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难理解，实际上已经知道事前和当时情况的后世的批判者，当他在考虑当事者不了解的情况中，哪些情况的可能性较大时，他本来不应该受多知道的材料的影响。可是我们认为，要想完全抛开多知道的材料，如同要抛开结果一样，是不可能的，其原因也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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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批判者赞扬或指责某一具体行动时，站到当事者立场上去的可能性是有一定限度的。在很多情况下，批判者在这方面能够满足实际要求，但在有些情况下，却完全不能满足，这一点不能不注意到。
但是要批判者同当事者完全一致，既不是必要的，也不是可取的。在战争中象在一切技术和艺术活动中一样，需要的是经过锻炼的禀赋，这样的禀赋称为造诣。当事者的造诣有高有低，高的往往比批判者的要高，哪个批判者敢说自己具有象腓特烈大帝或拿破仑这类人物的造诣呢？因此，如果对一个具有伟大的才能的人可以进行批判，那么就不能不允许批判者利用比当事者知道得多的这个有利条件。所以，批判者在对伟大的统帅进行批判时，不能象验证算术例题那样，用伟大统帅用过的材料对他完成任务的情况进行检验，而是首先必须根据伟大统帅所取得的结果和他对事件的准确估计，来鉴赏他卓越的天才活动，了解他天才的眼光所预见到的事物的本质的联系。
而且，不管当事者的造诣如何，即使是最低的造诣，在对它进行批判时也必须站在较高的立足点上，以便掌握丰富的客观的判断根据，尽量避免主观，避免把自己有限的智力作为批判的尺度。
批判时站在这种较高的立足点上，根据对问题的全面了解进行赞扬和指责，这本来不致引起人们的反感，但是如果想突出自己，把经过全面了解以后所获得的全部高超见解，都说成好象是自己天才的表现，那就会使人反感了。尽管这种骗人的作法很容易看穿，但是虚荣心却很容易诱使人们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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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因此很自然地会引起别人的不满。更常见的是，批判者完全不是有意要自吹自擂，只是没有特别注意防范，以致被性急的读者认为是自夸而立即予以非难，说他没有批判能力。
因此，当批判者指出象腓特烈大帝或拿破仑这类人物的错误时，并不是说批判者本人就不会犯这种错误，他甚至可能承认，如果他自己处于这些统帅的地位，也许会犯更大得多的错误；这只是说他根据事物的联系发现了这些错误，并指出当事者用自己的智慧本来是应该察觉这些错误的。
这就是根据事物的联系进行的判断，也就是参照结果进。。。。
行的判断。但是，如果只简单地用结果来证明某种措施是否正确，那么结果对判断就有一种完全不同的作用。
这种判断，我们可以称为根据结果进行的判断。初看起来，这种判断似。。。。
乎是完全无用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象１８０７年弗里德兰会战后拿破仑迫使亚历山大皇帝媾和３１，以及１８０５和１８０９年奥斯特利次和瓦格拉木会战后迫使弗兰茨皇帝媾和３２一样，１８１２年拿破仑进军莫斯科时，一切都取决于能否通过占领这个首都和以前的胜利促使亚历山大皇帝媾和。因为如果他在莫斯科不能迫使亚历山大媾和，那么他除了撤兵以外就没有别的办法，也就是说他遭到了战略上的失败。
我们不想谈拿破仑为了到达莫斯科曾做了些什么，他是否错过了很多可以促使亚历山大皇帝下媾和决心的机会３３，我们也不想谈拿破仑在撤退时是如何狼狈不堪（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也许就在于这次战局的指挥）。
但是，问题依然如故，因为即使拿破仑在进军莫斯科的过程中获得更辉煌的战果，仍然不能肯定亚历山大皇帝会感到恐惧而媾和，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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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退时的损失并不那样惨重，但总是战略上的一个大失败。
如果１８１２年亚历山大皇帝签订了不利的和约，那么这次战局也就可以同奥斯特利次、弗里德兰和瓦格拉木会战相提并论了。
反之，如果这几次会战没有签订和约，那么拿破仑可能也会遭到类似１８１２年的惨败。
因此，不管这位世界征服者如何努力，如何机智，如何聪明，决定战争最终命运的问题依然如故。难道人们根据１８１２年战局的失败，就可以否定１８０５、１８０７和１８０９年的战局，断言这几次战局都是不智之举，其胜利不是理所当然的？
难道人们就可以认为１８１２年的结果才是战略上理所当然的，才是幸运没有起作用？这种看法恐怕是非常勉强的，这种判断恐怕是非常武断的，可能有一半是没有根据的吧！因为沿着事件之间的必然的联系，没有人能够看到战败的君主的决心。
然而我们更不能说，１８１２年战局本来应该取得与前几次战局相同的结果，其所以没有取得这种结果是某种不合理的原因造成的，因为我们不能把亚历山大的顽强看成是不合理的。
比较恰当的说法是，拿破仑在１８０５、１８０７和１８０９年对敌人的判断是正确的，而在１８１２年对敌人的判断是错误的，在前几次战局中他做对了，而在１８１２年他做错了。
我们所以这样说，因为结果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我们说过，战争中一切行动追求的都只是可能的结果，而不是肯定的结果。那些不能肯定得到的东西，就只好依靠命运或者幸运（不管把它叫做什么）去取得。当然，人们可以要求尽量少地依靠幸运，可是，这只是对某一具体场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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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在具体场合可以尽量少地依靠命运或幸运，但并。。。。。。。。。。。。。。。。。。
在当事者不得不依靠命运的情况下，他个人似乎既没有任何功劳，也不负任何责任。尽管如此，当我们看到他的希望实现时，就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看到他的希望落空时，又会感到不愉快，我们根据结果作出的（更确切地说是从结果。。。。。。。。。。。。。。。。。。
中找到的）对当事者正确与否的判断，正是我们这样一种感。。。。。。。。。。。。。。。。。。。。。。。。
觉的表现。。。。。
但是，不能否认，当事者的希望实现时所以令人兴奋，落空时所以令人不快，这是由于存在着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似乎凭幸运得来的结果和当事者的天才之间有一种微妙的、不易看出的联系，而且我们也很乐意设想这种联系确实是存在的。如果一个当事者经常胜利或失败，我们对他的感觉就逐渐加深而变得更为固定了，这就为上述见解提供了证明。从这里可以看到，为什么幸运在战争中要比在赌博中高贵得多。
一个幸运的统帅只要在其他方面没有损害我们对他的好感，那么我们就乐意考察他的事迹。
因此，在批判时，当人的智力所能推测和论证的一切都已考虑过以后，凡是深藏于事物之中的神秘联系没有通过明显的现象表现出来的那一部分，就只能让结果来说明了。批判者一方面应该维护这种根据结果进行的判断，使它不受粗暴意见的非难，另一方面应该反对滥用这种判断。
凡是人的智力所不能确定的东西必须根据结果进行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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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在确定精神力量及其作用时主要就是采用这种判断，这一方面是因为智力对它们很难作出可靠的判断，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们同人的意志的关系很密切，很容易左右意志。如果是恐惧或勇气左右了决心，那么在决心和它们之间就找不出任何客观的东西，因而在凭智慧和推测来判断可能的结果时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作根据。
现在我们还必须对批判的工具，即批判时使用的语言进行一些考察，因为批判时使用的语言同战争中的行动是一致的。批判无非是一种思考，它和行动以前应该作的思考是一样的。因此，我们认为，批判时所使用的语言和战争中的思考具有同样的特点，这一点特别重要，否则，它就会失掉实际意义，不能成为使批判走向现实的桥梁。
我们在考察作战理论这一问题时已经说过，理论不应该给指挥官提供死板的条文和体系作为他们智力活动的工具，理论应该培养战争中指挥官的智力，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培养过程中起指导作用。
如果说在战争中判断某一具体情况时，不需要也不允许象几何学那样使用补助线，如果说在这里真理不是以体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如果说真理不能间接地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