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0年代初可不同，由于百多年来洋人歧视华人的惯性，经济上开始崛起的香港人，仍存在抹不去的“二等英联邦臣民”的潜意识。那时候，雇佣趾高气扬的洋人做下属，是一件颇荣耀的事。
李嘉诚雇佣洋人副手，会不会带有炫耀之意？
听亲戚讲述这么一个故事。某公小时候在洋行做徒仔，扫地、抹灰、煲茶、跑腿。有时为几个小费，为“鬼佬”职员擦皮鞋。此公当时并不觉耻辱，那时在洋行和洋人家做事的人，不管清洁工、园丁、佣人、车夫，都会觉得比操同等职业为华人服务者高人二等。此公发达后，高薪雇了个英国小伙子做他的保镖，为他开车；他坐酒楼吃饭，要英国小伙子站他旁边侍候；他上洗手间，要英国小伙子为他站岗。此公风头大出，一泄心头之恨。这小伙子不觉得有失尊严，因为他酬薪丰厚。可惜好景不长，此公股海翻船，“鬼佬”保镖也请不成。不过此公道：“我再有发达时，还要雇个‘鬼妹’秘书，靓得像‘荷里活’（好莱坞）的艳星，人见人爱，我要让她在我面前乖得像猫，显显我们中国人的‘威水’（威风）！”
用这种方式表现民族意识的觉醒，振兴民族精神，当然并不可取。
李嘉诚雇佣洋人副手，并没有炫耀之意。
李嘉诚曾说：“集团的利益和工作确确实实需要他们。”
70年代初，长江工业的321-分布在北角、柴湾、元朗等处，员工2000余人，管理人员约200位。
李嘉诚为了从塑胶业彻底脱身投入地产业，聘请美国人Er-winLeissner任总经理，李嘉诚只参与重大事情决策。
其后，长江工业再聘请美国人PanlLyons为副总经理。
这两位美国人是掌握最现代化塑胶生产技术的专家，李嘉诚付给他们的薪金，远高于他们的华人前任，并赋予他们实权。
到70年代中期，李嘉诚已控有几家老牌英资企业；这些企业有相当部分外籍员工。李嘉诚并不是没有能力直接领导他们，而是集团超常拓展，他的主要职责在为旗舰领航。
最有效的办法，是用洋人管洋人，这样更有利于相互间的沟通。
还有重要的一点，这些老牌英资企业，与欧美澳有广泛的业务关系。长江集团日后必然要走跨国化道路，启用洋人做“大使”，更有利于开拓国际市场与进行海外投资--他们具有血统、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天然优势。
长实董事局副主席麦理思（CeorgeMagnus）是英国人，毕业于著名的剑桥大学经济系。
麦理思曾任新加坡虎豹公司总裁，因业务关系与李嘉诚认识。
1979年，麦理思正式加盟长实。与香港洋行和境外财团打交道，多由麦理思出面。
李嘉诚器重他，不仅看重他的英国血统、名校文凭，更看重他是个优秀的经济管理专家。
李嘉诚入主和黄洋行，韦理卸职后，李嘉诚提升李察信（JohnRichardson）为行政总裁，自己任董事局主席。
到1983年，李察信与李嘉诚在投资方向上“不咬弦”，李察信离职，李嘉诚又雇佣另一位英国人--初时名不见经传，后来声名显赫的马世民（SimonMurray）。马世民等于是李嘉诚连公司一道买下的人才。1984年，马世民即坐上和黄集团第二把交椅，任董事行政总裁。
除和黄，马世民还先后出任港灯、嘉宏等公司董事主席。
马世民是长实系除老板李嘉诚外，第一个有权有势、炙手可热的人物。
李嘉诚表示：“我一个人没有那么多时间做那么多间公司的主席。”
另外，青洲英泥行政总裁布鲁嘉，也是英国人。
在和黄、港灯两大老牌英资集团旗下，留任的各分公司董事长、行政总裁更达数十人之多。
由此可见，早在70年代初，李嘉诚就已深请用人之道，以洋专家治理长江塑胶。一来洋专家更了解国际塑胶业的形势及其走向，二来使李嘉诚专注于他慧眼看好的地产业，首先解放了自身的生产力。
李嘉诚“以夷制夷”的策略，事实证明大获成功，硕果累累。
李嘉诚的“内阁”可说是最科学的组合，无可挑剔，堪为楷模。
李嘉诚曾郑重地对记者说：“你们不要老提我，我算什么超人，是大家同心协力的结果。我身边有300员虎将，其中100人是外国人，200人是年富力强的香港人。”
300员虎将，除李嘉诚的“近臣”外，便是总部与分公司的负责人，以及在长江系挂职或未挂职的“客卿”。
“客卿”之中，数大牌律师李业广与当红经纪杜辉廉影响最大。
李业广是“胡关李罗”律师行合伙人之一。李业广持有英联邦的会计师执照，是个“两栖”专业人土，在业界声誉甚隆。
人们称李业广是李嘉诚的“御用律师”。李嘉诚说：“不好这么讲，李业广先生是行内的顶尖人物，我可没这个本事独包下他。”
李嘉诚大概说的是实话。
李业广身兼香港20多家上市公司董事，这些公司市值总和相当于全港上市公司总额的1\/4强。
马世民曾是李嘉诚的得力助手，马世民的辞职对李嘉诚来说是一个损失。马世民辞职，究竟为何呢？
马世民1966年到香港工作；长期以来，马氏被人们称为“鸡蛋”，即皮是白色的，心是黄色的--他已相当中国化。他与香港的华人相处很融洽，他儿子在香港证券界工作，他媳妇还是个华人。
但人们最终发现，他骨子里仍是个英国人。
1991年，马世民公开支持民主会的麦理觉人立法局，而麦理觉的对手，是包玉刚大女婿苏海文（奥地利人）支持的华人代表郑明训。
这名立法局非官守议员的席位，是由香港总商会选举产生的。麦氏与郑氏在商会的拥趸势均力敌。突然间，有一批亲英的公司加入总商会，令麦氏的选票急增。事后被揭发这些公司与和黄关系甚密，故怀疑是马世民“作大”票数。
这事令李嘉诚十分尴尬。李氏奉劝马氏，不要直接介入政治，这对生意没有好处。
不料，“马仔”又一次令老板尴尬不已。彭定康到港没多久，就抛出政改方案，掀起轩然大波。中国政府痛斥彭氏政改方案，香港左派报纸《文汇报》、《大公报》连篇累牍抨击彭定康的险恶用心。香港的大部分商家，尽可能保持沉默，既要考虑1997年后，又要面对英人治港的现实。即使要表态，也都是说一些希望平稳过渡，继续保持香港繁荣稳定的不含锋芒的话。此时，李嘉诚正在内地大举投资，开始尽量地与彭定康保持距离，不急于率先表态。偏偏马氏不识时务，接受英国《卫报》采访，公然声称站在彭督一边。
马世民被某些香港传媒称为最敢表白自己政见的商人。他说许多华商甚至英商，明明心里是这样想的，为了能继续留在香港和内地做生意，说出来的话却是那样的，有的人就干脆做哑巴。马世民敢称彭督是他心中的英雄，可望被彭督提携进行政局做议员大人。
马世民在9月离职后，接受美国《新闻周刊》访问，他否认他投机政治，渴望从政；但他承认他与李嘉诚在政治上分歧的事实。
“李（先）生会想我（在政治上）收声。做生意的，若对当地政治发展感到兴趣，会错失很多资讯，做生意的态度也受影响；话虽如此，我却无意在政治上多花时间。”
“这是我们私人间的事。”马世民解释道。但舆论普遍认为。以马氏大集团行政总裁的身份，又未得到老板的肯许，匆匆发表可能闹得满城风雨的政见。实在是不妥，至少令李嘉诚心中不快。
李嘉诚曾说过，香港信心危机再次泛滥以后，似乎不走，留于香港就是坐守待毙。长实集团，九成以上的董事都主张迁册，就李氏一人坚决不同意。结果，全系各公司没有一家迁册海外。
马世民承认他是主迁派，但他不承认他阻挡老板在中国内地大举投资。“我确实不赞成在内地搞货柜码头。因为1997年后，香港成为中国的一个特区，我们在香港货柜码头坐大，深圳又搞一个，等于抢香港的生意，自己打自己。我是从商业上考虑的，绝不像凯瑟克家族那样害怕共产党。”
就算马氏说的是真话，李嘉诚会派拥护彭定康的铁杆分子赴内地与中共各级官员打交道吗？显然不现实。
李嘉诚签署上海货柜码头投资计划，“斟掂”深圳盐田港计划，都是把马世民晾在一边，带领华人助手进行的。李嘉诚过去对收购来的英资公司，不但保留英人，还继续招聘英人，实行“以鬼对鬼”。现在，李嘉诚向高层表示，和黄以后请人，要多用本地人，并且通晓普通话是必要条件--这很清楚地表明，他的投资大计是放眼中国内地。
马世民的失宠，是意想中的事；他即使“不识相”呆着不走，也至少完成了大半历史使命。
据市场保守人士估计，马世民离职前，在和黄的年薪及花红有1咖、万，这相当于港督彭定康年俸的4倍多。至于马氏的非正常性收入，则很难计算。李嘉诚为了增强下属对集团的归属感，往往会给他们以低价购入长实系股票的机会。就在马世民离职的9月中，马氏就得以用8.19港元\/股的价格购入160多万股，当日就按23.84港元的市价出手，净赚2500多万港元。
各公司都对高层年薪保密。从1994年起。联交所及证监会要求各上市公司公布前五名高层人员的年薪。1995年，和黄董事总经理霍建宁的年薪为2100万港元。如扣除这两年多工薪的涨幅，那么马世民在任时的年薪会超过1000万。
政治观点的分歧，是原则的分歧，尤其是这种分歧影响到整个商业运作，影响到公司的利益，因此，“挥泪斩马稷”现代剧的上演就在所难免。从李嘉诚对马世民的厚待可以看出，李嘉诚是极为倚重马世民的。马世民为和黄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李嘉诚对他的回报也是以德报德。因此，两人的分手，两人都会难过，两人都是损失；但事业为重，利益为重，两人又不能不分手。
“钱靠大家来赚”是李嘉诚的一句口头禅，也是他为人做事的行为准则。
武林至尊，杀敌于无形；商海至圣，不战而屈人。二者异曲同工。李嘉诚的经商之道，仔细探究，不难从中发现其高超的商谋韬略，回顾其收购港灯的案例，就可得到“王者李嘉诚”的印证。
从1986年开始，李嘉诚就不遗余力地帮助中资，为他处理好与内地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李嘉诚首先帮助荣毅仁之子荣智健借壳上市，令中信泰富迅速扩张。
尔后，李嘉诚又帮助荣智健收购恒昌行，这是香港收购史上最大的一宗交易，中资自此令香港股市刮目相看。
恒昌行的正身是恒昌企业有限公司，创立于1946年，历史悠久，信誉卓著，业务范围广，是华资第一大贸易行。创办人之一是前恒生银行董事长何善衡。何善衡年事已高，后代又无意涉足商界，故萌生出售之意。
若无此传言，市场无人敢觊觎恒昌。恒昌整个集团资产净值高达82.73亿港元，经营状况良好，三大股东拥有绝对控股权（何善衡30%，梁球琚2596，何添15%，共计65%），外强无任何可乘之机。
1991年5月，郑裕彤家族的周大福公司、恒生银行首任已故主席林炳炎、中漆主席徐展堂等成立备贻公司，提出以254港元\/股的价格向恒昌全面收购，涉及资金56亿港元。
据市场披露的消息，备贻的三大股东已事先做出三分恒昌的瓜分计划：郑裕彤得恒昌物业，林氏家族得恒昌汽车代理权（代理日本本田、日产、五十铃及美国通用汽车经销权），徐展堂则取恒昌的粮油代理等业务。
此时的荣智健、李嘉诚也在紧锣密鼓地策划收购，暂且按兵不动，秘而不宣。
备贻想获成功，非得恒昌大股东支持不可。然而大股东首先就不满买方的“拆骨”企图，不待进入价格谈判，就关闭幕后洽商的后门。
以中泰为核心的新财团，立即加入收购角逐。新财团Great-Style公司共有9名股东组成，前6大股东是：荣智健任主席的中泰占25%，李嘉诚占19%，周大福占18%（郑裕彤倒戈加盟），百富勤占8%，郭鹤年的嘉里公司占7%，荣智健个人占6%。
1991年8月初，GreatStyle向恒昌提出收购建议；作价336港元\/股（高出备贻82港元），涉及资金69.4亿港元。经过一个月的洽商，双方于9月3日达成收购协议。至9月22日，香港收购史上最大的一宗交易，为荣智健、李嘉诚等合组的财团完成。
中泰控得这间贸易巨人，遂成为香港股市的庞然大物，市值至1992年初膨胀到87亿港元。香港股市一直视中资股为无物，此番却不得不刮-目相看。正所谓“十年惨淡经营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
1992年1月，中泰宣布第三次集资计划，配售11.68亿新股，集资25亿港元。甩以收购未持有的恒昌6496股权。荣智健突然向其他股东全面收购，市场议论纷纷，有人说荣过桥抽板，有人说事先与李嘉诚等通过气。
李嘉诚极为爽快地接受了荣智健的收购条件，将手中所持恒昌股作价15亿港元售予荣智健。恒昌一股，李嘉诚名利双收，既赢得帮衬荣公子的好名声，又获得实--售股盈利2.3亿港元。荣智健完成全面收购后，中泰不仅成为红筹股（中资股与国企股的统称，还于1993年上半年进入蓝筹股（恒生指数成份股，由33种上市公司股标编算恒指，均为各类上市公司的代表股票）。
李嘉诚与荣智健联手合作，成为股市佳话。“与人方便，自己方便”。既让朋友挣了钱，自己也有的赚，这样的事，李嘉诚最乐意做，也经常做。这一方面衬映出其仁和之心，另一方面也折射出李嘉诚通晓大义、长袖善舞、料机运谋、长久发达的深谋远虑。
在这场香港有史以来最大金额的收购战中，李嘉诚审时度势，伺机出击，再次显示出超人风范。沉得住气，是李嘉诚的强烈鲜明的个性；有人评说，李嘉诚的“耐”功炉火纯青，已成为他以静制动、百战不殆的致胜法宝。
李、荣筹划收购恒昌行时，已让备贻占得先机。
然而李嘉诚对香港商界圈子内的人和事十分熟稔。他立即冷静地分析备贻与恒昌的态度及形势。
当他得知备贻的“拆骨”计划时，立刻喜上眉梢。因为他太了解何善衡、梁球琚和何添这3位商界老行尊老前辈的心理了。
这几位老人都曾经是商场中叱咤风云的英雄，也创下了辉煌的业绩。只是年事已高，第二代又无意继承商业，才做出售的意向。
恒昌行是老人一生智慧和勤劳的结晶。老人出售恒昌行，是希望它能够完整保留下来，并且发扬光大。在此前提下，哪怕价格低些，都好商量。老人不缺钱用，也无意再搏击商海。
因此备贻意欲“拆骨”三分天下，恰好犯了老人的大忌。老人情愿不卖，也不会眼睁睁看着自己创下的江山分崩离析，心血付诸流水，从此化为乌有。
李嘉诚私下坦言断定，备贻肯定会头撞南墙无功而返。而且备贻绝无恶意收购的胆略及实力，纵是有此恶意，以老人的倔脾气，殊死抵抗，备贻的胜算实在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