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笔下的人物形象既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典型（如吴荪甫，茅盾《子夜》），也不是文化意义上的象征（如丙崽，韩少功《爸爸爸》），更和意识流层面上的无意识主体（如岳之峰，王蒙《春之声》）相区别，而是作为一个心理学个体在类似于现象学的视角中绽露出来的"心理全体人"。
与此相联系的是，陈家桥在叙述上的叙述视角杂糅的特点。《危险的金鱼》中，叙述开始的时候，作者采用的是第一人称限制视角，叙述人讲道："我想这十条金鱼的来历将是一个谜。现在当我背对N向读者陈述与这十条金鱼有关的事件时，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都非常强烈都渴望知道它们的出处。"叙述人似乎是"我"，叙述视角似乎限制在"我"所能感知的有限的范围之内，"我"不比故事中的其他人物知道得更多， "我"只是一个属于"我"又限于"我"的意识，这个意识无法进入故事中的其他人物比如 N 的内心，这个"我"问道："N 在买这十条金鱼时是什么心理呢？"对此，"我"只能猜测，但是不能知道。但是随着小说的发展，作者却突破了这种视角上的限制，例如在第5节就出现了这样的叙述："天黑以后，N 和小吴一起漫步在医学院的林荫小道上，昏黄的灯光每隔20米就撒下来，每当他们走到路灯下，开始以能看清对方的目光进行对话。小吴说，你的这十条金鱼不算太差，体质还好。"接着小说中出现了 N 的直接引语。这里作者显然放弃了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的限制，而出现了限制视角和全知视角杂糅的情况。
这种情况几乎出现在陈家桥的所有小说中。有的时候非常隐秘，如《相识》，这个只有3000余字的小说总体上用的是第一人称限制视角，但是在叙述的过程中，我们却看到了这样句段："他忙说:`真不好意思打搅了。'他顿感现实美好起来。"这里的"他顿感现实美好起来"表明叙述人"我"已经不仅仅是切入了对人物的外部行为的全知，而且是切入到了对人物内部意识的全知。叙述人之所以不把叙述视角的限制放在眼里，超出叙述视角的范围活动，笔者以为可能是出于叙述人作为超级意识对小说中的各个单个意识进行总体观照的冲动。叙述人需要自由地占有小说中所有人物的主观意识，让这些意识成为叙述人总体意识的一部分。因而，在这些小说中，叙述人" 我"和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在意识上是同一的，"我"作为叙述人常常只有形式主语的意义，这个"我"实际上是没有人称的，是结构意义上的，是个空洞的形式，他常常无端地被推翻，他的视角限制对小说叙述者在各个单个意识之间的跳跃根本构不成妨碍。
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陈家桥的小说中常常出现一个三角形的人物结构。《兄弟》中"我"、弟弟、黄琴就是这样一个结构。在这个结构中，"我"和弟弟表面上是两个人物，但两个人物实际上出自同一个"意识"，小说第一自然段叙述人就宣布"他（弟弟）是我另一个自己"，他们的视角来自两个方向，但意识却是一个，小说中写道"只要我是弟弟的亲人，那么我就必须通过我弟弟来看待她"，他们曾经同爱一个恋人黄琴，甚至"我"在见到弟媳的时候也有一种将她当作自己媳妇的冲动，这些都泄露了"我"作为叙述人和小说中另一个人物弟弟之间在意识上的同一关系。但是这个同一的意识又是分裂的，分裂成了正反两个方面，"我"构成了这个意识的正面，而弟弟则构成了这个意识的反面，弟弟"发誓不和我说话"，逃避和"我"见面显示了弟弟和"我"的反对关系。然而这种分裂是短暂的，小说的叙述动机恰恰是对这种分裂的反抗，是正意识和反意识的和解，小说中处处显露出"我"与弟弟和解的动机。而充当正、反意识之间的中介的是黄琴，黄琴并不是一个实际上存在的第三者，而是正、反意识之间和解所必需的中间意识。这样《兄弟》中就形成了正意识（以"我"为象征）、反意识（以弟弟为象征）、中间意识（以黄琴为象征）的意识结构。这种结构在《克隆人》中表现得很极端，小说中的正意识是恩，反意识是"我"，中间意识则是"冬峥"，陈家桥在这个小说中为了更加明确正意识和反意识的同一关系，将"我"设计成了恩的克隆人，这样"我"和恩一方面是两个个体，另一方面又是有着同样的身体、同样的气质、同样的记忆的同一个人，"我"只不过是作为恩的反意识而诞生的恩的另一面而已，也就是说"我"和恩完全就是同一个"意识"，"我"之所以诞生，其使命是通过挖掘脑海中关于冬峥的记忆（中间意识），进而通过杀死"恩"的仇敌达到与恩分裂后的和解。又比如《别动》中暗杀者陈推和暗杀对象张明之以及宋琴之间的关系，《相识》中"我"和等待见到"我"的"年轻人"以及被"我"等待的"中年人"之间的关系，等等，都是如此。陈家桥正是通过这种人物关系，隐喻人类主观意识的内部结构：正意识、反意识、中间意识，充分展示内部精神的各个方面，动态演绎它们的冲突、割裂、撒播以及和解、交融、转换，从而达到对主观意识的直观理解。
陈家桥，这个来自大别山麓的青年小说家，在文学的园地已经经历了近十年艰辛的探索，可以说，他已经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小说叙述图式，形成了个性化的创作风格，其小说的探索性使他在先锋小说式微以后的90年代中国文学格局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陈家桥必将为更多的人所承认。
刘恪小说论
到目前为止，刘恪小说创作经历了两个时期：一是八十年代末的"长江楚风系列"，以《红帆船》、《山鬼》、《砂金》、《寡妇船》为代表。二是始于九十年代初的"诗意现代主义系列"，以《蓝色雨季》、《城与市三部曲》为代表。"寻根小说"大潮涌动之时，正是他创作"长江楚风系列"小说之日，但是不同于贾平凹、阿城、韩少功、王安忆等的文化本体主义思路，刘恪的小说只是借用"文化"的通道、"人类学"的视角，"回头去看那一片巴山楚水"，他显然更重于挖掘人在特定自然与文化中雄强、血性、勃发的生命力，这是一个以生命为本体的理想世界，是"生命的实体象征"(童庆炳)，可以说"为'文化小说'增添了一种新的色彩(张颐武)"。但是刘恪是一个锐意探索的小说家，不久，刘恪就以系列"诗意现代主义"再次震撼了文坛，成为"先锋文学"阵营中重要的一员。碎片般的故事、感性的直觉渲染、散乱的文体拼贴、水一般弥漫的氛围......这其中既有普鲁斯特式的意识流动，也有博尔赫斯式的叙事迷宫，论者认为刘恪以其"跨体小说"为汉语写作的新的可能性提供了启示和经验（王一川）。不过，本文不以上述理路来论述，本文试图将刘恪小说看成一个整体，通过"意象"这个中介词汇，窥视其深层隐秘。
一
刘恪是一个视觉型作家。 "阳光在丛林的小路上行走，蜿蜒起伏，有浅灰色的雾幛干扰，迷糊了日渐熟悉的景物，倏时的动物黄昏规笼，巢穴里已满是等待黑暗的生命。""双调河重重迭迭地依秩展开翠屏，原有的一点阳光粼粼丝丝地收走，光斑闪闪烁烁笑过以后，肥叶便轻轻摇曳把它弹在水花里，而水波浮泛着黯淡的银梭又扎在青青灰灰的石穴里。"刘恪就如同一个画家，他的小说就是由一个又一个画面构成，这些画面是光影婆娑，色彩弥漫的。世界在视觉上的还原。黄昏、雨霁、山影、河流……这些才是他的小说的真正主人公。
"长江楚风系列"时期的刘恪如同一位泼浓墨涂重彩的写意画家，世界在其笔下绚烂多姿、生机昂然，而且充满了紧张亢奋的动感。"诗意现代主义"时期刘恪又如同一个印象派画家，笔下的画面都罩上了一层虚幻的光影,色彩婆娑,意绪弥漫。一方面繁复纷呈,激情四溢,一方面单纯和谐,宁静悠远,这种不同显然不单纯显示了技巧层面（创造意象）的变化,还显示了"看什么"、"怎么看"的变化。
"长江楚风系列"中，作者 "着力描写的是大自然的性格，竦峙的山峡，奔腾桀傲的江流，空朦的山野，丛密的莽榛，野牛、大蟒、江鲨、巨豚等等，既使人毛骨悚然，又显示他们的生命特征。......在刘恪的笔下，大自然也是神性的。"（7）携带着原始野性的高拔的生命力始终是刘恪在楚地的一草一木中着力挖掘的内核，意象中自然的神性叠印着人的神性，人的生命力照耀着自然的生命力："血一样的长江，血一样的人，还有血一样的红帆船！"（《红帆船》）血一样的红帆船在大江中暴怒地冲突与主人公海江血性、狂躁、原始的人性相互指证、相互诠释，这些都使局部意象达到了文化象征的高度。
如果说"长江楚风系列"中的意象只在局部出现，那么在结构功能上真正达到普泛意义上的隐喻和象征高度进而成为小说本体的是《蓝色雨季》和《城与市》（三部）。在这四部长篇中原来那种"图象"式的视觉形象被想象的意识形象代替，在这里，记忆和想象成了构设意象的重要手段，一种更广阔更自由的非视觉联想因素参与到意象结构之中。意象的暗示性、不明性和无限性的加强为意象及意象群整体地向隐喻和象征过渡提供了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