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六岁时，积习已正点到达，而且枝繁叶茂。这时，生命历程的印记使得个人习惯瓜熟蒂落，改变习惯就像戒烟戒毒一样难。可是想一想将来，为了不至于百病缠身，我们却又真的自觉地根除了一些小毛病，不再用凉水冲头，总是精心地穿上袜子以防脚部受凉，喝热水和茶以利胃的保健，时常吃些自己不喜欢而据传说营养丰富的食品，并且下决心节欲，以积蓄精力，保持体魄。过去在这些问题上的大意，似乎已经开始要惩罚我们了，我们直接感受到了恐惧。不过，对那些更重要的，尚且没有呈现出的威胁，我们却还是有恃无恐。
我们的衣领、袖子、指甲还是脏的，头发还是乱蓬蓬脏兮兮，皮鞋沾满泥垢。我们没有考虑黄种人的脸型特征，竟留着几根稀疏的胡须，显得又脏又刁蛮。当我们被人事部主任谢绝聘用时，还是不知道，这仅仅是因为我们的牛仔裤太脏了。我们还是像妓女那样，打着浓妆，招摇过市。
我们还是在公共汽车上或者饭店大厅里大声喧哗，还是在吃饭时发出令人讨厌的声响，特别是吃面条。在悲恸的时候，还是喜欢坐在地上，一边拍打着膝盖，一边嚎啕大哭，没能学会节哀自重。我们坚持认为在公共场合搂抱缠绵是件很开化而且吸引人的快事，殊不知谈恋爱就像拍马屁一样，容不得第三者冷眼旁观。你看，洋人们从不在大街上勾肩搭背。
我们还是像个小无赖一样，执著地要在众人面前揭某个无辜人的伤疤和短处，认为这种没有教养的活法很痛快，或者还是表现出过分的谦卑，把自己的不足一股脑地抖搂出来，在别人的眼镜上为自己涂上颜色，使自己永远罩在那种色彩中。我们还是习惯于在别人用餐时或者深夜给他们打电话，引起他们深深的厌烦。在交谈中，我们还是不停地提高“我”和“我的”这两个词的出现率，使对方插不进话，感到乏味。
……
实际上，这些习惯都是应该早早弃绝的。
另外，我们最好能学会通融一些社会的集体习惯，学会一种健康的顺应。有时，一个坏毛病由于种种原因却在广大群众中得到普遍而巩固的承认，如果不顺应它，我们就很不容易得到别人的看重，最后会使罩在玻璃杯里的个性渐渐枯萎。
突出的例子就是：吸烟和谎言。
我们有3亿烟民，我们的烟草工业每年可以给政府上缴好几百亿的利税。这种恶劣的环境令人痛苦不堪而又逼人入瓮。如果一个餐厅里，包括所有女人也都自以为风雅地叼着一支坤烟，那么我们也只有忍着烟熏火燎的气味，接受这个事实。假使我们屡次拒绝点上一支，大家就会在心中窃笑，认为我们不懂得生活，是个胆小鬼。
当然，事实很有可能正好相反，是我们比他们更热爱生活。可是，我们改变不了这种“烟态”，为了让大家喜欢自己，使自己的位置得以牢靠，使自己的事情可以办成，获得支持，我们又不得不学点坏东西，仿佛杨子荣打进威虎山，必须要学会几句土匪黑话，牺牲一点个人的脾气。事实上，只要我们坚信可以“不陷进去”，只要别像烟鬼那样总是一支接一支地抽，弄得卧室或者整个车厢里乌烟瘴气，那么，时而吸两口并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件事，说起来很奇怪，似乎抽烟对于中国人来说很光荣。其实，对于文明世界而言，人人叼着烟卷如醉如痴的样子。是个很难看很招人讨厌的国际形象。
与吸烟比起来，谎言恐怕更让我们熟悉，甚至熟视无睹。
我们在谎言中长大，接触过各种谎言——美丽而纯情的谎言，不得已而为之的善良的谎言，虚荣和私利的谎言，习惯性专司欺骗的谎言，为夺取胜利而蓄意制造的谎言——而且可以说，我们自己就是现实和谎言的共同产物。如果不是那些适度的谎言慰藉着我们伤感的心，我们恐怕早已不堪生活的重压，命走黄泉了。
记得卡夫卡曾说过一句话：“在一个谎言的世界上，谎言不会被其对立面赶出这个世界，而只有通过一个真理的世界才会被赶走。”谎言不能被对立的谎言清除掉，这倒是肯定的，可是我真想不出一个光有真理没有谎言的世界该是多么冷酷，多么的索然无味。一个从不说谎的人显得和绝对不抽烟的人一样隔塞，他会缺乏对生活的宽容和涵养，毫无幽默感，甚至根本不具备生存能力。而且，他不可能一句谎话也没说过。“我从不说谎”本身就是一句谎言。
当大家都在说谎，而这个谎言又不至于害人时，别像法国佬那样不留余地地对气功师说：“我什么也没有感觉到。”我们可以报以无声的微笑，作个沉默的谎言。众人认为我们是绅士，气功师生气之余，感激我们的无言，也害怕我们的目光。如果无关紧要的谎言能决定我们至关重要的职位，不妨说两句恭维的谎言。如果人死之前希望听到我们的承诺，说一句美丽而无法实现的谎言，安慰他的西行之灵。如果我们希望丈夫变得更好，当他卑怯时，告诉他：“你是个勇敢的人！”
这件事，说起来也很奇怪，在中国需要比别的地方更多的谎言，为的是修补各种各样的面子问题，但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却又是那样无视谎言的艺术性和它那温良的一面。
有些习惯要顺应，有些习惯也可以坚持。比如我们这一代人比之长辈差异越来越大的睡眠习惯。那种早睡早起的习惯，始于原始状态的乡野生活，由于晨鸡早鸣，夜无盏灯，这种积习从静养和时间的利用上考虑，便有充足的道理，但是城市化的发展已把那种时代改变得面目全非，而且医学也已证明，黎明前的片刻，是人体活力最低的时候。这种活力是渐渐增加的，到深夜时达到神合的高潮状态。这就是许多发明和杰作大多诞生在子夜前后的原因，也是英国国会通常傍晚才开始，以及世界各国重要的审议机构没有一个是在中午十一点之前处理国际事务的原因。依据这个理由，我们当然可以把创造的时间，坚持定在深夜。
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二十六岁时有些因为性格而形成的习惯，已不可能强行改变，但顺应它又是绝路一条。这时，无视其恶劣的特征或者想当然地打算革除它，都是错误的。此时，习惯业已根深蒂固。对于那些不良的习惯不如因势利导，利用它，将恶从善。我的早年朋友梁，多年来一事无成，他所有的朋友和他自己一致同意问题出在他的习惯性的大话上。他张口就吹，浮躁得很。大家都认为假如他不把这个致命弱点改掉，将来的一切都完了。我倒不这样认为。梁此时已年逾二十七岁，大话讲了多少年，有时连他自己都会被欺骗了。他最擅长就是大话，改变它不仅极其困难，而且未免可惜，不如顺着这条危险的道路找一个成功的突破口。我想起了另一位同学，他的大话在北大是出了名的，毕业时他觉得我的建议对，去了北京广告公司，挑起一摊业务，后来往返与中美之间，活得也不赖。于是，我支持梁投身广告业，施展自己的本领。广告，需要的正是大话。
二十六岁，重要的不是改变盘根错节的性格习惯，而是利用它。
《青春的敌人》第四部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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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2004年11月18日
继续反对父母，还是招安和好？
我们已不再像前几年那样天天与父母生气。自己已经是一个十足的成年人了，完全可以压制自己的怒火。我们的精神也因为工作而变得疲于应战，我们的神经已不再那样敏感。少年时，当我们用肺腑之言发问时，他们曾用陈词滥调来反问。久而久之，我们便打消了梦想有一天他们会像朋友一样懂得我们的心思。我们也深知，父母只有有了与我们同样的感受时，才会具备和我们谈同一件事情的资格。然而，他们已经越来越不具备。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了自己这一代人的不足，并对长辈愧疚，抱以歉意，看一看西方社会学家为之惊呼的“社会四大危机”——失业、吸毒、犯罪、学生骚动——我们已应有尽有。
年龄的增长，又使我们多少与长辈有了某种沟通感，在许多事情上达成了一致意见。看到十九岁的孩子与父母发生冲突，我们竟会有一种去调解的冲动。看见自己一岁的女儿喁喁私语，艰难地学习表达和行路，我们对父母的看法又有了一些更为明显的变化。这时候，时而与父母短兵相接，只是由于坏情绪在兴妖作怪。
对于代沟问题最现实最省事的解决办法，就是到一个远离父母的地方去生活，隔离开习惯、性格、观念信仰的冲突，并让长久的别离轻托着时而涌动的思念。不过，住房是中国的一大问题，上辈人的陋室状况仍然是巨大的包袱，压在建设者的肩头。于是，绝大多数的二十六岁人没有自己的住房。而这时，我们的婚姻却又在家里增加了一个大活人，也许不久还要添了一个小生命。如果增大了的家庭还是不能改变剑拔弩张的对立，那这个大家庭的集体生活就未免太难过了。
因而在坚持自己，还是服从父母这个问题上，抉择是必须柔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