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因为分得钱少了,骂骂吓吓,好让我多送一些钱就是了.横直他不敢向上头告我的,因为他自己也有份.真把我撤差关起来,我把他供出来,他也脱不了干系.该连长不但不收敛,反而放开手脚大干,只是多分给马晓军一些钱.自此,马晓军对该连长派兵护送烟土的事听之任之.
军队护烟也不是万无一失的.马晓军的另一个连长派一排人去护送烟土,在途中被某司令将烟土劫去,一排人的枪也被缴了.马晓军不敢派兵去夺回烟土,但又舍不得那几十支枪.于是向某司令求情,要回了被缴的枪支.至于烟土,那就该烟商倒霉了.
军队的保护费由烟帮头子作中介人,与军队、烟商双方事前议定.云南、贵州等地烟土运到广西百色,每两保护费3角.百色以下,又有各段的保护费.统计由百色入口到梧州等地出口,每两烟土保护费毫洋六七角.保护费的大头归军队所得,剩下的归烟帮头子.如云贵的烟土运到百色,每两保护费3角中,军队得2角或2角多,烟帮头子得1角或不到1角.
（3）军队包运.
军队护运,不如军队包运来得保险.军队运烟,可以逃免税收,这实际上就是走私.四川对外交通,旧时只有通宜昌一条水道.宜昌设有特税处,专收四川出境的烟税.烟税税率,初为每担1200元,后增至每担2000元,军队包运,每运一担,即赚得应交税款少则1200元,多至2000元.如一次运100担,最多时可净赚20万元.商人将烟土委托军队包运,有时只需付给应交税款的一半.既安全,又省钱,商人何乐而不为呢?不过军队包运,须持军长或师长的护照,还须跟宜昌特税处打通关节,代价是分给特税处"私包袱".为便于运烟,四川的军长、师长们在宜昌等地大多设有办事处,实则是运烟机关.四川、湖北之间,四川军官来来往往,不绝于道,名曰"办事",实即运烟.他们都很富有.
军队调防,被认为是走私鸦片的绝好机会.范绍增师由四川移驻湖北江陵.该师团长、营长随带烟土很多.初到江陵,即将所带烟土抛出,市上烟价大跌.烟民们私相庆贺,说道:"范师长来得好,我们吸点便宜烟."不仅地方驻军运烟,而且国民党军政部也这样做.如吴铁城跟陈学谈合伙走私烟土,为避免沿途地方官吏和缉私机关的检查留难,特请军政部（时何应钦任部长）派出全副武装的宪兵一连,将烟土由云南护送到广东遂溪县寸金桥广东省政府（贩烟）办事处.运烟的担子上贴着盖有军政部大印的封条.
（4）外国人代运.
起先,帝国主义利用在中国的内河航运特权,用商船、军舰替商人向内地运输鸦片.民国年间,帝国主义又反过来,替四川、云南、贵州、热河、甘肃、新疆等地的军阀、官僚,将内地生产的大量烟土运向沿海各省销售.云土主要由法国烟贩经越南运香港、上海;边土（热何等地出产）多由日本烟贩转运华北、东北;川土和部分黔土,多集中重庆,由美、英、日的"太公"、"怡和"、"日清"、"其昌"洋行和轮船公司,从长江东运.沿途虽关卡重重,但外轮享有特权.按规定,检查不出违禁品,要按误点赔偿损失,所以军警一般不敢开舱检查.
轮船以外,帝国主义还用飞机代运烟土.国民党政府跟英国合资办的欧西航空公司,就干私运鸦片的事.中国另三家航空公司,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以上两公司由国民党政府办）、陈纳德公司（美国退役空军军人陈纳德办）也都这么干.1946年7月,重庆上空坠落一架从西昌飞来的飞机,19名乘客全部身亡.其中有西昌行辕政治部主任张敦品、第二十四军参谋长刘开谱等.清理遗物发现有鸦片400余两.
烟土大王.
旧时经营烟土这一行,称为"特业",从事特业的商人,称为"特商".向特商征收的税,称为"特税".名称都冠冕堂皇.
特商特别在哪里呢?除了经营的货物是毒品以外,还有三点:跟官僚、军阀及社会上恶势力勾结特别紧密;特别富于冒险精神;特别容易暴富.现介绍一些著名的特商.
（1）重庆的曾俊臣.
曾俊臣原是盐帮学徒出身,从事盐业30年之久,当过10多年重庆盐帮会长.1935年至1939年从事特业,短短5年,获得巨额暴利.据他自己说,他当时是"川帮'特商'中最有名的巨户".
曾俊臣长期经营盐业,有着复杂的社会联系.他跟当时主管地方财政、税收、军需等部门的大小官吏和驻军上层过从甚密.特别是,他在盐帮会长任上,为刘湘一伙垫军饷,邀"包袱"（代为索贿）,深得刘湘等人信任.曾俊臣曾夸口说:"在刘甫公（刘湘号甫澄）面前,我犯了事该杀头的,关三个月可以了事;该关三个月的,打个哈哈就算了."后来,曾还结纳了一些国民党中央要员,如贺国光、徐源泉等人.因他有手腕,后台硬,所以从事特业很快闯出局面.
1935年下半年,重庆国民党政府公开招商经营待业,给以专办鸦片进出口运销、代客买卖、报关上税等垄断特权,以鼓励特业,增加烟税.同时实行"公运"、"公栈"来防止烟土走私.乘此机会,曾俊臣和李春江（货物税局局长,后来两次任四川禁烟总局局长）、石竹轩（四川大盐商、烟贩,川盐银行常务董事兼经理）合伙组织了一家土行.以三个"金"字合起来,取名"鑫记".股本总额10来万元.
起初,鑫记土行一年仅做几百、上千担生意.后来,一年最多做一二万担生意.帐面资金总额最多时达二三千万元.土行在各地存货最多时达1万担以上（1000担可供30万人吸一年）.
鑫记土行开张2年多,总计获暴利200万元.有一次股东分红,所得红利为股本8倍.职工（仅10几个人）的花红也发了七八万元.
1937年,重庆国民党政府实行鸦片"统收统销".成立统收处,将收到的烟土加上利润作价交给禁烟总局.禁烟总局每月将烟土逐级分摊下去,直到每保每甲和每个烟民,强迫派销.烟土生意为官方垄断,鑫记土行只得关门.
一年以后,国民党政府政策改变,取消官方垄断,允许商营.鑫记土行跟成都帮周云章、江津帮王政平等10多家土行合并,成立庆康土行,扩大经营.周云章是川西著名的恶霸地主,在西南原有不少分庄,并有二十军邓锡侯部的师长谢德堪作后台.鑫记跟周云章等人的土行合并,组成庆康后,资本扩充为200万元,在省内各产、销区开了40几个码头的分庄,几乎全部控制了川省烟土的内销.同时发展了省外的业务.职工有一二百名,另有加工烟土的烟匠几十人.仅一年左右时间,就在省内外各码头购买烟土2万多担,其中单在贵州就买了8000多担.从鑫记创办到庆康结束,不到5年,就获利五六百万元.曾俊臣作为庆康的经理,获得了鸦片大王之称.曾俊臣跟人谈到他拥有的财产时说:胜利银行和蜀益烟草公司是他独资经营;川盐、美丰、川康等11家银行,他参加大股;另有几十家公司、商号,他是股东;他在威远、重庆、成都的田地,每年可收租几千担.连他的徒弟王政平,也跟着他贩烟而成巨商.
曾俊臣赚钱的主要法门是结纳权贵,将其拉入贩烟冒险事业.这正如他30年以后所说:"我同当时军政界的权贵们,特别是主办财政、税收的所谓'禁政'的一次人交往密切,就利用他们替我撑腰壮胆,在经营过程中排除种种障碍.此外由于这个生意又有他们在股,大家利害相共,所以官商之间,里里外外声气相通,一切行事也就无往而不利."例如,鑫记土行开办的第二年,曾俊臣趁新货收获、市疲价低,大量进货.但是吃胀了,行市还未涨动.曾俊臣有点紧张,就乘飞机到成都,找鑫记的股东,当时任川省禁烟总局局长的李春江摸情况.李详细告诉他当时川省烟土产量和省内外销量等数字,及当局的政策方针.曾俊臣听后放下心来,认为产不足销,一定看涨.于是决定继续买进.后来销路果然好了,当局又增了税,很多人乘机抢购,掀起了大涨风.曾俊臣抛出存货,获得每天近10万元的暴利.那次增税前半个月,就有一个叫唐华的人,将增税的经济情报透露给曾俊臣.唐华那时任二十一军军部财政处长.曾俊臣得报,立即将原来借给四川省财政厅长刘航琛的几百万元期票,连同代云南帮垫的借款,一齐抵作预交烟税.10月19日果然成都来电,从次日起,每担烟土税由原来的300元,增加到700元.这个消息当天被重庆查烟查缉处处长周克明走漏出去,全城烟商竞相预交烟税,2个小时交库税款达200多万元.省方得知这一情况,立即宣布预交税无效,必须按新税率补交.禁烟总局局长李春江特地从成都到重庆来处理此事.因李是鑫记土行股东,鑫记交的税又是在增税前半个月就办好了手续的,便没有补税.按新税率,鑫记少交三四十万元的税.事后,曾俊臣送了唐华5万元的"包袱".
（2）沪上鸦片巨商.
上海的鸦片市场被广东潮州籍的烟商垄断达60年以上.潮籍烟商中最著名的是郑四太爷和郭子彬,他们都是百万富翁.另有一些人也积资至数十万.郑四太爷是上海明星电影制片公司老板兼导演郑正秋的祖父.他周围团聚了一批江湖上人,如武馆教头等,很有一些势力,因而成了上海的潮州人的领袖人物.英帝国主义看中了他,委托他推销鸦片.他由此而发财致富.不少潮籍商人,凭借郑四太爷的关系,转而经营烟土,形成强大的潮州鸦片集团.在国民党实行鸦片专卖之前,郑四太爷创办的郑洽记始终是上海最大的土行之一.
郭子彬,厨子出身.后来开办了郭鸿泰土店.他经营有方,亲自站柜台,在烟民中颇有信用.他的柜台上每天蹲着一只白猫,很多顾客就以白猫为记,买烟土要买柜台上蹲着白猫的土店的.郭鸿泰逐渐跟郑洽记齐名沪上.
除郑、郭两家外,郑永康、郑宝成、郑宝泰、李裕康、陈源大、陈有利、蔡益源等,都是潮州籍的沪上鸦片巨富.潮州烟商从怡和、沙逊、哈同及后来的洋药公司购进烟土,加工成熟膏,以批发或零售方式在上海英租界、华界及浦东等地区销售.另外,还把烟土运至长江流域各省推销.潮商各有各的运销路线和范围.如李裕康专走安徽线,郑永康专走镇江线,等等.
潮籍烟商跟英帝国主义勾得很紧,但不敢跟日本人打交道,他们吃过日本人的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潮州烟商跟上海法租界捕房华人翻译范回春合办的胜洋洋行,本来为法国推销云土烟膏.后见红土销路好,就跟一个日本鸦片商人签订合同,委托日商代购红土200箱.合同上不能写红土一词,便以"发电机"代替.先交定金的60％.日商如期交货,打开一看,是一台破旧发电机.潮商提出控告,官司打到公共租界的日本法官处,不用说,败诉的是潮商.潮商还要补交40％的货款.胜洋洋行经不起这样的波折,于是倒闭."胜洋"成了"败洋".
潮商得了教训,决定直接到伊朗采购鸦片.大约在1920年,潮州烟商跟挪威商船的华人买办、潮州人郑宜宾合作,筹集现款100万元,组成信远公司.郑宜宾任经理.他向挪威买了一艘2000吨的旧轮船,取名"亚琛"号.郑宜宾亲自乘着这艘船,到伊朗购回了500箱红土.船离上海不远,突然接到上海英租界当局通知,红土不能运进租界（事先曾与上海英租界打通关节）.郑宜宾在海上进退失据,一筹莫展.信远公司的股东们,通过山东政客刘大同,买通了渤海舰队司令温树德,"亚琛"号于是开到青岛.渤海舰队因内部分赃不均,发生内讧.温树德要"亚琛"号马上驶离青岛.信远公司又出重金买通驻扎淞沪的浙军第四师陈乐山部,把"亚琛"号开到吴淞口,把全部鸦片存放在该师在龙华的炮兵团部.不久,卢永祥、齐燮元在上海一带开仗,信远公司不得不再出一大笔钱,通过杜月笙疏通,把红土运进法租界.信远的这批红土虽然经过很多波折和风险才运进上海,但仍获利甚丰.当信远公司的第二批红土由伊朗运回上海时,法租界变了卦,不准"亚琛"号将烟土运进法租界.郑宜宾大使手腕,买通了进驻上海的张宗昌部第一旅旅长程国瑞,将红土全部存放在吴淞炮台.交换条件是,郑宜宾负责在上海为程国瑞推销从北方带来的大批边土（热河等地产）.
信远公司解散后,另成立了规模更大的公平公司,资金1000万元,股东包括全部潮籍烟商,仍由郑宜宾任经理.公平公司成了上海烟土托拉斯,所有土行、土店存货,统统交给公司经销.每天公司开盘挂牌,公布鸦片市价,由各土行、土店承销发卖.正当公司经理郑宜宾盘算着如何扩大鸦片经营,待财力更加雄厚时,转而投资银行、工厂等等之时,公司从伊朗运回的第一批红土,竟因不能熬成熟膏（俗称"过笼"）,不能销售.郑宜宾几次派人到伊朗交涉,都无济干事,只得以很低价格卖给日本人,供其炼制红丸.公平公司受了巨大打击,很快倒闭.上海的潮州烟商的势力由极盛而迅速衰落.烟馆营业.
解放以前,无论产烟区还是非产烟区,无论大城市还是小城镇,都有很多烟馆.
四川全省每个县、每个乡,以至每个小角落,都有烟馆.外乡人来到四川偏僻乡间,白天找不到饭店,可到烟馆弄饭吃;夜间找不到旅店,可找烟馆借宿.在当时的四川,找烟馆比找旅馆、饭店还来得容易.刘湘的二十一军有个主办禁烟事务的种长,叫王锡圭,编有一篇描写四川烟馆和烟民的短文.文章开头说"十室之邑,必有烟馆.三人行,必有瘾者..."
四川的一些城市,每条街都有几爿烟馆.除烟馆专做出售熟膏（生烟土煮成）的生意外,其他很多行业都兼做这种生意.
旅馆附设烟馆.重庆龙王庙新川大旅馆,是烟商刘显卿所办,旅馆内就设有烟馆.重庆商会附近的嘉陵大旅馆、沙利文旅馆,磁器街的东南大旅馆,等等,都辟有几间房间专门售烟.四川很少有不附设烟馆的旅馆.
浴室附设烟馆.重庆公园路有个名叫"其春"的高级浴室,内设烟室一,专供顾客浴后吸烟.
妓院附设烟馆.妓院除用纸烟招待光顾者外,还提供鸦片烟具、烟膏供其吸用.这一点,是全国各地妓院通例,不独川省为然.
轮船附设烟馆.乘坐重庆到泸州等地的轮船,特别是重庆到宜昌的轮船,一上船,茶房便问:"你是否需要烟盘?"