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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1章



由于小说中包含着作者真实的经历,它表现人物性格和心理,也就比一般作品来得真切;作者的文学修养又很高,善于运用优美的语言来描摹人物的体态举止,并以此呈现人物微妙的内心活动,让人读来确实很有美感。由于小说中存在着反映青年男女向往自由爱情的基础,它后来被改造为《西厢记诸宫调》和《西厢记》杂剧,小说本身也更为著名了。

这篇小说的缺陷,除了上述写作态度上的矛盾和由此造成的作品主题的不统一,从结构上来说,后半篇不仅记述了莺莺的长信,还穿插了杨巨源和作者本人的诗歌及张生“忍情”的议论等,也显得松散累赘。而这主要还不是写作技巧的问题,而是反映了小说以外的各种因素(如《云麓漫钞》所说的情况等等)所造成的文体不纯现象。

这一时期写人世爱情的传奇名篇还有《李娃传》和《霍小玉传》。

《李娃传》的作者是诗人白居易之弟白行简(776—826),字知退,贞元末进士及第,元和间授左拾遗,累迁主客郎中。

小说略述天宝中荥阳公子某生赴京举秀才时恋上娼妓李氏,一年余资财耗尽,假母设计弃之,遂愤懑成疾,后沦为唱挽歌的歌郎。一次与人赛歌时为其父发现,责其玷辱家门,鞭打至昏死而弃之。生复得同伴相救,但浑身溃烂,沦为乞丐。

一日雪中哀叫,为李氏所闻,乃悲恸自咎,赎身而与生同居,勉其读书应举。生进士及第,授成都府参军。适其父任成都尹,乃父子相认。父感其事,备六礼迎娶李氏。十余年后生官至方面大员,李氏封汧国夫人。这个故事纯为虚构。在当时社会中,士人和妓女的爱情不可能有完满的结果,像李氏那样更异想天开。这个“大团圆”的结局回避了尖锐的现实矛盾,并成为后世戏曲小说经常套用的一种模式。但它也确实反映了人们一种善良美好的愿望,即希望久经磨难的情侣最终得到理想的结合,而读者也从中对人生得一种幻觉上的满足。

从小说艺术来说,《李娃传》具有相当高的成就。其一,它的故事情节比以往任何小说都要复杂,波澜曲折,充满戏剧性的变化,而结构非常完整、叙述十分清楚,很能够吸引人。其二,小说主要人物李娃的性格也比前出传奇作品显得丰富。她作为一个风尘女子,在荥阳生钱财花尽时,镇定自如地在一场骗局中抛弃了他,这是由其营生性质所决定;但当她目睹荥阳生陷入极度悲惨的境地时,被妓女生涯所掩盖了的善良天性又立即显露出来,机智果断地对自己和荥阳生将来的生活作出安排。这一过程中,她的性格特征既有承接又有变化。其三,虽然小说本身出于虚构,但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有很多真实动人、描写细腻的细节,显现一种生活气息。其中关于东肆、西肆赛歌的描写,令人如见唐代城市生活的景象。

《霍小玉传》的作者蒋防,字子徵(一作子微),义兴(今江苏宜兴)人,长庆初官翰林学士,后贬汀州、连州刺史,大和年间卒。小说写出身贵族而沦落倡门的女子霍小玉与士子李益相爱,自知不能与之相伴始终,只求李益与自己共度八年幸福生活,而后才另选高门,自己则甘愿出家为尼。然而李益后来却违背誓言,避不见面。小玉百般设法,求一见而不可得,以至寝食俱废,卧床不起。最后一黄衫豪侠强挟李益来见,小玉怒斥其负心无情,愤然死去。死后阴魂不散,使李益终生不得安宁。

唐传奇中以爱情小说最有情致,而《霍小玉传》尤为精彩动人。同样是写妓女与士子的爱情,《李娃传》情节曲折,故事趣味很浓,而《霍小玉传》的情节相对简单,但在反映生活的深刻性和表达感情的强度上,则要超过《李娃传》许多。沦落风尘的霍小玉热烈地爱上李益,与之立八年相守之誓,是在不幸的命运中想要抓住自己的生命的一种苦苦挣扎,然而这一点希望也被自己所爱的人破坏,使她坠入黑暗的深渊,这会令人感受到社会是何等不合理和无情。而同样是表现对理想人生的追求,《李娃传》是通过幻想的“大团圆”来给人以虚假满足,《霍小玉传》则以悲剧的结局来激发人们的渴望,也更有感染力。还有小玉爱和恨都极端强烈的性格,也给人以震撼。下面是小说中写霍小玉与李益最后相见的一节:

玉沉绵日久,转侧须人,忽闻生来,欻然自起,更衣而出,恍若有神。遂与生相见,含怒凝视,不复有言,羸质娇姿,如不胜致,时复掩袂,返顾李生。感物伤人,坐皆欷歔。……因遂陈设,相就而坐。玉乃侧身转面,斜视生良久,遂举杯酒酬地,曰:“我为女子,薄命如斯;

君是丈夫,负心若此。韶颜稚齿,饮恨而终;慈母在堂,不能供养;绮罗弦管,从此永休。征痛黄泉,皆君所致。

李君李君,今当永诀!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乃引左手握生臂,掷杯于地,长恸号哭数声而绝。

唐传奇中的爱情小说,多写士子与妓女的关系。这一方面与唐代社会的特点有关:在当时繁华都市中,青楼兴盛,士人常流连于此,因而产生许多风流故事;另一方面,也同南朝民歌的情况一样,由于婚姻关系通常并非因两情相悦而形成,所以文学中所表现的较为自由的恋爱,大抵是在婚姻以外。只是小说与歌曲相比,其表现的力量要强得多了。

在唐传奇的盛期,除了前面述及的讽世小说与爱情小说两大类型,还有不少写其他内容的作品,其中也有佳构。如陈鸿的《长恨歌传》,就是一篇兼及政治与爱情的历史小说。

陈鸿字大亮,贞元年间登太常第,大和三年为尚书主客郎中,白居易之友。他的《长恨歌传》是配合白居易《长恨歌》而作的,内容也大抵相似。不过小说中前半部分政治讽刺的意味要更明显,与爱情主题的矛盾也就更突出。此外,李公佐的《谢小娥传》记述谢小娥的父亲与丈夫行商在外,被人杀害,小娥寻访仇人为他们报仇的故事,塑造了一个机智勇敢的女性形象,在当时的小说中别具一格。同为李公佐所作《古岳渎经》,写大禹治水时被锁龟山下的淮水神无支祁在唐世一现,此物形若猿猴,善于腾跃奔走,鲁迅等人认为《西游记》中孙悟空形象的形成与此有关,因此这篇小说在中国小说史的研究上有一定的价值。

这一时期的小说集,以牛僧孺所作《玄怪录》最为著名。

牛僧孺曾在穆宗、文宗两朝任宰相,是唐代著名的政治人物。

不过这部小说集的写作,是在他未入仕途时,应归于中唐时期。其内容如书名所示,多为神怪故事。但作者的意图,不在求见信、寓惩戒,而更有意于显露才藻,发挥想象,所以它的故事诡异多采,文辞典雅,比起前一时期的小说集有明显区别。其中有些故事如《张佐》等,受印度佛教故事的影响,尤其显得奇谲怪诡,出人意外。

(三)唐传奇发展后期。一般认为,传奇创作到了晚唐已经衰微不振,这样的说法有些简单化。从留存的作品来考察,晚唐时期,单篇传奇的数量确实是大为减少,特别是爱情题材显现衰落,但在文宗大和年后,尤其是宣宗大中初到懿宗咸通末(847—873)的二十几年里,传奇小说集的创作却十分兴旺,其中不乏富于文学趣味的作品。题材方面,豪侠小说和讽刺小说等取代爱情小说而兴起,也丰富了唐传奇的内涵。所以说,进入晚唐的一段时期中,传奇创作仍然维持着尚属繁盛的局面,只是成就不如前一阶段突出。到了唐末,小说集的内容变得琐杂起来,有些恢复到六朝志怪的面貌,有些转化为名人遗事佚闻的记载,失去传奇的结构和趣味,唐传奇这一文学样式于是宣告分化瓦解,走向衰微没落。

晚唐传奇小说集中,较重要的有薛用弱《集异记》,李复言《续玄怪录》、李玫《纂异记》、张读《宣室志》、裴铏《传奇》、袁郊《甘泽谣》和皇甫枚《三水小牍》等。

豪侠小说是晚唐传奇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类。当时,一方面藩镇各据一方,多蓄游侠之士,另一方面民众在动乱的生活中,也幻想有特异能力的人为他们主持公道,豪侠小说便顺应这样的形势和社会心理而兴起。这类小说又常和爱情故事纠缠在一起,更增添了它的浪漫气息。名篇如裴铏《昆仑奴》,写一老奴武艺高强,为其少主窃得他所爱的豪门姬妾,使二人如愿以偿;裴铏的《聂隐娘》和袁郊的《红线传》,均写身怀异技的女子因知遇之恩,为主人排难解纷的故事。这些小说中所赞扬的侠义人物,都是从个人经历的关系上“知恩图报”,这反映着民间的一种道德观。

最著名的豪侠小说,是以单篇形式流传下来的《虬髯客传》。它的作者,以前一般认为是杜光庭,其实杜所作《虬须客》实为《虬髯客传》的删节本。宋代类书《绀珠集》中有裴铏《传奇》的节文,其中“红拂妓”一条显然出于《虬髯客传》,所以这篇小说有可能原来是《传奇》中的一篇,后来别出单行,而又佚去作者之名。小说中写隋末天下纷乱,杨素的宠妓红拂慧眼识英雄,私奔李靖,二人在客店中又遇到意在图王的“虬髯客”。后虬髯客见到“李公子”即李世民,知天下有主,又不甘称臣,遂远去海岛称王。这是一篇艺术性很强的作品,不仅构思巧妙,而且同时写三个具有英雄气概的人物,各有各的个性,各有各的风采,在彼此映衬中更显得生气勃勃。所以“风尘三侠”的典故广传于后世,读过这篇小说的人更难忘记这三个鲜明的人物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