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什么使她获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呢？
大凡女人，都特别相信运气，她们爱看星座、生肖之类的图书，特别相信自己的命运来自上天的安排。
在很多人的眼中，杨澜的确是幸运的。可是，这种幸运可不是根据现在的女孩们热爱的星座读物推测出来的。
杨澜的幸运更大程度上来说还是她自己为自己创造了机会。
如果杨澜普通话不行？
如果她没有超人的智慧和修养？
在那次招聘中，她会成为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吗？大概不会。经历七轮考试挑选出来的杨澜绝对是当时应试中的佼佼者。
对女人来说，不是运气决定命运，而是能力决定你的将来。因此，一个女人要想获得成功，最重要的还是来自自身的努力，而不是通过一点小运气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的。
对于很多人来说，能在中央台做主持人是一辈子的梦想，如果让她在半途之中退下来，去干别的，十有八九会不情愿，可是杨澜却在她的事业十分红火时做了一个当时让人们不可思议的选择。
1994年，放下中央电视台的“金话筒”，杨澜赴美留学。主持人，至今为止还是一个令许多年轻人羡慕的职业，但是杨澜却一直有一种“恐慌感”：“主持人这个行当有某一种吃‘青春饭’的特征，我不想走这样的一条道路。我相信，如果一个女人不充实自己的话，前程将是短暂的。我后来做制片人和编导，其实都是故意去找苦受。但做到一定的阶段，各种各样的应酬和晚会没完没了，工作的重复性太强，老这样下去也学不到什么新东西，还不如停下来花几年时间踏踏实实充实自己，出去看一看这个世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
杨澜的确是看到了世界是什么样的，在这个过程中，她也更加了解了自己。“在国外读书的时候也挺苦的。但过一段时间，我就觉得艰苦的时光对于人生体验特别可贵。后来做许多人物采访的时候，我也发现了同样的道理，人容易记住艰苦的过程，而顺利事却容易忘记。据说这是因为人在痛苦中会分泌出一些特殊的激素，刺激大脑记忆。”
人们都说，杨澜一直都挺幸运的，刚毕业就进中央电视台了。其实，人生的这一课杨澜在美国给补上了，而且恶补了三年。在美国毕业的时候，她的成绩列在全年级最前面，“当时那种成就感绝不亚于在国内的所谓名气”。
杨澜认为自己比较中庸，她特别羡慕有个性的人。“我很羡慕周围生活中一些棱角更分明、更有创见和个性的人，也愿意结交这一类的人。我经常觉得自己不是一个有才华和极端聪明的人，但我的行为又比较符合这个社会主流。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从小我们受的教育就是要好好读书，遵守纪律，对朋友要友好，要把大苹果分给别人吃。父母按社会公认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来要求孩子，特别是一个女孩子。这样我循规蹈矩，在学校是好学生，在单位是好同志。后来我认识到这种标准给人压上了很大的负担，要让人喜欢你，而且特别在乎别人的喜欢。我的反叛期几乎是到了美国以后才很晚地到来。”
杨澜说，在美国那几年，她最大的收获是思维方式的转变，她发现了世界上原本有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思维方法，完全来自于不同角度来看同样的事物。“这对于我后来制作节目有特别大的好处，我不再那么自以为是，不再以为自己以前一贯接受的那个观点肯定是正确的了。”
作为女人，杨澜在这里留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要对生活和事业有主见，有自己的思考方式。
谁都不会忘记当年那个漂亮美丽、一头直发的杨澜，现在的她有两副面孔，一副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有不少自由时间与孩子在一起；另一副是被形容为“未来之星”的“阳光文化网络电视公司”董事局主席。
从中央电视台的王牌主持杨澜，到美国独闯天下的杨澜，再到凤凰卫视与众名家侃侃而谈的杨澜，最后成就了一位新经济精英。踏入社会之后，杨澜的步伐总是令人吃惊——本已在令人羡慕的位置，她却偏要摇身一变，在一个新的地方展开完全不同的事业。我们很难想象假若杨澜十几年如一日留在中央台的演播室里，她是否还能像今天这样光彩照人。
十年职场中，杨澜脱胎换骨。从一个一头披肩直发的青春女孩，到在美国留着弯曲长发的青春反叛少女，再到香港凤凰卫视那个有着妩媚碎发的新闻主持，现在是成熟、时尚、干练的短发商界丽人。她不再是简单的电视偶像，而是自己，一个参与世界传媒格局转变的掌舵者，一个拥有幸福家庭和事业组合的女人，一个自信、有理念并有机会和雄心实施人生梦想的丽人。
杨澜说：“工作上的事还要做，日子也要过，我这个人比较贪心，想要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如果有人让我选择做一个事业成功的女性，但没有家，我不愿意。”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尤其是一个选择事业又选择家庭的女人来说，要处理好事业与家庭的关系，是要花费一大番精力的。但是杨澜却处理得非常好。
杨澜说：我觉得工作有两种目的，一种是你在工作中得到满足感、充实感，另一种是为了得到别人的承认，或者是为了挣更多的钱。当工作跟家庭发生冲突的时候，我可能会把工作的后半个目的减低些，但是充实感还是需要的。这样精神生活会十分丰富，而且跟得上时代的变化，因为很多东西只有在工作中才能获得。
正因为这样，尽管时常在外，杨澜和她的孩子却丝毫没有生疏感。
现在的杨澜是中国最富的女人之一，对很多女人来说，这也许是一个梦寐以求的梦想。拥有金钱是一种快乐。可是杨澜却并非那种只崇尚金钱的女人。
杨澜说：“卓别林当年刚在好莱坞拿到他第一笔很高的片酬时，当时欣喜若狂非常激动。后来就有一个制片人冷静地对他讲：很多人就是这样一步步毁在钱上的。卓别林于是就问：那怎么知道有多少钱就能毁了我呢？于是那个制片人又告诫他：当你还能理性地支配手里的钱时，就能获得心理上的最大自由，但如果你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花太多的钱时，那就离被金钱毁灭之日不远了。我还能理智地支配钱。”
“挣钱这件事，真的想赚的时候，不一定能够。我的收入已经可以让我过比较舒适的生活了，我也没有更奢侈的要求。钱要用到有意义的事情上，才是好的。”
“《福布斯》杂志的评选排名，恐怕离准确和完整还差得很远，我相信，中国很多事业有成的商人都是比较低调的，像我这么高调，肯定不是好事。其实，这种财富都是纸面价值。我在公司只是拿我作为一个主持人和制片人的收入，而我先生在公司没有盈利之前是不拿工资的，所以我不觉得这些钱会改变我个人的生活，但是对于事业来说，有这样一个开头，我觉得非常高兴，而且希望公司的运行能够越来越好——我们的员工都有公司的股份，我希望他们都能发财致富。”
谈到事业，杨澜说：“以前做主持人，现在自己开公司，两种感觉我都喜欢。如果只是为了挣钱，我大可不必像现在这样——做公司意味着要冒很大的风险，而且，开拓性的市场会面临很多困难。做主持人也好，做‘阳光文化’也好，都是因为自己喜欢，喜欢做文化的、专题的、人文的节目，只是在规模上有所不同而已。而且，我从没想放弃主持人的工作，去年暂停，只是因为我怀孕，而不是忙于创办公司——我总不能挺着大肚子做节目吧。就目前来说，我当然是做主持人容易一点，毕竟做了11年了。”
“以前凤凰卫视的总裁讲过一个笑话，说凤凰卫视工作非常辛苦，以至于后来几个主持人买礼物送给董事长刘长乐的时候，凑钱买了一个榨汁机。我相信我们不会这样。我们公司的工作也是很辛苦的，但是从工资水准来说，在市场上是处于比较上游的。而且，所有工作人员对我们的事业也有文化认同感，不光是为了打这份工。”
人们说，每一个成功的男人后面一定有一位成功的女人。其实，这句话用到女人身上，也是一样的无比贴切。尤其是在杨澜身上，我们明显地可以感受到，一个优秀的男人是如何促进她事业的更好发展的。
在美国，杨澜结识了吴征并嫁给了他，这次选择对于杨澜的生活和事业都是一次转变。用杨澜的话形容，吴征是那种商业素养和文化素养两者都具备的人。在商业运作上，杨澜跟吴征学了很多。
本可以成为第一个非美国成长、在全美三大电视网中任职的亚裔主持人，但杨澜选择了回国，“传媒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环境，在自己的国家可以做的事更多”。当1997年杨澜出现在凤凰卫视时，她成熟了。
之后，杨澜进军商界，她的丈夫起的作用自然不少。除了在事业上两个人配合默契外，杨澜也有着一个十分美好的家庭，这一切都因为选择了吴征这样一个好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