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对自己生命的更自由更深入的体验和发现，有可能发生于限制之中和审问之下，但也可能受阻于此。因为我们在现实中，所持有的道德观念，通常是既定的，有的甚至是先验存在的，它在冥冥之中更可能阻断我们对于生命更广阔的认识。文学艺术史不乏其例，一些看似离经叛道的作品，在谩骂声中比谩骂者更深刻地也更高尚地道出了生命的奥秘。
我对《十作家批判书》的批判
《十作家批判书》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通体散发着类似于《中国可以说不》似的做秀味道，初看让人眼晕，细看让人作呕。本来其中有几篇颇为可读，如朱大可、吴炫的文章，但是经过《中国可以说不》式的包装，带着闪电雷鸣呼啸而来，就让人感到味道不纯了。一方面是文风问题，比如一些文章的文革式大批判作风，又比如其中秦巴子的《贾平凹批判》一文在观点上和材料上与此前《作家》上发表的某批评家关于贾平凹的文章太过接近。另一方面的问题是观念上的。
一、关于钱钟书。我已经在其他地方讲过了，这里从略。
二、关于王小波。何多先生的《王小波批判》显然和这本书的"对当下中国文学的一次暴动和颠覆，把获取了不当声名的经典作家拉下神坛"的宗旨不相合拍，因为何多先生不仅没有将王小波先生拉下神坛，而且还为神坛上的王小波金身镀了一层金。我倒是同意何多先生的这个做法的。但是何多先生以王小波辩护士的身份出场，一出场就给自己设立了两个假想敌，一是用色情的眼光看王小波的大众读者，一是对死后的王小波"烈士"大加吹捧的文坛跟风者，实在是没有多少意思。其实，如今的大众读者早已不是80年代的水平了，经过张贤亮、贾平凹的不断改造，同时也因为有了盗版VCD"故事片"的启蒙，他们对性描写已经有了非常高明的鉴赏力，并没有什么人指责王小波的小说下流，也没有什么人将王小波的小说当"三级片"看，文坛倒是有不少人对王小波"烈士"刮目相看，这难道犯着谁了？何多先生慧眼识金，老早就看出了王小波是文坛英雄，也用不着对别人崇拜死后的王小波烈士感到愤愤不平。何多先生老觉得别人是在误读王小波，只有自己在正读王小波，"注经"式的心态不大好。《十作家批判书》就是为了解构"经典"的，怎么自己就搞起朝圣来了呢？
三、关于苏童和汪曾祺。我不知道徐江先生到底要苏童和汪曾祺怎样，他才满意。苏童、汪曾祺都是我比较欣赏的作家，但我从来没有觉得他们是什么应当和某个洋人比比拳击的大师，也没有觉得他们的什么作品就是经典，他们认真地写了，写出了很耐看，让人感到舒畅的作品，这就够了。可是徐江先生却不这样想，他用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成员的口气讲话，仿佛是在评选下一届诺贝尔文学奖，似乎一定要苏童他们穿上燕尾服，戴上白手套，傻等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的电话通知才是正道，而有权利来电话的人正是徐江先生，而徐江先生将偏偏不来这个电话，因为徐江先生说他们永远得不上奖。
问题是苏童和汪曾祺是中国的月季和茉莉，而徐江先生偏偏要用洋人的郁金香与玫瑰的标准来衡量他们，这就像让一匹千里马和一只金丝雀比赛谁飞得高一样的荒谬。徐江先生在评论苏童和汪曾祺的两篇文章中通篇贯穿了一种无聊的比较，一会儿将苏童和马尔克斯、福克纳、博尔赫斯、塞林格、卡尔维诺、海勒、黑塞、帕斯捷尔纳克、略萨、加缪、罗布－格里耶、卡佛、艾伦·金斯堡、索尔·贝娄这些人放在同一阵线上比较，用马尔克斯、福克纳、博尔赫斯、塞林格这些人的作品作为的范本，来比较出汪曾祺、苏童的失败来，一会儿又说苏童、汪曾祺学这些人学得太像，简直和这些人没有什么分别，要汪曾祺、苏童和这些人比，又不让汪曾祺、苏童学这些人学得太像，真不知道徐江先生到底想怎样？我得说，徐江先生的大多数比较是不能成立的，这种比较非常的不严肃。徐江先生大叹"汪曾祺：离文学顶峰何其远兮"，我还以为徐江先生真的发现了汪曾祺的什么写作上的致命欠缺，仔细一看，原来徐江先生是把博尔赫斯、卡佛当成了"顶峰"，那还有不远的道理？我们以汪曾祺小说为"顶峰"的标准比比看，博尔赫斯、卡佛离我们的"汪曾祺"顶峰也一样远。
我终于明白，《十作家批判书》的逻辑实际上就是拿外国洋人的棍子来打中国作家，你不是在学洋人的写作方式吗？我就说你是模仿，是赝品制造商，你不是坚持中国化，不学洋人吗？那好，你永远没法和外国人比，你离"顶峰"太远，这辈子，拿诺贝尔奖是没戏了。这种逻辑之下，中国作家谁配得上当大师呢？
当然《十作家批判书》中也有写得特别好的，例如朱大可的文章，写得相当敏锐。
节日的大街
人们来到节日的大街上，这样的大街是多么可怕。仿佛是一口开了的锅，仿佛是一条沸腾了的河流，仿佛是一处人间地狱……人和人拥挤在一起。我的后背常常是被另一个人推着的，我的脚站立不稳，一种被人推倒，然后踩成碎末的恐惧，在我的身体里弥漫。
这就是节日的大街。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他们来看大街上的风景，其实，这大街上除了他们自己，什么也没有。
在1999年的最后一个晚上，这些人来到了大街上，他们互相看了一眼，然后拖着疲惫的步伐回家。他们在凌晨1点的时候心满意足地回家了。
他们在大街上看到了和自己一样的人，他们消除了自己内心深处的孤独，他们在节日里找到了自己的同类。这是一场同类聚会。
死亡在语言中
纪念友人
这天一个朋友打电话来说，你不在了。
是的，兄弟你已经不在了。
此刻，我才领会到死亡是一种宣判，所有的死亡都是由语言宣判的，你死了，你的身体已经不在了，可是在朋友的心中，我们并不因为你的身体的不在而觉得你死了，我们并不意味着――一个人死了。这里的"死"的语言发生的时候死亡同时发生，又同时被中止了，死――存在于语言之中。
我庆幸我是个动物
我得出了一个结论――我是一个动物，我仔细想了又想，我依然是一个动物，也许我还将是一个动物。我喜欢我是个动物，因为我不必像植物一样一辈子定在一个地方。
"朋友"的奥秘
对于朋友仅仅是因为你不喜欢他就说他不好是要不得的。好和不好都包含了自己能不能从这个朋友那里得到好处的隐含意义。
那只水壶
现在，水壶已经被我扔掉了，比刚才前进了一步，它被扔到了楼道的角落里，等待清洁工的到来。就这样这只水壶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一只用了8年的水壶，它跟随我从海门到了武汉，又从武汉到了上海，现在仅仅因为我和妻子吵架，仅仅因为我一时的冲动，拿它作发泄品，它就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
想到那些物，那些追随在我们人类身边的物，他们没有语言，但是追随我们，像是我们的朋友，可是，有一天，它们会毫无理由地被抛弃，然后从我们的生活中永远地消失。它们的存在就这样地结束了，结束得毫无征兆，也毫无价值。
一生中，会有多少像这只水壶一样的物来到我的身边，又从我的身边消失呢？谁会想到一只电水壶，它也曾经存在过，而且是质量优秀地存在过呢？
婚礼
人们为什么需要婚礼呢？
婚礼是一场表演，它除了对那些默默无闻但是却有极强的表演欲望的人有一点儿心理上的安慰，其实对于更多的人它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人们依然在继续着各种各样的婚礼（这其中有多少是迫于习惯的压力？），女人穿上婚纱，在料峭的寒风中站立，在酒店的门口等待着客人的光临，她是出于盛情吗？不是，她在等待那些给她占有新郎――他的身体以及灵魂――这一事实作证的证人，对于那些证人的到来她当然是迫不及待的，她准备好了丰盛的酒菜外带最热情的笑脸――这天她将自己打扮得出奇地漂亮――这证明她值得那些前来作证的人出场。而后她就开始在对新郎的占有中衰老。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没有人作证，保证她终生都可以占有他，她怎么敢做？反过来对于新郎来说也是如此。
现在想起来，大概所有的结婚的人都是心理紧张的，他们都在害怕婚后的不幸――被抛弃是他们所能想到的不幸中的最大的不幸。所以他们要找这些证人来，证明他们互相之间的占有关系。
从这个角度，我们会发现婚姻本身是多么地不幸――它是焦虑的起源。一个证人出席了他们的婚宴，他对新人说，祝你们白头偕老。这个时候他实际上是在担心这对新人会劳燕分飞，就如我们不会祝福一个儿童身体健康一样，我们祝福一个老人身体健康其实是想他快要不行了。
我的身体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我的灵魂只是需要一只笼子，有观众天天来看我，我的精神需要就满足了，有饲养员，他定时给我一块鸡肉和骨头，我呆在笼子里，不用担心被伤害，不用担心挨饿，也不用担心没地方可去，因为我不需要去任何地方，我的笼子使我不需要去任何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