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典型的方法就是“师心自用”与“必求古训”。前者以陆王之学为代表，后者泛指各种治经之学. 对此，严氏关于科学思想的提倡可说是对症下药的. 他的可贵之处在于意识到问题的性质，且自觉地当作民族复兴的根本途径，身体力行予以推广. 严译八大名著中，《穆勒名学》、《名学浅说》二部就属于这种著作.它尽管未必有《天演论》那样迅即的社会效果，但对科学精神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文化的理性化功不可没.严译也包括其他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学术名著，如《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法意》等，其内容虽不是自然科学，但它们也多系用经验求证的方法写出，有别于浪漫主义在这些领域的观点，是近代社会科学的
①严复：《〈原富〉. 译事例言》。
②严复：《救亡决论》，《严复集》第１册，第４５页. 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
-- 391
中国哲学初步５８３
著作. 故王国维说严复的追求是科学的.维新时期，严复提出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三大任务.“鼓民力”非纯思想的任务，“开民智”是严复所致力的. 至于“新民德”
，则开了个头，即对自由意识的初步阐发：“夫自由一言，其中国历古圣贤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为教者. 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
①. 严氏最著名的命题便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接过这个课题予以深化、扩展的是梁启超.
三、梁启超：道德——政治启蒙
在启蒙思潮的每个主要阶段及主要领域，几乎都有梁启超活跃的身影. 他追随过康有为讲今文经，效法谭嗣同讲“应用佛学”
，但最体现其思想特色的，则是１８９８年（维新失败）以后至１９０３年以前在《清议报》、《新民丛报》上发表的引介西学的文章.其所讲内容虽不比严复精纯，但范围更广.且严的重点是“开民智”
，梁的重点则是“新民德”。梁氏“以为欲维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中国之不振，由于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查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本源”
②. 在其《新民说》中，民德、民智、民力同政治、学术、技艺是对应
①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１册，第２—３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②转引自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４２９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
-- 392
６８３中国哲学初步
的，且民德在民智之先. 其“新民说”实即道德——政治启蒙理论.１９０１年底至１９０３年，也即与“新民说”系列文章发表的同时，梁启超作了各色各样的“秦西学案”
、《霍布士学案》、《斯尼挪莎学案》、《卢梭学案》、《天演论初祖达尔文学说及其传略》、《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等. 还有西方名人传略：《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匈牙利爱国者噶苏士传》、《新英国巨人克林威尔传》等. 这些题材比严复更多地突出了政治、道德方面的内容. 它与“新民说”是互为表里的.梁启超突出的新道德观念有公德与自由两大问题. 公德相对于私德而言，“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
，两者系依道德的不同社会功能而区分的.“今试以中国旧伦理与泰西新伦理相比较：旧伦理之分类，曰君巨，曰父子，曰兄弟，曰夫妇，曰朋友；新伦理之分类，曰家族伦理，曰社会（即人群）伦理，曰国家伦理. 旧伦理所重者，则一私人对于一私人之事也；……新伦理所重者，则私人对于一团体之事也.”
①梁认为，英法美等国的近代自由制度，正是据以利群为精神的公德观念确立的，而中国传统最缺乏的也正是公德观念.“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
①梁启超：《新民说. 论公德》，《梁启超选集》第２１３—２１４页，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
-- 393
中国哲学初步７８３
新民出焉矣！“
①
《新民说》中的《论自由》，把自由作为奴隶意识的对立物加以肯定，强调“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他把自由分为政治、宗教、民族与经济四类，把欧美近代史看作因争自由而致改革进步的历史. 梁氏还特别注意自由与法律的关系，指出有立法保障、同时也能守法的自由才是真自由，从而把自由同公德精神联系起来，以纠正任何个人借自由侵犯他人与社会利益之病. 针对中国传统，要真正发扬自由精神就得破除诸种奴隶意识，它包括为古人、世俗、境遇以及个人情欲之奴隶四种. 自由精神是梁氏所期望的新民须具备的根本道德精神.在讲卢梭与康德时，梁启超也依自己对自由的理解来发挥，但由于两文写作时间不同，前者写于１９０１年底，正是梁启超的政治思想趋激进期，而后者写于１９０３年至１９０４年，思想趋于保守，故前者着重的是自由的权利意识，后者着重的则是义务意识. 他对西方道德的理解归根结底系指向政治问题. 王国维曾尖刻地批评说，法国自然主义在中国虽引起“学海波涛”
，“然附和此说者，非出于知识而出于情意，……
聊借其枝叶之语以图遂其政治上之目的耳“。
而其时许多“杂志本不知学问为何物，而但有政治上之目的. 虽时有学术上之议论，不但剽窃灭裂而已，如《新民丛报》中之汗德（即
①同上，第２１６页.
-- 394
８３中国哲学初步
康德——引者）哲学，其纰缪十且八九也“
①.撇开王氏个人立场不论，他指严复重科学而梁启超为政治是一语中的的. 如果以严、梁二氏为起点看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大致可归为实证主义与浪漫主义两大思潮. 前者是强调科学、逻辑、经验、效用；后者着重人生、道德、情意、理想. 广义的实证主义思潮包括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等，进化论也属其中；浪漫主义则包括浪漫派、自然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等. 不能说，两大思潮内部流派间没有分歧之处，而是对于当年思想界而言，关注的多是大思潮的一般特征而非枝节性的差别. 两大思潮在中国流行有它现实的社会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它迎合了当时的中国人改善物质环境及重构社会理想的需要. 因此，西学东渐，既是新文化战胜旧文化的决定力量，也为新文化的转换提供了新的参照系统.
四、王国维：纯哲学的立场及其矛盾
以文史名家的王国维，在世纪之交曾对西方哲学下过一番苦功. 其造诣之高并不为同时代人所闻，但后来传开之哲学文字，却足见其思考之深邃及思想之敏锐. 借王国维可以探测其时西潮之深度.从对严、梁等人的批评可知，王国维有他的立场. 不满足于严复，是因为严复虽然引介了他学得最好的西学，但他
①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静安文集》第９５页，《王国维遗书》第５册，上海古籍版.
-- 395
中国哲学初步９８３
的整个心志是科学；讥讽康、梁等人，是他们假学术为政治之工具，无学术之真诚. 两者的共同点，都是不同程度上带着功利的心态对待学问，即以学术为工具而非目的. 而在王氏看来，这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毛病之一：
“披我国之哲学史，凡哲学家无不欲兼为政治家者，斯可异已. ……夫然，故我国无纯粹之哲学. 其最完备者，唯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耳. 至于周秦、两宋之形而上学，不过欲固道德哲学之根柢.其对形而上学且然，况于美学、名学、知识论之冷淡不及之问题哉.”
①
“西洋人之持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 ……故言之多自然之理. 吾国人之所长宁在于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至于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之也.”
②
严复那种“科学”精神之所以也不为王国维所欣赏，就是因其经验主义也具太实用的嫌疑. 正是政治的、道德的或实用的心态，使得传统不能发展出纯粹的哲学，同时也就不能有其他纯正的学术与文艺. 而在西学东渐、正当扭转此积习之转机时，王氏又感叹：“况近年之留学界，或抱政治之野
①王国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静安文集》第１０２页，《王国维遗书》第５册，上海古籍版.②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静安文集》第９８页，《王国维遗书》第５册，上海古籍版.
-- 396
０９３中国哲学初步
心，或怀实利之目的，其肯研究冷淡干燥无益于世之思想问题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