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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传单是长沙新民学会的人出钱印刷的。我岳父抱着那叠传单,走到南门口菜市场,见人就发一张,只剩一张了,他拿回来,递给我爹,“大少爷,看传单。”爹接过传单,传单上赫然印着这样的标题:“请救山东人民的性命”;“誓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等等。爹看得心里充满愤慨。爹的地理知识和历史知识都比奶奶广阔,晓得日本是太平洋上的一个岛国,还晓得明朝的时候,戚继光抗击倭寇就是抗击日本人。爹冷笑一声,鄙视道:“小日本真他妈的太猖狂。”我岳父看着我爹,鼓动起来:“大少爷,现在长沙有一家新民学会,有一个人叫毛泽东,字润之,还有一个人叫蔡和平,他们都比我们有学问,你可以去听他们讲课。”爹望着我岳父问:“他们是干什么的?”我岳父看一眼葡萄藤上的天空,“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爹那听力很好的耳朵,第一次听人说“马克思主义”,不是别人,正是我岳父。爹看一眼葡萄藤,残阳落在葡萄枝上,感觉上光怪陆离的,“马克思是干什么的?”

    我岳父觉得我爹很无知,连马克思那样的大名人都不知道,就觉得有必要进一步阐述:“马克思是德国人。”爹奇怪了,“德国人也管中国人的事?”我岳父肯定道:“马克思管全世界。”爹觉得能管全世界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民间传说的玉皇大帝,忙问:“马克思比玉皇大帝还大?”我岳父说:“马克思是人,不是神。”在我爹心中,掌控着他人生杀大权、说话最硬的莫过于吴佩孚。爹问:“马克思能让吴佩孚听命吗?”我岳父不敢糊弄我爹,说:“好像不能。”爹就觉得我岳父的脑子出了问题,说:“雁城哥,那你别信这些。”

    有天晚上我岳父没回家。第二天中午,一家人正坐在葡萄藤下吃饭,天不热,有凉风从门外吹来。只见一瘦瘦的年轻男人走来,他中等个子,一张马脸,戴副眼镜。他说:“我找杨桂花?”奶奶起身,看着这个陌生男人问:“请问你什么事?”陌生男人一笑说:“李雁城同志被军警抓了,关在军管处,要家人担保才能放。”奶奶满脸疑惑地盯着这男人,“你是谁?”男人坦然地一笑,“我姓蔡,名和平,与李雁城是同志。”爹一听“蔡和平”这名字就抬头打量他,想这个着蓝布长衫的蔡和平恐怕就是马克思的徒弟,便自作聪明地问:“你是马克思的徒弟吧?”蔡和平微微一笑说:“不是徒弟,我是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奶奶见蔡和平盯着桌上的饭菜,觉得这个男人看起来不像个奸滑之徒,便说:“蔡先生,不嫌弃的话,在我家吃饭吧。”蔡和平不好意思地用右手的食指抵下镜框,“大婶子您太客气了。”

    梨花起身为蔡和平装碗饭,蔡和平端起碗,瞟眼我大叔、二叔和三叔,最后把目光落到李雁军脸上,“你是李雁军吧?李雁城同志说你跟师傅潜心习武,已经有一身武艺了。”蔡和平打量一桌人,没看见我岳父说的我爷爷,便微笑地瞟我爹一眼,那目光让我爹一惊,像被什么东西烫了下。蔡和平拿着筷子的手停在半空,说:“你是何金山吧?听雁城说你在吴佩孚的军队里干过?吴佩孚是个目光短浅的新军阀,你离开他是对的。”蔡和平在饭桌上宣讲他的思想:“我们中国必须改变,谁有军队谁就老子天下第一,就欺压老百姓,这是什么屁国家?”我爹答:“吴佩孚正是您说的那种人。”蔡和平扒口饭,待把饭咽进喉管,又说:“我们一定要抱成一团,推翻军人政治,建立更好的为民众服务的社会。”我大叔觉得这话落到了他心坎上,就特别受用地笑道:“对对对。”蔡先生见我大叔响应得热烈,对我大叔格外友好地说:“年轻人应该以国为重,生在帝国主义的铁蹄下,生在军阀混战和割据的乱世,更应该有抱负,否则,那些军阀和权贵们只会把我们老百姓当猪狗。”

    蔡先生在我大叔的脑袋里点亮了一盏灯,我大叔已经能用自己的眼睛看事物了。在他那双与他的兄弟长得不一样的单眼皮小眼睛里,这个世界很不公平。在他去学校的路上,他曾多次看见安徽兵在街上殴打妇女和学生,还看见湘军军警用枪托揍可怜的乞丐,或看见几个军警围着一男人猛打,打得那男人满脸是血。他看见浮在河面上的尸体无人管,却看见军人拖着板车抢农民们挑到菜市场卖的菜。我大叔是那种命里同情弱者,很讨厌军人在街上横行霸道的正直和勇敢的人。这样的人生下来就是为了品尝多种苦难和多种不幸的,他的一对招风耳听到的是苦难,他的那双能明察秋毫的单眼皮小眼睛看到的也是苦难,他的一双大脚就是为他寻找排除苦难的真理将艰难跋涉所生。他说:“蔡先生,我一定以国家为重。”

    奶奶把我岳父从军管处领回来了。我岳父在军管处写了保证,保证再不参与抵制日货运动。我岳父之所以被军管处的人抓去,是先一天他和游行的学生一起冲进摆着日货的商店,对日货店大肆打砸抢,把抢到的日货搬到街上焚烧。军管处派了很多军警来维持秩序,见额上有条刀疤的我岳父模样最凶,力气最大,既不像老师也不像学生,就把我岳父等人抓了,说我岳父是长沙街头的“过激党”(那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成立)。奶奶去领我岳父时,军管处的人不肯放,说我岳父等几个青年是“破坏分子”,砸了许多店铺,严重破坏了长沙市的社会治安,要枪毙。奶奶就打赵团长的牌子,还出了二十块银元的担保金,军管处的人才把我岳父放出臭气熏天的囚室。我岳父是那种奉行大丈夫能屈能伸才算真男子的人,在他听古书听来的知识里,汉朝的韩信是他最景慕的大丈夫。

    我岳父回到家,只是埋头吃了几口饭,人就不见了。那天晚上和接下来的一连几个晚上,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奶奶感到奇怪,问梨花,梨花愤恨地指着外面,“这砍头的,改变社会去了。”自然,做腊肉的事落到了爷爷、李雁军和我爹及梨花身上,挑腊肉到南门口菜市场的吉祥腊味店、从前是我岳父的专职,现在成了李雁军的事。一天,去改变社会的我岳父满脸笑容地拿回一份《湘江评论》,把《湘江评论》给我爹看,目光明亮且坚定,那是被革命的激情燃烧起来的目光,跟奶奶使用的熨斗样带着热气,“大少爷,”我岳父骄傲地昂起他那张有一条刀疤的尖脸,“这是我们新民学会创办的周刊。”《湘江评论》是油印本,充斥着浓烈的油墨气味。爹接过油印刊物,冷冷地说:“这就是改变社会?”我岳父想先改变我爹,不在乎我爹脸上的嘲弄,一脸认真道:“这里面的学问很大呢,不信你自己看。”爹怀疑地翻阅着刊物,我岳父又小声对我爹说:“这个社会必须变,不变,中国人民就没好日子过。”

    爹觉得这话从我岳父嘴里说出来怪怪的,一开口就把自己和中国人民捆绑在一起,似乎有些自大。爹盯着我岳父,我岳父又激动得脸上的刀疤颤动不止,手往下一劈,——那是要把这个社会劈成两半的凶猛动作,道:“大少爷,俄国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俄国的沙皇就倒台了。俄国革命是工人和农民的革命,是中国革命的范本。”爹听不懂,突然觉得这个世界变得陌生和复杂了。我岳父有发展会员的任务,一心想把我爹吸收进新民学会,他讨好的模样推下我爹的肩说:“过几天我带你去我们新民学会,我们新民学会里有好多革命志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