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多才多艺，在诗，词、散文、书法、绘画等各方面均有很高造诣，对艺术有自己完整的看法。他认为诗与画都应该以“天工与清新”为重（《出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不应当拘泥于具体形状的肖似，而要“取其意气所到”（《又跋汉杰画山》）；他强调在艺术创作中灵感的作用，要求“神与万物交”即全身心地投入艺术体验（《书李伯时山庄图后》），当灵感到来时，“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他注重新颖微妙的趣味，《书吴道子画后》“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的评语，也正是他自己对诗歌境界的追求。这种系统的艺术观，深厚的艺术修养，加上超人的才华，深刻的思想，使苏轼的诗歌形成显著的特色，达到一般人难以企及的境界。
前人评价苏轼的诗，常发出“灵妙”、“空妙”之类的感叹。“妙”是苏诗特有的趣味，它表现为种种新颖独特的感受、巧妙妥帖的比喻、出人意外的联想等等。譬如《和子由渑池怀旧》以“雪泥鸿爪”比喻人生，《和饯安道寄惠建茶》用若干历史人物的性格比似茶的滋味，《寓寄定惠院……》以“朱唇得酒晕生脸，翠袖卷纱红映肉”形容海棠的色彩与质感，《饮湖上初晴后雨》以“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表现对西湖美景的感受，以及《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中“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之化用佛典，《李思训画长江绝岛图》中的“舟中贾客莫漫狂，小姑前年嫁彭郎”之化用民间故事，无不妙想成趣，触处生春。从这些地方特别能够看出苏轼思维的活跃。
在结构方面，苏轼继承了梅、苏、欧以来宋代诗人讲究意脉贯通的特点，诗篇的构成，或以主体的情绪变化为脉络，或以主体所感受到的时间流驶、景物移转为脉络，文理自然。
但他的诗比之前人更少些拘谨，流动感更强，往往在跌宕起伏中，把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
苏轼对诗歌的语言，理论上最推崇自然平淡。他对陶渊明抱有一种近似崇拜的心理，认为陶诗的成就在其他所有诗人之上。这多少包涵着追求平衡淡远的精神状态的意味。但苏轼的性格，毕竟是相当活跃的，所以他虽然写了一部分比较平淡的作品，但并不能停留在这一种境界上。他有很多诗，还是写得神采飞动，色泽鲜丽。像《百步洪》中四句诗一口气用了七种形象来比喻水势的汹涌湍急，颇显得富丽华赡。再如《有美堂暴雨》：
游人脚底一声雷，满座顽云拨不开。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十分潋滟金樽凸，千杖敲铿羯鼓催。唤起谪仙泉洒面，倒倾鲛室泻琼瑰。
写得气势开张，声色喧腾，有典故，有丽藻，绝不是一种朴素平淡的风格。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苏轼弥补了宋诗过于平淡枯瘠的不足。
苏轼诗也很喜欢发议论，古体长篇固然最为突出，就是律诗甚至绝句，也常常在那里讨论问题，发表感想。另外，他有一肚子才学，也难免要拿到诗里来卖弄，有时用起典故来超常地密集，让人读得目瞪口呆。还有些诗，是明显写得粗率不用心的。虽然他才华横溢，天赋过人，多少冲淡了这些缺点，但毕竟对诗歌的形象性会造成损害。
四、苏轼的词
苏轼在中国词史上有特殊的地位。宋人王灼在《碧鸡漫志》中说，词到了苏轼，才“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这是很确切的。虽然在苏轼之前，从相传为李白所作的《忆秦娥》，到范仲淹的《渔家傲》，也有些苍凉刚健之作，但这只是整个文人词史上的个别现象。从晚唐五代到北宋中叶，在文人的观念中，词始终被视为纯娱乐性的“末道小技”，让歌妓唱来侑酒的风流小曲，写来写去转不出儿女情长、离合悲愁的圈子，其语言风格，也因此难脱离柔媚纤巧的樊篱。直到苏轼以雄大的才力、开阔的胸襟进入词的创作领域，才大大开拓了词的题材、意境、风格与表现手法。
苏轼词的题材，正如刘熙载《艺概》所说，“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他既写男女恋情、离合悲欢之类的传统内容，又突破词为“艳科”的狭隘范围，将通常只在诗中出现的田园风情、山水景物、人生志趣、怀古感今以及咏物记事等内容移入词中，并充分利用词的体式上的特点，取得诗歌所难以具有的艺术效果。而最能反映苏轼在词的题材方面的开拓的有二类。一类是写自己的抱负与理想，表现出一种慷慨豪迈的精神，如《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全篇洋溢着报国杀敌的豪情，所选用的词调恰好地配合了这种情绪。另外，如《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回忆自己与苏辙少年英俊之日，自信“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的勃勃雄心，《南乡子》（“旌旆满江湖”）中讥讽迂儒，赞扬“帕首腰刀”的勇士，《阳关曲·赠张继愿》中“恨君不取契丹首，金甲牙旗归故乡”的惋惜，都充满高昂豪放的精神，这在中唐以来，不仅词中没有，诗中也很少有。
另一类是写自己面对自然、感怀今昔之际带有哲理性的人生感受，表现出一种高逸旷达的精神，如苏轼最著名的两首词作：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水调歌头·丙辰中秋》）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寄，一樽还酹江月。（《念奴娇·赤壁怀古》）
前一首作于苏轼因反对熙宁变法而出知密州时，后一首作于他经历“乌台诗案”后，被贬黄州团练副使时，都是苏轼在政治上遭受挫折，甚至经历了生命危险、遭受极大不幸的时期。但这两首诗的感情基调，既不是悲愤激昂，也不是沮丧灰暗，而是从宏大的时空意识中寻求超越。《水调歌头》的开头，把酒问天，今夕何年，乃是对永恒存在的向往；在这永恒存在的对映下，不可避免地变化着月的阴晴圆缺，人的离合悲欢。既然认识到这一点，也就无须自怨自艾。《念奴娇》也是一开始就在上下几千年、绵亘数千里的宏大境界上展开，在这样浩渺的时空框架中，发出人生短暂、功名虚幻的感叹，把人生挫折的懊丧引向高远之处。这种人生哲学虽然缺乏激烈抗争的力量，却也反映了苏轼不甘沉沦的高傲性格。再如《定风波》这样的小令，也在“一蓑烟雨任平生”、“休将白发唱黄鸡”的词句中，交杂着悲凉苍劲和旷达坦荡的情致。在词的历史上，上述二类题材及其精神境界，除了极个别的例外，可以说是从未有过的，它使宋词展现出全新的面貌，而影响了以后许多词人的创作。
苏轼词的风格是多样化的。他的词同他的诗文一样，往往以意为主，任情流泻，故其风格也随着内容特点、情感基调的变化而变化。在前面所举的例文中，如《江城子》的热情浓烈、意气奋昂，《念奴娇》的开阔动荡、雄壮勃发，其风格可以用“豪放”和“高旷”来形容，而苏轼写恋情、写伤感的词，则又委婉而细密。如悼亡之作《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岗。
这首词的情感内涵要比一般写男女之情的词来得厚重，而文笔的萦绕回环、细腻绵密又近似之。而另一首《卜算子》：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写得幽深清绝，每个意象都凸现幽寒的气氛，全词笼罩了一层浓厚的孤独与感伤。再如《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将春日思妇的形象与飘舞的杨花相互映衬，层层渲染一种哀怨的情绪，又写得特别地轻柔细巧。还有一些写日常琐事杂感或田园风情、生活习俗的小词，则转为风趣轻松，像《浣溪沙》（“旋抹红妆看使君”），上阙写人看“我”，是挤挤蹭蹭，“相排踏破蒨罗裙”；下阙写“我”看人，则或收麦或赛神，还有“醉叟卧黄昏”，生活的气氛很浓。
总之，苏词的多样风格，很难加以简单的概括。当然，在这方面苏轼与前人最重要的差异，也是他最重要的贡献，还是在开创了一种与诗相通的、雄壮豪放、开阔高朗的艺术风格。而且，对这种风格，苏轼是有意识追求的。他在《与蔡景繁书》中曾说：“颁示新词，此古人长短句诗也，得之惊喜，试勉继之。”在《与陈季常书》中也说：“又惠新词，句句警拔，诗人之雄，非小词也。”可以说明这一点。
在语言方面，苏轼也是“以诗为词”。当然，文人词在形成过程中，本来受了诗的很大影响，但这种影响主要是使词的语言从俚俗浅易转向典雅华丽，而且汲取范围也很小，由此渐渐发展成词所特有的语言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