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九世纪那些科幻先驱者笔下，就已经有了对这一隐含伦理的批评。科幻小说的开山之作，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便塑造了一个刻苦钻研生命奥秘，但完全不计后果的科学家。由于作者是在基督教语境下创作的这部小说，所以，我们能够看到许多涉及教义的文字。但如果不管这些特定的文化背景，而从最普遍的人性出发判断的话，那么，弗兰肯斯坦的问题在于他随意塑造出一个生命，但完全不考虑其生活前途。就象一个青年随意养下私生子，却不负责其生活一样。这种不负责任导致那位被制造出来的巨人心灵扭曲，与创造者为敌，进而与人类为敌。可以这样认为，弗兰肯斯坦进行的这项研究，从纯科学的角度看不出任何问题，并且是成功的，但它逾越了一般的社会道德。反观前不久雷尔教派制造的克隆人事件，美国法庭考虑的第一件事便是，假如真有这么一个克隆婴儿，仅仅作为实验成果而诞生的话，他应该置身于法律的保护之下。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哪怕它只是产生于实验室中。
稍晚时候，斯蒂文森在《杰基尔博士与海德先生》（又译《化身博士》）里，也讲述了一个随意科研的不良后果。医学博士杰基尔发明了一种药物，可以将人性中的善恶两面截然分开。他在自己身上实验这种药物，于是性格分裂，一段时间会变成凶恶的海德先生，一段时间又变成文明的杰基尔本人。而且产生了药物依赖，不得不经常服药维持这种变化。最后，他在处于“杰基尔”人格控制下时服药自尽。由于在这部作品里，杰基尔随意实验的受害者只是他本人，所以读者多少能够对主人公给予一定的同情。
一代科幻宗师凡尔纳并没有专门撰写过反科学主题的作品，但出于他对科学事业的深入了解，也会在一些作品里透露出自己的担忧。在《大炮俱乐部》这部作品的开头部分，凡尔纳以反讽的笔调，开列大批数据，描述火炮技术的发展史。在这些未必属实的数据里，炸死的士兵和马匹的数量成为衡量技术进步的唯一标准。凡尔纳的后期作品《征服者罗比尔》是对航空技术进步的歌颂。作为小说里不重要的旁枝，作者虚构了“世界上第一次空袭”、“世界上第一次空战”。虽然在这些情节里，拥有先进技术的是正义一方，但作者还是在言语间表露了自己的担心。并且，在这部作品的续集《世界主宰》里，罗比尔终因拥有超级技术而自我膨胀，开始与人类为敌。
和上面这些描写科学研究不良后果的作品不同，《伦敦的毁灭》直接描写了过度工业化所导致的灾难，可以说是警示环境问题的早期代表作。在这篇写于一八九二年的科幻小说里，作者罗伯特巴尔以伦敦为背景，虚构了一场由持续大雾引发的巨灾，死亡者达数百万众。而其所解释的灾难原因，和现实中完全一致。当然，这是一篇在科学乐观主义占主流的时代里写下的小说，所以，作者用了倒述的方式，由一名生活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老人回忆那场灾难。而在老人生活的年代里，青少年完全看不到伦敦的雾，只能从历史记录中找到它的踪影。不过，现实比作者的虚构整整晚半个世纪：伦敦烟雾事件发生于1952年，1956年英国通过了净化空气的法案。而又过了几十年，伦敦才彻底告别了环境污染。
科幻宗师威尔斯在《首批来到月球的人》当中，也表达了某种反科学的思想。他笔下的月球人社会，拥有远比地球人类发达的科学技术。月球人在幼年时，都经受过鉴别，以确定它们适合什么样的工作。然后便被分门别类的训练和改造。“每个公民都知道自己的地位。他生下来就是那个地位，他所受的精心训练和教育与他接受的外科手术，使他最后完全适合他的地位，因而他既没有超出那种地位的想法，也没有超出那种地位的器官。” 《威尔斯科幻经典——摩诺博士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316页。这部著作发表于1904年，比最早的反乌托邦小说《大机器停止转动》更早。威尔斯当时的文学地位，足以使这部作品影响到那些反乌托邦作家的创作。
在《摩诺博士岛》中，威尔斯更对“科学无禁区”的信条表示了怀疑。这是科幻史上以对科学表示怀疑为主题创作的早期作品。小说里的摩诺博士是一个狂热的生物学家，因为对动物作活体解剖，引起社会公愤，被逐出文明社会。他和助手蒙哥马利隐居在一个荒岛上继续自己的研究，并且成功地把动物改造成有些许智慧的“兽人”。在这个过程中，兽人们承受着无法言传的巨大痛苦。作者通过遇难者普拉迪克之口，遣责了摩诺博士：如果摩诺哪怕有一点明智的目的，我也至少会对他稍表同情的。对于痛苦，我并不是那么神经质的。如果他的动机哪怕是来自于憎恨，我也会稍稍宽恕谅解他的。可是他竟然是那样不负责任，那么十足地草率粗鲁、漫不经心。他的好奇心，他的疯狂的，漫无目标的研究，驱使着他做出这些事情来。威尔斯《摩诺博士岛》广西师范出版社出版，101页
第六卷：科幻与科学 第六章：沉重的科幻主题——反科学思潮（3）
第三节：反乌托邦名作
上面这些作品，均创作于科学技术的上升时代，是在乐观主义底色下渗透的一点点警示。它们往往是“小叙事”，只涉及个人、局部、个别灾难，描绘的是整体正确的科学事业进步中出现的一点点小偏差。到了二十世纪，这份乐观被许多科幻作家抛在脑后，反科学思潮在科幻小说中得到了直接和充分的体现。在二十世纪前半叶，反乌托邦小说是这一倾向的集中代表。
“面对威尔斯对进步的信仰，特别是他后期小说中大力宣传的乌托邦理想社会主义，文学派则针锋相对地提出反乌托邦。最近文章中一直称之为‘反面乌托邦’，此语即希腊语‘病的’、‘坏的’意思。这些文章认为科技的进步非但没有给社会带来好处，反而每况愈下，更不要说完美了……”詹姆斯冈恩《科幻之路》二卷，20页，福建少儿出版社出版。
反乌托邦的先驱，是英国作家福斯特创作的一个短篇《大机器停止运转》。1909年发表于《牛津和剑桥评论》秋季号上。小说将背景放在未来某个不确定的年代。那时，地面上已经无法生存，人类只能戴着防毒面具才能上来。在原子能还没有被发现的年代里，福斯特设想不出什么样的巨祸能够给地面带来这样的破坏，干脆便隐去原因不表。完全生活在地下的人们由一个无所不包的机器系统结成一体，没有国家、民族之别。这个背景设置，意味着作者要描写一种全人类共同面对的处境，而非只是某国某族的“私事”。人们住在完全一样的个人房间里，“北京和希伯来一样”。在大机器的饲候下，人们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通过类似电视电话的装置随意和千万里之外的人打交道，一个人可以认识几千人，但从不面对面交往。生下的孩子都交有机器哺养，亲情淡漠。一本大机器的使用说明书象圣经般摆在每个人的家中。
小说主人公是一位叫凡许蒂的中年妇女。她的儿子库诺已经成年，生活在另外一个大陆上。两人经常几个月不直接见一面。有一次，库诺通过通讯设备，一定要求直接面见母亲。他告诉母亲，自己曾经上过地面，看到那里有人生活在原始环境里，并且感受到了不依赖机器的自然体验。凡许蒂闻言，斥责孩子大逆不道，只有以大机器为依归才能有文明幸福的生活。几个月后，大机器慢慢停止转动，已经失去独立生活能力的人类无计可施，走向灭亡。
福斯特是标准的文人，对科学技术并不在行。小说里的技术描写只有轮廓缺乏细节。不过这并不重要，“大机器”只是作为科学技术的隐喻出现在小说里。作者生动地描写了人类对机器的依赖。这种依赖已经形成了宗教般的狂热：“他们竭力陈述：‘机器供我们吃、供我们穿、供我们住、通过机器我们得以互相通话、互相见面，有了机器，我们才得以生存，机器是思想的朋友，怀疑的敌人。机器是万能的，永久的，神圣的。’不久，这一训谕就被印在书的扉面，在随后的版本中，这一仪式变成了复杂的赞美和祈求的形式。人们小心地避免提到‘崇拜’这一字眼，从理论上讲，机器仍然是人的创造物和工具，但事实上，除了少数倒行逆施的人，所有人都把它当作神一样来崇拜……”（同上，49页）
除了这种反讽的形式，作者还通过代表人性挣扎的库诺之口，直接表达自己的思想：正在死去的是我们，这儿唯一真正活着的是机器。人创造了机器来按照我们的意愿办事。但现在我们办不到了，它已经剥夺了我们的空间感觉和触摸感觉，它混淆了每一个人的亲属关系，它使亲情淡漠到仅剩肉欲，它使人们头脑空白，四肢无力。现在它又使我们对它顶礼膜拜。（同上，43页）
与后世反科学思潮代表人物的论述相比，这些观点可能不算深入或者新奇。但考虑到它产生于二十世纪之初，我们仍然要钦佩作者的远见。
反乌托邦作家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认为科学技术导致了个性、多样性、丰富性的抹杀。这或许是把科学进步与工业化大生产必然结合起来的原因吧。在《美丽的新世界》里，赫胥黎就将两者直接结合在一起，让小说里的人类干脆使用“福特纪元”，将流水线生产的发明人视为新的耶稣基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