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有一口井，多年来我们家一直吃这口井的水。自从自来水管接来后，我们家就改吃自来水，只用井水洗衣洗澡。我们家挑自来水的担子最先是王玉珍，后来是我，再后来是白玉。李文军看见白玉来挑水，看见白玉高高瘦瘦一身有劲的样子，会赞美道：“白玉，你长大了应该去学拳击。”白玉说：“李伯伯，我们体育老师要我打篮球。”李文军说：“你比你爸小时候长得还结实，到底是何家的种。”晚上，孤独、郁闷的李文军会来我家，冲我大哥一笑说：“天真冷，我来烤一下火。”
有天很冷，西伯利亚的寒流来了，屋檐和地上都结了冰。李文军睡的那间房子，门窗都漏风。这倒不是他来我家的真实原因，真实原因是他太寂寞了，来找我大哥下围棋。他倒不怕影响我大哥，大哥没单位，没人要揪他的辫子，他说：“老军长，我来，不会影响您什么吧？”爹觉得自己在统战部当个副主任算不上什么，而李文军不但是他的老部下，还是这个家里长大的，他没有理由拒绝，便安李文军的心说：“还能影响我什么啊？不要说这种话。”李文军就心安的样子说：“我来找胜武下围棋。”王玉珍把方桌清空，又把围棋拿来，还为李文军泡杯茉莉花茶。李文军喝口茶，称赞说：“这茶真香。”王玉珍叹气道：“你啊，要是结了婚，也许就不会打成右派。”李文军望着王玉珍，“此话怎讲？”王玉珍说：“至少你老婆会劝你不要写那张该死的大字报。”李文军就怅然若失的样子说：“有可能。”王玉珍发盆炭火，把炭火搁在桌下，李文军忙烤着一双业已冰凉的手，边说：“还是有老婆好。”王玉珍笑，“知道女人的好处了吧？”李文军说：“知道了，只是晚了，现在打成右派了，谁还会嫁我这个右派啊？”大哥嘿嘿嘿笑，王玉珍安排完这一切，睡觉去了。
爷爷、奶奶、我妈，还有张桂花都睡了，只有爹和秀梅、白玉没睡，爹在房里看全国政协下发的文件，何秀梅在她房里握着毛笔抄写歌曲。学校的唱歌老师调走了，一、二年级的唱歌课没人上，校长找到何秀梅说：“何老师，你代上一、二年级的唱歌课吧？”何秀梅别的都没有，就是身体好，她的精力旺盛到这种程度，再累，只要坐一分钟，累的感觉就荡然无存，精力又恢复了，用不完。校长要她代上唱歌课，她简直是二话不说地承接下来，热情地投入到备课和教学中。何秀梅是一个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再上两个年级的唱歌课，就有点忙不过来，但这样更好，她就可以少想点李文华、少受点爱情的煎熬。一二年级分别有三个平行班，一个班一周两节唱歌课就是十二节，再加上她还有八节语文课、两节劳动课（带着自己班的学生劳动），和一节班会课，她一周有二十三节课，星期天她还要家访，人就风风火火的，手中永远提着个装满学生手册和作业本的袋子。奶奶为她的婚姻大事把头发全急白了。早几天，一家人吃饭时，当奶奶说起她和李文华结婚的事时，她平淡地回答：“我忙得都没想过要结婚了。”张桂花听何秀梅这么说，扭开了脸。奶奶再要说什么，张桂花用脚踢下奶奶，奶奶还想说，张桂花忙制止奶奶说：“年轻人的事，我们都不要管。”我妈在张桂花收拾碗筷时，小声问秀梅：“文华还给你写信吗？”秀梅瞟一眼我妈说：“写。”
何秀梅说的是实话，李文华仍坚持着给她写信，只是不像以前那么勤快，以前一个月两、三封信，现在一个月一封，落款的日子有时是一号，有时是五号或十号，信上大多是谈他的工作，不像过去那么缠绵了。大西北强劲、冷冽的风把李文华的心吹硬了，也吹广阔了。何秀梅有时回信会回得热烈一些，有时也很冷淡，一切都根据李文华的来信定。上个月，李文华在信里说：“我和你的婚姻大事，恐怕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但我相信我能赢，因为我是中国军人，中国军人最有耐心和耐力，能等。”何秀梅看完这封信，把脸埋在被子里哭了场，然后回信说：“只要我打算结婚，我要嫁的人就一定是你。”半个小时前，她又拿出李文华写的信重读了遍，还习惯性地用红笔在“没有硝烟的战争”下画一杠，箭头朝外一指，注明：“用词不当”。在“中国军人最有耐心和耐力”这句话上，分别在“耐心”和“耐力”上加了圈，然后将两个圈连在一起，一个箭头打到旁边，写道“那我们就比比耐心和耐力”。她不能再沉迷在李文华写的信中遐想了，她明天有三节唱歌课，她还没抄歌曲，于是她铺开一张从学校总务室领来的白纸，拧开墨汁瓶，用毛笔抄写《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首歌。抄完后，何秀梅试着用喉咙哼唱了遍，觉得这首歌对于小学一、二年级的孩子来说，难度大了点，但校长要她教，她就只能试试了。
何白玉坐在另间房子的窗前，桌上铺着课本和作业本，却在偷偷写情书。白玉喜欢班上的一个女孩子，那女孩子的父亲是名老红军，据说是师长转业的，在一家厅级机构任职，属于高级干部。白玉写道：“孙燕，我喜欢你那双眼睛，你的眼睛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看的眼睛，在这个世界上，我只爱你一个人，我爸爸妈妈我都可以不爱，但我爱你……”北风刮在树枝上，树枝摇头时发出私语般的摩擦声。白玉继续在信里说：“孙燕，如果你长大了嫁给另一个男人，那我就去死。何白玉没有你，活不下去。”身体过早发育的何白玉写这封信时，下身都不由得硬了。写完信，他看了两遍，想明天课间时，再将信悄悄塞进孙燕的书包。他要解溲了，就急急地走出房间，看见他父亲与李伯伯仍在下围棋，他感兴趣地凑过去，他父亲不耐烦地对他挥手说：“睡觉去。”
我大学毕业的那年，是新中国历史上令人振奋的一年，大家先是为《人民日报》发表的《乘风破浪》的“赶英超美”的社论所鼓舞，那社论说“在十五年左右一定要赶上或超过英国”。这样的社论，读后，难道不让贫穷了几十辈子的中国老百姓振奋？！我所在的学校一片哗然，老师们摩拳擦掌，恨不得为“赶英超美”立即出一分力发一分光，都把反右时的烦恼和惴惴不安抛到了脑后。长沙街上到处敲锣打鼓，小学生们把家里的破铜烂铁拿到学校，学校老师把废铜烂铁集中起来，送到回收站让回收站的同志将废铜烂铁运到钢厂去炼钢。长沙一下子建了十几家钢厂，锅炉烧起来了，通红的，炼钢工人整天在炉前忙，戴着帆布手套和墨镜，手握钢钎，脸上笑呵呵的。《长沙晚报》上就有喜报，报道长沙的革命群众，积极投入到炼钢的劳动中，已炼了好多好多炉钢，全国人民通过学习文件，现已炼成好多好多炉钢了。每天打开报纸，全是喜讯，到了五月份，觉得社会主义真是中央提出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来了，同学们都恨不得快点毕业，好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
这年六月，正当全校师生和全市的老百姓都为大炼钢铁而兴奋时，粮食产量放“卫星”了，亩产五千五百斤的小麦、亩产七千六百零七斤的小麦、亩产一万二千斤的稻谷、亩产一万六千斤的稻谷等等，一个接一个地“爆”出来。湖南人不懂小麦种植，但非常熟悉稻谷产量，亩产一万六千斤稻谷，这让那些家里是农民或曾经当过农民的老师和同学瞠目结舌，但是紧接着报纸上又报道湖南某县某乡通过深入学习和贯彻“大跃进”精神，真正做到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今年亩产竟达到一万八千零七十一斤。我读这张报纸时，已毕业分配到一所师范学校，办公室里，有的老师摸着脑袋，一脸疑惑地私下议论：“是不是太多了点——你们说？”“右派”的帽子还在天上飞呢，就没有人敢站出来质疑和反对，有老师用滑稽的口气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么。”
爷爷听我说了报纸上亩产的粮食产量后，说：“吹牛吹大了，我小时候跟你曾祖父种田，碰上收成好，一年也就收七百多斤谷。某一年如果雨水多，阳光少，也就五六百斤。这亩产一万八千零七十一斤，那是哄鬼。”爹的童年虽然是在何家山村长大的，但并没种过田，说：“也许那块田特别肥呢？”爷爷摇头，“肥多了会把秧苗‘烧’死。”爹说：“现在是科学种田。”爷爷摇头说：“你们没种过田，不懂。”爹看着我和大哥、秀梅，“你们不要在外面说这种话，搞不好就又是右派。”大哥、秀梅和我都表态说，我们不会乱说一个字。
有天晚上，李文军拿来一张报纸，把报纸掷在地上，说：“吹牛皮不犯法的，你们看。”没有人愿意捡起报纸看，因为卫星越放越大，亩产九万斤、十万斤的卫星都在报纸上有名有姓又振振有词地飞，好像是比你无耻，我比你更无耻似的。“有点常识的人都晓得这是骗人的鬼话，”李文军说，“把人当傻宝。”大哥冷冷一笑，“一派胡说。”
我和李佳就是在一天一颗“卫星”中结婚的。放卫星一开始让我和她都很兴奋，一天等于二十年，这是多么好的时代啊。李佳对我说：“文兵，今天我活了二十年。”我吃一惊，李佳就娇声说：“一天等于二十年啊。”我大笑，“是的，我们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亩地生产这么多粮食，子子孙孙都吃不完。李佳，我们结婚吧？生一百个孩子出来，现在的粮食产量这么高，反正怎么吃也吃不完。”李佳同意了，“那我就跟你生一百个孩子。”
我们的婚礼是我们家族里最简单的婚礼，就是我们一家人加上她一家人，围拢来一大圆桌，再也没有别人了。那年七月，程潜提议我爹当省政协副主席，爹调省政协任副主席，来了精神，天天学文件，思想比共产党员还上进，把艰苦奋斗的思想都搬到家里来了。爹说：“文兵，婚礼简单点，不要铺张，现在中央提倡厉行节约，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是省政协副主席，要起带头作用。”我把爹的话传给李佳，李佳说：“我随便。”我们就随随便便地结了婚。饭菜是张桂花婶婶和大嫂做的，实际上是玉珍掌勺，张婶婶当下手，做了十个菜：鸡、鸭、鱼、扣肉、牛肉等等，先一天开始准备，自然是满满一桌。
我岳父、岳母坐上席，梨花伯妈也坐上席。我岳父李爱国头发大多白了，脸上也有了些老年斑。岳父笑着，露出一口藏满烟垢的牙齿。梨花伯妈更显老了，完全可以跻身于老年妇人的行列，不但头发花白了，脸上皱纹也十分张狂，看上去不比我奶奶年轻多少。我岳母倒不显老，与我妈是一个年龄层的，两人就谈得来。李文军要守水站，直到开饭的那一刻爹才让白玉去叫他。李文军着一身深蓝色中山装，脸上的胡子刮得很利索，看上去就比平常年轻几岁。他坐到我大哥一旁，他一落座，爹就宣布：“吃吧，都是一家人，别讲客气。”于是十几双筷子伸向各自爱吃的荤菜，李文军吃着扣肉时看一眼秀梅，见秀梅脸上红嘟嘟的，都长红斑了，便问：“秀梅，什么时候喝你的喜酒啊？”秀梅冷着那张长了些红斑的脸，瞟一眼李文军说：“等吧，不过你要有耐心。”李文军笑笑，“再有耐心也要说一个时间啊。”秀梅说：“快了。”张桂花忙盯着秀梅，有点激动地问：“快了是什么时候？”秀梅朗声回答：“明年，也许后年。”张桂花脸上就没了那种期待，脸色就淡了，低头吃着饭菜。大哥见秀梅一脸嘲弄结婚的样子，就责怪妹妹说：“秀梅，你不能害别人老等啊。”秀梅放下了筷子，“大哥，人都有自由的，我害谁了？”大哥瞪着秀梅，要发火却控制了。王玉珍忙说：“都别说了，今天是文兵和佳佳结婚的大喜日子，大家都要高兴。”
吃过饭，几个人老人就坐在客厅里聊天，我岳父和我爹面对面说着话，两人在我们眼里都有点老态，声音不及过去一半洪亮，脸色也慈祥了许多。岳父说：“我近来经常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爹说：“我也是。”岳父说：“想想那时候身体多好，困了，往地上一倒，不要一分钟就进了睡乡，没有床，地就是床。现在呢，半天睡不着，老鼠过路都能把我惊醒。”爹道：“就是啊。”那天是国庆节，喜庆的锣鼓声从大街上传来，岳父听见了，笑道：“社会主义就是好，人人都有饭吃，国民党时代，街上到处都是乞丐和饿死鬼。”爹答：“就是啊。”岳父说：“当年我搞革命，就是看不得国民党军阀政府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为所欲为。”爹点头，“是啊，那个时代的人很坏。”
桌上有花生和瓜子，还有糖果。岳母和我妈聊着，梨花伯妈和张婶婶聊天。爷爷、奶奶因高兴，喝多了酒，都躺到床上睡午觉了。何白玉跑进跑出，与街上的孩子玩玻璃弹子。这一天风和日丽，葡萄藤上的叶子已掉落了大半，藤枝张牙舞爪的。阳光洒在地上，致使地上斑斑驳驳。一家人在我和李佳的新婚之日很祥和地坐在一起，直到吃完晚饭，天黑下来，秀梅在她房里边唱歌边抄歌曲了，我岳父、岳母和梨花伯妈才离开。玉珍把白玉叫回家，大门一关，这一天就结束了。新房在大哥的楼上，事先将墙壁粉刷了番，买来了新家具，换了翠绿色窗帘，在门上贴了个红艳艳的大喜字；墙上挂着我大哥画的一幅工笔画，画着牡丹花和一对鸳鸯。那天晚上，当所有的人都睡了时，我和李佳都很激动又很羞涩，两人都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长时间面对异性。李佳脱衣服时要我转过背，说：“不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