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不管怎样，他的诗中总是有一种睥睨俗世的奇气、高扬飞越的人格精神。
抨击时弊之作代表着龚自珍诗歌的一个方面。如大型组诗《己亥杂诗》中，“津梁条约遍南东”一首写鸦片的危害，“不论盐铁不筹河”一首揭发统治者的无能和对民间的搜括；
另外，《馎饦谣》用活泼的歌谣体诙谐地描绘了当时物价暴涨的情况，下面这首《咏史》诗，则尖锐地刻画出士林的卑琐情状：
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
在“金粉东南”，官场士林是一片苟且无聊却自命风流的景象，而这正是清王朝运用高压手段，使“天下之廉耻”被“震荡摧锄”（《古史钩沉论一》）的结果。诗人不禁追问：像田横五百壮士所表现的英雄主义精神，难道在世间已不可复得了吗？这里交杂着对于民族前途的绝望和希望。
更多的诗作，抒发了诗人在自身生活遭遇中的感受。他这样一个思想敏锐、感情和个性强烈的人物，与周围郁闷的环境不可避免要发生冲突；在这种冲突中，他又始终保持着桀骜不驯的姿态。他曾这样吟咏：
贵人一夕下飞语，绝似风伯骄无垠。平生进退两颠簸，诘屈内讼知缘因：侧身天地本孤绝，矧乃气悍心肝淳！欹斜谑浪震四坐，即此难免群公瞋。（《十月廿夜大风不寐起而抒怀》）
“骄无垠”的“贵人”和瞋目而视的“群公”构成巨大的压迫，令诗人感受到在天地间的“孤绝”。这首诗虽是就某一具体事件而发，但在诗人的生活中却有普遍性的意义。因此，在龚自珍诗中，常常会看到浩荡涌发的悲哀：“情多处处有悲欢，何必沧桑始浩叹”（《杂诗》），“百脏发酸泪，夜涌如原泉”（《戒诗五章》），如此等等。但这绝不是弱者的哀号，而是壮士在孤独的抗争中的自伤，在这种自伤中，诗人的精神仍然保持着强大的扩张力。他的诗以奇特瑰丽著称，就是这种精神力量的艺术表现。
黄金华发两飘萧，六九童心尚未消。叱起海红帘底月，四厢花影怒于潮。（《梦中作四截句》之二）
“六九”为阴阳卦象，以指造化循环的劫数。在这里，诗人以自由的梦想幻造出气势磅礴的瑰丽意境。此外，如“西池酒罢龙惨语，东海潮来月怒明”（《梦得“东海潮来月怒明”之句醒足成一诗》），“秋心如海复如潮，但有秋魂不可招”（《秋心三首》），“不容明月沉天去，却有江涛动地来”（《三别好诗》），“今日帘旌秋缥渺，长天飞去一征鸿”（《己亥杂诗》）等等，无不具有想象突兀、辞句奇丽、意象飞动的特点。
甚至，诗人写落花，会是“如钱唐潮夜澎湃，如昆阳战晨披靡，如八万四千天女洗脸罢，齐向此地倾胭脂”（《西郊落花歌》）。在这一类诗中，可以感受到激烈的情绪律动，和诗人的灵魂在重重压抑中飞腾起舞的姿态。
有时候，龚自珍也不能不感受到生活的空茫，想要摆脱种种矛盾的纠葛，尤其是心理上的重压。《寒月吟》之一述欲与妻何氏共隐杭州、幽居以老之意，开头“夜起数山川，浩浩共月色，不知何山青，不知何山白”数句，写出一种凄冷景象和幽忧之情。但他的诗总体上还是表现着奋发进取、冲决奔放的力量。
情诗在龚自珍的集子中也占有一定比例。这固然是其“不检细行”的生活印痕，亦是他在沉闷的人间寻求性情之真、寻求美丽的人生梦想的记录。下面是《己亥杂诗》中的一篇：
能令公愠公复喜，扬州女儿名小云。初弦相见上弦别，不曾题满杏黄裙。
语言很轻快，却是一往情深，写出狂士的洒落之态。而有的诗，则以瑰丽悱恻之笔，描绘若仙若幻的异性风采，如《能令公少年行》中的一节：
美人十五如花秾，湖波发镜能照容，山痕宛宛能助长眉丰。一索钿盒知心同，再索班管知才工，珠明玉暖春朦胧，吴歈楚词兼国风，深吟浅吟态不同，千篇背尽灯玲珑。
这是幻想中的俊侣。《己亥杂诗》中一篇言及秦皇汉武，有所谓“设想英雄垂暮日，温柔不住住何乡？”情成了人生的最后寄托，这和《红楼梦》所写人生感受，有着相同之处。
龚自珍论诗，尝言：“人以诗名，诗尤以人名。……诗与人为一，人外无诗，诗外无人。”（《书汤海秋诗集后》）又称：
“我论文章恕中晚，略工感慨是名家。”（《歌筵有乞书扇者》）
诗的个性和激情是他最为重视的，其余均可不论。他的诗也正是他一生的写照，具有独创和新异的面目。形式上包括古体近体、长篇短章，《己亥杂诗》用三百十五首七言绝句组成，述其辞官南归时经历和平生感慨万端之意，尤为特别；语言风格则有时平易有时深奥，多议论而热情洋溢。他曾说：“欲为平易近人诗，下笔清深不自持。”（《杂诗》）欲平易而不得，是因为他的独特的感受、深邃的思想、复杂而活跃的情绪，需要有异常的意象和语言结构来表现。他的诗，给人以奇丽非凡、纵横浩博的感觉，非汉魏亦非唐宋之貌，完全是龚自珍独有的风格。有些诗写得奥涩，有些诗情绪幽暗，或许与可以指为缺点，但他的天才创造是值得钦服的。当然，这里也有时代的因素，其诗歌的张力，根本上来自不断高扬的个性精神对于封建压抑的激烈冲击。
龚自珍也擅于同，于哀婉绮丽中多嵌崎不平之气。如下面这首《湘月》写作者离开家乡杭州十年中遭受挫折的感怨：
天风吹我，堕湖山一角，果然清丽。曾是东华生小客，回首苍茫无际。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
乡亲苏小，定应笑我非计。才见一抹斜阳，半堤香草，顿惹清愁起。罗袜音尘何处觅？渺渺予怀孤寄。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消魂味。两般春梦，橹声荡入云水。
龚自珍的各方面的创作，既有狂傲的个性、自由的精神，又有深刻的思想和对国家与民族前途的热情，这对于随后的社会发生剧烈动荡时期的文人，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梁启超说：“自珍性詄宕，不检细行，颇似法之卢骚；喜为要眇之思，其文辞犿诡连俶，当时之人弗善也。……虽然，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稍进乃厌其浅薄。”（《清代学术概论》）这里指出了龚自珍的思想学说及人格精神对于清末有志于改革的“新学家”的启蒙作用，也实际证明了自元明以来到龚自珍再到清末民初的思想文化的推进，具有内在的连续性。至于梁氏讥龚为“浅薄”，未免有以“新学”自负的味道。但这又说明了另外一点，即由于清末引进了先进的西方文明，中国的思想界产生了一种跳跃式的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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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儒林外史》、《红楼梦》及其他
乾隆时代文学的复苏与成长、孕育了两部伟大的长篇小说——《儒林外史》与《红楼梦》。这两部小说所描写的人物类型、生活内容很不相同，但它们却也有不少一致之处。《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和《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都是败落的世家的子弟，都具有高度文化素养，特殊的人生经历使他们更清醒和冷峻地看到了世态人情中某些本质的东西，并对社会所宣扬的价值观与实际生活状态的背离，以及统治阶层人物的堕落与虚伪有了更深切的体验。同时，如同《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和《红楼梦》中的贾宝玉这两个核心人物的言行所表现出的，作者对封建正统文化的价值提出了深刻的怀疑，并试图探求某种新的人生方向和精神前途，但他们都无法找到这种新的人生方向和精神前途到底在哪里。在《儒林外史》中，重倡原始儒学的文化精神似乎被当作一条出路，然而吴敬梓分明清楚这是一种虚幻的向往。因之，小说中所写群贤祭祀泰伯祠的聚会不像是庆典，倒像是一场无可奈何的哀悼——到了小说的结尾，这具有象征性的泰伯祠也早已荒芜。对历史、社会与人生的荒芜感，到了《红楼梦》中表现得更为强烈，天生我材无所用、美的理想遭到毁灭的悲哀，始终笼罩着这部精美的小说。虽然作者未必意识到，但他们确实描绘出一种封建末世的氛围，反映了具有新的人生理想的文人在这一时代中的困惑与痛苦。
《儒林外史》与《红楼梦》也是迄今为止最为严肃的小说创作，它们既很少受社会通行观念的影响，也未尝有意迎合世俗阅读趣味，贯穿于其中的，是作者独特的人生体验、深刻的人生思考和倾注心血的艺术创造。同样作为注重写实的小说，像《金瓶梅》中常见的粗糙疏漏，以及缺乏审美价值的性描写，在这两部小说中已不再出现。小说文体便于通过描摹世态、刻画人情来反映人性的真实状态和人类生存处境的优长，得到了进一步的证明，这对中国文学向现代方向的转变，有着重要意义；它们的艺术成就，也启迪了包括许多现代作家在内的后来人。
除了《儒林外史》和《红楼梦》，清中期还有不少其他小说作品，虽然成就较低，但也有值得注意之处，在本章中将一并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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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吴敬梓与《儒林外史》
一、吴敬梓的生平与著作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晚年自号文木老人，安徽全椒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