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俱为盍各，则未之敢许”，是以自谦之辞，表示肯定的意见。即古人无非是各言其志，自成一家，则今人也不妨如此。这些话都说得很透彻，很有见地。其实，魏晋以来文学的主流，正是脱离经典的规范，不断翻陈出新，只是没有人公开提出这样的理论观点罢了。信的开头，攻击“京师文体”有浮疏阐缓之疾，后面又说谢灵运诗“时有不拘，是其糟粕”，学谢的人“不届其精华，但得其冗长”，都是反对过于典雅深密的文风。这同反对宗经复古也是一致的。萧纲诗或学民歌的俗艳流荡，或为新体诗的轻快圆转，所以在理论上，也反对过分雅化，要求雅俗结合。《劝医文》更明确说：“或雅或俗，皆须寓目。”关于这一点，《南齐书·文学传论》说得最详细，《概说》中已经提及了。作者萧子显与萧纲的关系很密切，诗风也相近。
萧绎的文学观，主要反映在《金楼子·立言》中。他把“古人之学”分为“儒”与“文”二类，又把“今人之学”分为“儒”、“学”、“文”、“笔”四类。从儒与文区别来说，是要分开经学与广义的文学；从文与笔的区别来说，是要分开实用文章与抒情诗文。这种细致的区别，是前人未有的。既然把经学与文学分开来，他当然也不主张文学去宗经了。至于文笔的区分，萧绎能够在前人基础上更进一步，从强烈的抒情特征和声音与辞采之美来确定“文”的概念，代表了南朝人对文学性质之认识的新水平，这在本编的《概说》中已经说明，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萧纲、萧绎的文论虽不像《文心雕龙》、《诗品》那样具有系统性，但他们在一些涉及文学根本性质的问题上，提出了非常重要的见解。如主张情感的解放（所谓“文章且须放荡”），重视文学的特性和美质，反对经典的束缚，提倡新异的创造等等，都反映了魏晋以来“文学自觉”的进展。但长期以来，他们的观点不但没有受到重视，反而受到严厉的批评，这本身又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同为梁代的萧子野，在其《雕虫论》中表达了与萧纲、萧绎完全不同的文学思想。“雕虫”的题名，就是取于扬雄《法言》中以经学观点菲薄辞赋的话：“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
文章开宗明义：
古者四始六艺，总而为诗，既形四方之风，且彰君子之志。劝美惩恶，王化本焉。后之作者，思存枝叶，繁华蕴藻，用以自通。若夫悱恻芳芬，楚骚为之祖，靡漫容与，相如扣其音。由是随声逐影之俦，弃指归而无执。
……自是闾阎少年，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学者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淫文破典，斐尔为功，无被于管弦，非止乎礼义。
文章的大意，是以儒家的教化观念为根本，认为自楚辞起，已是“思存枝叶”，对于这以后的文学，基本上都取否定态度。即使它对南朝文学的某些弊病，能提出切中的批评，但根本否认了不能为维护统治秩序发生直接作用的一切文学作品。这比刘勰的宗经，走得更远了。
另一方面，在北朝也有同样情况。西魏时，宇文泰曾命文士苏绰仿《尚书》体作《大诰》，以革除南方文学的“浮华”之弊。又据《北史·文苑传》：“绰之建言，务存质朴，遂糠秕魏晋，宪章虞夏。”萧子野与苏绰的文学观，关键实际不在于提倡朴素反对华丽（这属于美学风格的问题），而是从根本上否认文学有存在的价值（他们推崇《诗经》，并不是把它看作文学作品），也否认有实用文章与文学作品的区别。这对于文学发展当然是极其不利的意见，对于后代也产生了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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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编 隋代五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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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说
公元五八一年，北周勋臣杨坚夺取政权，建立隋朝，史称隋文帝。此前长江以北及西南地区已为周武帝所统一，隋的疆域广大，势力壮盛。而与之对峙的陈朝，版图退缩至东南一隅，陈后主君臣又懦弱无能。这种悬殊的力量对比，造成了在分裂长达三百多年的中国重新实现统一的时机。五八九年，隋军渡江南下，一举灭陈。
犹如短暂的秦王朝为汉王朝的长期统一作了准备，隋王朝再次充当了仅仅是前驱的角色。隋文帝死后，隋炀帝在全国统一的基础尚未牢固的情况下，便滥用民力，以满足其享乐的欲望和开边的雄心，激起全国的大反抗。而后李渊、李世民父子建立唐朝（公元618年），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一个高度繁盛的时代。
隋王朝的迅速崩溃，也如秦亡之于汉，给予唐王朝统治者以极大的教训。作为开国君主的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心胸开阔、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他执政以后，“以史为鉴”，以谨慎而又果敢的态度，很快调整了社会各利益集团的关系，并采取各种措施，改善广大农民的处境，恢复和发展生产。其后经过高宗、武则天时代直到玄宗前期，唐立国一百多年的时间内，大体保持着上升的势头。太宗时期的“贞观之治”、玄宗时期的“开元之治”，成为史家的美谈。贞观时有斗米仅值三四钱的记录；开元时，杜甫《忆昔》诗描述为“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皆丰实”，这些都反映出农业发展的情况。手工业方面，织锦、造纸、陶瓷、金属制品的水平，都有显著提高。印刷技术，也开始在佛经的传播中得到广泛使用。经济实力的增长，支撑了雄厚的军事力量，唐朝的疆域大幅度向外开拓。由唐朝沿边所设六都护府的情况来看，其势力范围，东至朝鲜半岛，北至蒙古，西北至葱岭以西的中亚细亚，南至印度支那，是中国有史以来，也是当时世界上幅员最为辽阔、国力最为强盛的政权。
经过魏晋南北朝，中国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变化了的基础上，唐代社会形成一系列新的特点。
首先是江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崛起。尽管在南北对峙中，南方政权作为最后的失败者，被记录下大量劣迹，但应该注意到：经过南朝多年的开发，江南成为全国最为繁荣富庶的地区，这种生产力的重大发展，是不可否定的。而且，军事上政治上的优势，并不等同于经济上文化上的优势。在唐朝历史上，江南始终是全国经济的支柱；来自东南的“漕运”，成为维持中央政权的命脉。同时，南方文化也以有力的势头北上，最显著的一点，就是南朝文学成为隋唐五代文学的主要基础。
在北方，大量少数民族迁居中原地区，已有数百年的历史。这些少数民族虽然还各自保存了一些传统习俗，但汉化的程度已经很深。在这时，才有可能并且有必要建立起多民族融合的统治。李唐皇室原本与鲜卑贵族有极深的关系（李渊母独孤氏、李世民皇后长孙氏均是鲜卑人），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他们更需要打破狭隘的所谓“夷夏之别”。李世民作为唐朝的皇帝，又被尊称为西北诸民族的“天可汗”。他自述成功的原因，其一就是能够平等地对待汉族和非汉族人士。而在唐政权中，由“胡人”担任高级将领、地方长官乃至宰相，是很平常的现象。这进一步加快了民族的大融合，为中华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
强大而具有恢宏气度的唐代社会，对于中外文化交流，也表现出高度的自信心和开放性。一方面，唐帝国作为当时世界上的先进大国，它的文化通过大量涌入的各国使者、留学生、商人传播到境外，并且在中国周边形成一个更大的汉文化圈（日本文化的汉化是特出的例子）；另一方面，唐人也通过这些外来者，通过本国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远出取经的高僧，大量吸收异域的文化。宗教方面，不但佛教有新的发展，祆教、摩尼教、回教也进入中土；中国传统的音乐、绘画、舞蹈、雕塑乃至日常服饰、饮食，都因为接受异民族文化的影响，发生重大的改变。爱好外来文化，甚至成为社会的时尚；胡酒、胡乐、胡舞、胡服，成为值得炫耀的东西。
总之，南北文化、国内各民族文化、中外文化的交流汇聚，相互融合，推陈出新，使得唐代文化呈现出生气勃勃、丰富多彩、新异多变的面貌。
唐代社会的政治结构，既不同于魏晋南北朝，作为贵族阶层的士族享有充分的特权，也不同于宋代以后的王朝，士族完全不复存在，而皇权成为国家权力的绝对中心，它是两者之间的过渡。
隋唐以前，无论在南方还是北方，豪门大族的势力都很强大。隋文帝企图把选用官吏的权力完全收归朝廷，废除士族制度，结果引起士族的强烈不满。唐人柳芳认为这是导致隋亡国的重要原因（《氏族论》），应该说有一定的道理。唐太宗执政不久，即下令修《氏族志》，这是在全国统一以后对各利益集团关系的调整。经唐太宗授意，皇族和外戚被列于《氏族志》的最高地位，而后才是山东大姓崔、卢，江南大姓王、谢等。同时还把原先非士族的功臣以及其他一些新起的族姓列入谱内。这既承认了原有士族的社会地位，同时也强调了皇家的尊贵，并扩大了政权的基础。旧门阀势力在唐代受到压抑，但其在政治上的影响依然存在。如唐朝宰相三百六十九人中，出于崔一姓的有二十三人①，就可见一斑。
①此条及下文范阳卢氏中进士人数均据岑仲勉《隋唐史》。
始于隋朝的科举制度，作为一种新的选拔官员的途径，在唐代得到继承。它作为朝廷主持的考试，取代了过去由士族把持的铨选，促进了中央集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