是当代愤青所理解的“爱国行动”。因为，即便在“侵略与反侵略”的背景下，中国也是依据国际公法、国际惯例或国际关系准则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在外交关系确立的背景下，烧教堂，杀教民，戕教士，戮公使，毁使馆，不但是非人道的，也是公然的、单方面的“战争行为”。清政府假义和团之手开了一个践踏国际公法的先例，八国联军的战争罪行，是在这一铺垫基础上的借力打力。
有因有果，有罪有罚；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二、“五大臣”喋血菜市口
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月仲夏，由于直隶近京各州县十万（一说二十万）义和团汇聚京师，北京城的外廓内城，大街小巷，一时间涌动起红色的人流——红头巾、红护腕、红腰带、红缨枪、红刀穗、红旌旗、红披风，再加上因为干热、因为兴奋、因为意外地扬眉吐气、当家作主而焕发的满面红光，真的让红色泛滥成帝王之都的第一流行色了。
燃烧的红色，是火。从外省烧到京城，义和团们从火焚一个旧世界中获得了破坏的快感。
流淌的红色，是血。教民的血、教士的血、外国公使的血，再渗进义和团的血，血流成河，中国人从这条血河上还能找到归海的路吗？
连义和团们也没想到，在他们被人“放”入、“请”入北京城渲染“红海洋”时，竟然有人因为否定他们的革命行动而遭杀戮——五位清朝大臣，人头落地，鲜血喷射，给已经“赤化”的北京，再抹上一层血色。
七月四日（7月29日）辰时，两辆囚车从刑部大狱驶出，马蹄声声，弹射出催命的哀音。菜市口刑场，静等着见证死亡。
又要杀人啦！街道两旁，是好奇而又惊恐的看客。间或，有三五成群的义和团团民指天划地，口沫横飞。
轧不平的人生路。不论乘犊车、兵车、辂车还是囚车，都有终点。车中人异常清醒。因为自从在一个月的时间内连上三次奏折否定义和团为“义民”、宣扬国际公法时起，他们便抱定了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决心。
两辆囚车里囚着的两位朝廷大吏，一位是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相当后来之外交部长）兼吏部侍郎许景澄，一位是以三品京堂在总理衙门行走又兼任太常寺卿的袁昶。显然，这是大清国的两名高级外交官。
虽然清政府已在这年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正式对各国“宣战”，但战争有期，和平无限，外交斡旋总是须臾也不可少的呀。自毁外交人才，看来是要断绝外交之路，这政府疯了！
上层的大屠杀并没有结束。七月十七日（8月11日），曾任各国总理衙门大臣的现任兵部尚书徐用仪，以及三品京堂在各国总理衙门行走、又补内阁学士的联元，同时被捕。未经任何审讯，被捕当日即与六月二十日（7月16日）被捕入狱的户部尚书立山，同时处死。
上述被害五人，史称“五大臣”，或“五忠”。许、袁、徐三人，都是浙江人，故又被史家称为“浙之三忠”。杭州西湖岸边，旧有“三忠祠”，就是祭奠庚子被难的三位浙籍忠臣的。·輨·輯·訛 因袁昶任徽宁池太广道时有德政，皖人还祠之于芜湖。
杀害五大臣的细节，毋庸追述。但“五大臣”被害的时代氛围，有必要说上三言五语。
第一是戊戌变法失败后，外国人多有同情或帮助康有为、梁启超辈之“变法派”、“改良派”逃出清廷制裁的举动，引发了慈禧太后的仇洋狂躁。加之，慈禧太后策动、载漪等人推进的名为同治帝立嗣、实赶光绪帝下台的“废立”活动，又没有得到各国驻华公使的国际认可，这更让清廷权力核心层“仇恨外人日深”，而且“日夜谋报复”。
形势的危险在于：到非理性演变为朝廷大气候的时候，任何清醒的外交意识都可能被扣上“里通外国”的罪名而遭绞杀。
第二是当义和团以“扶清”为号召，以“灭洋”为煽惑将队伍做大的时候，“排外”情绪已经扩散为全民族的狂热。
百姓的非理性与朝廷的非理性上下呼应了，“无政府主义”骗过了“政府”，“政府”与“无政府主义”联手，终于将假戏演成了真戏。在大势所趋的机会主义思潮既俘获了“野人”、又俘获了“君子”的特定时段，你不能戳破相互欺骗、相互利用的假相。这正如“红卫兵”起来了，“破四旧”开始了，“打砸抢”成风了，你不能说一个“不”字。此之谓众怒难犯。这一形势的危险在于：举世尚墨，不可言白。
许景澄与袁昶太不识时务。他们偏偏在不准讲真话的时候讲了真话。讲真话者“自伤”，是因为这“真话”戳破了“假相”，让“假相”光影中的裸舞者原形毕露。为了维持赖以欺世的“假相”，裸舞者齐伙高喊：杀掉光明！灭掉太阳！
光明灭不掉。太阳亦灭不掉。中国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心灵黑暗。
当拳乱初起时，铁帽子王爷蛊惑着慈禧太后借拳民惩洋人。举朝无一人敢于抗议，而许景澄、袁昶、徐用仪三人联名奏章已上。章初上，许景澄对袁昶说：“章上必死，兄意如何？”袁昶闻言，并未直言相答，仅朗诵了李群玉的一联诗句：“万木自凋山不动，百川皆旱海长深。”许景澄与袁昶紧紧握手，久久不语。在其第三疏（六月二十七日上）中，许、袁这样表白：
窃自拳匪肇乱，甫经月余，神京震动，四海响应，兵连祸结，牵动全球，为千古未有之奇事，必酿成千古未有之奇灾。昔咸丰年间之发匪，负隅十余年，蹂躏十数省；上溯嘉庆年间之川陕教匪，沦陷四省，窃据三四载。考之方略，见当时兴师振旅，竭中原全力，仅乃克之。至今视之，则前数者皆手足之疾，未若拳匪为腹心之疾也。盖发匪捻匪教匪之乱，上自朝廷，下至闾阎，莫不知其为匪；而今之拳匪，竟有身为大员，谬视为义民，不肯以匪目之，亦有知其为匪不敢以匪加之者。无识至此，不特为各国所仇，且为各国所笑。
查拳匪之始，非有枪炮之坚利，战阵之训练，徒以扶清灭洋四字，召号不逞之徒，乌合肇事，若得一牧令将弁之能者，荡平之而有余……臣等虽不肖，亦知洋人窟穴内地，诚非中国之利。然必修明内政，慎重邦交，观衅而动，择各国之易与者，一震威权，用雪积愤。设当外寇入犯时，有能奋发忠义，为灭此朝食之谋，臣等无论其力量如何，要不敢不服其气概。今朝廷方与各国讲信修睦，忽创灭洋之说，是为横挑边衅，以天下为戏。且所灭之洋，指在中国之洋人而言，抑括五洲各国洋人而言？仅灭在中国之洋人，不能禁其续至；若至五洲各国，则洋人之多于华人奚啻十倍！其能尽与否，不待智者而知之，不料毓贤、裕禄为封疆大吏，识不及此。
……臣等有以“团民非义民，不可恃以御敌，无故不可轻与各国开衅”之说进者，徐桐、刚毅等竟敢于皇太后皇上前而斥为逆说……自误以误国，其逆恐不在臣等也。
……时至今日，间不容发，非焚剿拳匪，无词以止洋兵；非诛袒护拳匪之大臣，不足以剿拳匪……推原祸首，罪有攸归，应请旨将徐桐、刚毅、启秀、赵舒翘、裕禄、毓贤、董福祥先治以重典……然后诛臣等以谢徐桐、刚毅诸臣，臣等虽死，当含笑入地。无任流涕具陈，不胜痛愤惶惶之至。·輨·輲·訛
前二疏与第三疏主题相同，惟侧重于揭露义和团“为邪教，为乱民”的种种行状，并提出了“中国自剿，乃可免洋人助剿”的戡乱措施。
事过百年，流览疏文，若有良知，都会承认庚子拳乱、联军入侵、辛丑条约这一系列灾难，早被这三位外交官不幸言中。
说真话者很自信。死亡，并没有吓住他们。
《拳变余闻》有一段珍贵记载，这样描述：
七月初四日上谕：“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屡次被人参奏，声名恶劣，平日办理洋务，各存私心，每遇召见时，任意妄奏，莠言乱政，且语多离间，有不忍言者，实属大不敬。许景澄、袁昶，均著即正法，以昭炯戒。”押赴菜市口，拳匪塞途聚观，拍掌大笑。端、刚、赵、董等，相贺于朝。景澄在狱中，以铁路学堂办理情形，款存何处，详列付所司。至刑场，刑部侍郎徐承煜为监斩官，见景澄、昶咸衣冠，叱役去之。景澄曰：“吾等虽奉旨正法，未奉旨革职。况犯官就刑，例得服衣冠，汝作官久，尚未闻耶？”承煜赧然。袁昶问曰：“吾二人死固无恨，然何罪而受大辟？请以告。”承煜怒叱曰：“此何地，尚容尔哓辩耶？尔罪当自知，何烦吾言！”昶曰：“尔何必如此作态，吾二人死当有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